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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员:一个优秀教师群体的代称 ——我记忆中的‘八大员’们

作者:鲁健骥  发布日期:2012年10月10日  

  我校60年代的‘八大员’,不但在校内广为人知,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界也是‘响当当’的。可是说起‘八大员’的来历,却知之者不多,因此有必要先说清楚。

  原来,‘八大员’是‘文革’初期披露出来的。‘文革’前夕,学校要提拔一批教师的职称。当时来华部内定的有八位助教可以提为讲师。这八位教学上过得硬,也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这是第一位的)。没成想,被提的这八位名单还没来得及公布,‘文革’就开始了,一揪‘走资派’,把这个名单给抖搂出来了。结果是这八位优秀的教师职称没提成,还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红人’,冠以‘八大员’这么个含有讽刺意味的名目。提职称本是好事,这时候却成了坏事心理上造成了伤害。虽然她们是‘群众’,没有挨斗,是冲击‘走资派’时被捎上的,可是她们精神上承受的压力,心理上受到的伤害,也是巨大的。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再提到‘八大员’,才有了正面的意义,‘八大员’才被承认是60年代对外汉语教师中的佼佼者。

  至于 ‘八大员’都是哪几位,至今说法不一。我倒觉得不必深究,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可以把‘八大员’看成一个人数不定的优秀教师群体,‘八大员’就是这个群体的代称。如果我们只认定八位是优秀的教师,就排除了当时已经是讲师而且很优秀的那些教师,也排除了那些教学上很突出,但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的教师;还有‘八大员’都是女教师,实际上男教师中也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不应该排除他们。所有这些教师,包括‘八大员’在内,表现了60年代北语对外汉语教师的风范,代表了当时对外汉语教学的最高水平。至今我一闭眼,面前都会浮现出这一组群像,他们每个人的形象和他们的教学特点都会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八大员’们都是50年代开始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60年代初北大留学生班与北外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合并时,他们的年纪都在三十岁上下。到文革前夕,他们大多已经有了十年左右的教学经验。这是人在各方面都最充满活力的时期,也是教学上趋于成熟、最能放出光彩的时期,因此,在60年代中期这一群体已经成为教学骨干。这样看,‘八大员’出现在那个时期,可以说有其必然性才。

  我60年代初参加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是在‘八大员’们的熏陶下工作的。他们中有几位堪称我的启蒙老师。在这里,我要记下我对几位‘八大员’的印象。当然,我不可能对他们做全面的介绍。

  最早从北大调到北外非留办(外留办的前身)来充实教学力量的是赵淑华、马欣华、贾玉芬(后调离)三位。她们是从‘下放’地京西山区里的斋堂直接过来的。我至今还记得,她们来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换下‘下放’时穿的肥大的棉袄棉裤,还带着全身的土气与风尘,脸被山风吹得显得很干燥,颧骨红红的。她们三位一来,就开始对我们——当时的身份是 ‘教学翻译’——进行培训。大家挤在一间宿舍里,听她们讲教外国人汉语的特点。由于她们都是有经验的教师,所以讲起来头头是道,具体、生动。然后又讲如何备课,如何写教案,如何应付课堂上的尴尬。这些都是我们当学生时闻所未闻、从未想到过更没有接触过的。讲过之后,要求我们试写教案,她们给点评、修改。她们要求我们一定要系统地补上现代汉语这一课,给我们指定的参考书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大中文系的三册《现代汉语》、张志公主编的《汉语知识》等。

  接着来的是赵桂玲、黄文彦等。这时候已经陆续来了一些非洲学生,非留办改为外留办后,又接受了两个罗马尼亚学生。最早开课的就是他们,由黄文彦老师主讲。这样我们这些‘准教师’就跟堂听课。这是我们最早接触到的对外汉语教学。黄老师的课上得非常严谨,一节课上下来,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节奏感也很强,环环相扣,干净利索。如果说这是‘八大员’上课的共同特点的话,那么,黄老师个人给人印象深的是,她声音洪亮,吐字清晰。后来我发现,她在北外西教室楼一层上课,在相隔几十米开外的来华部所在的六号楼里也听得非常真切。

  接下来开班的是三个索马里班,每个班三十几个人。我被分配跟赵桂玲老师搭班,赵老师是我的第一位引路老师。由于索马里学生只懂一些意大利文,所以配了一位意大利文翻译,我则做专职的复练课教师。除了上复练课之外,我还要听赵老师的讲练课,跟班学习。赵老师不是急性子人,温文尔雅,对学生和蔼可亲,上课有条不紊。她领读时抑扬顿挫,韵律感特别强;她还喜欢在讲台上来回走动,步履轻盈,好像是在走台步。后来才知道,赵老师果然唱得一口好京剧。

  我备好课都要经赵老师过目,有时她也来听我上练习课。当时每天下午是一个班两位老师‘碰头’的时间,一是为了通气,总结当天课的情况,学生方面还存在什么问题,教学上有没有需要‘补火’的地方,使第二天的课衔接得更好一些;二是赵老师对我的复练课给予指导。那种情况就像一对一的师傅带徒弟。这种‘老’带‘新’的办法,‘老’要花费很多精力,而‘新’却绝对地受益匪浅。

  我的第二位引路人是李德津老师。那是1962年,我跟她搭班教桑给巴尔班。这次是我当教学翻译,兼教复练课。李老师的严谨细致认真是出了名的。每天她都要把第二天的教案给我看,使我能做好翻译的准备;有时还要对一些重点难点做些交代,说明为什么这样讲,让我有针对性地准备复练课。我读她的教案,体会她的环节安排,教学步骤和教学方法。这些对我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这期间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事:一是通过语流教语音的试验,一是一次开公开课。据我所知,通过语流教语音,是北外英语系先搞起来的。这件事传到我们这边,李德津认为这种办法也适合教汉语语音特别是外国学生普遍感到困难的几个韵母和汉语特有的前后舌尖元音,可能用语流的办法教效果更好。经过批准,李德津就制定了试验方案,并在桑给巴尔班试验。试验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李德津曾经写了一份试验总结,或许她现在还保留着。

  开公开课是那年新教师培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进了二三十名新教师,都是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因为人数多,对他们就不能一对一地培训了,只能采取集体培训的办法。教学办公室安排李德津开公开课,还是我上复练课。李老师是久经沙场,可我是新手,非常紧张,心里没底。我们一接受任务就开始备课,李老师除了审阅我的教案之外,还不断给我打气,使我逐渐地消除了紧张情绪。

  公开课是在西教室楼二层大阅览室上的。那是外国留学生办公室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课,所以领导非常重视,所有领导和新老教师都来听,黑压压一片人,座无虚席。我这个人从小就怕见人,哪里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头一节是复习课,我一上去汗珠子就掉下来了,估计已经是面红耳赤了。李德津坐在我对面,微笑着,用鼓励的目光看着我。我这才慢慢定下神来开始上课。

  课上得还算顺利,李德津可能也为我松了口气。事后总结时,她还是给我指出什么地方可以再改进。

  第三年我就开始做讲练教师。我想若不是经过两位老师手把手的传授,我不知要走多少弯路。我庆幸自己有这样两位引路老师,至今仍然对她们心怀感激之情。

  1963年,来的留学生人数、国别都有大幅度增加,相应地,教师也增加了很多,就分了教研组。‘八大员’们都作为骨干分散到各组。我所在的亚洲组分到了刘秉和、潘文娱、邵佩珍、贾玉芬等,贾是党员,当组长。刘、潘、邵三位都是59年分别从北外和北大英文系毕业的。她们当时都是二十八九岁,说起来年龄并不算大,可是在我这样的小青年眼里,她们都是大姐,各方面都比我成熟老练得多,所以在她们面前,我总是毕恭毕敬的。她们成为我学习的对象。

  她们三位很快就开课了。刘、邵搭班教尼泊尔班,潘文娱和陈荣德教蒙古班。组里这样安排,可能也是为了让我们青年教师能趁着开课之前的时间,听她们的课,多一点学习的机会。

  刘、邵二位是老搭档,两人合作多年,都是刘教讲练课,邵教复练课。她们是‘科班’学英文出身,所以上课不需要‘唱双簧’,省了很多翻译的时间,有充分的学生活动的时间。可能是因为她们都有学外语的经验,所以更能体会外语教学的特点,更能从学生的角度考虑教学。尼泊尔学生是比较‘听话’的,跟老师配合比较好,再加两位老师的严格要求,这个班的学生成绩不错,只有个别学生发音比较怪。刘秉和在课堂上不苟言笑,但她并不严厉,所以学生并不跟她有距离。邵佩珍则非常和蔼可亲,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可是当学生配合得不好或者纪律稍有松弛的时候,她便马上严肃起来,眉毛拧成两道弯。邵老师由于多年教练习课,经验丰富,知道如何根据学生的特点(主要是国别或学生母语的特点)设计练习,上起课来得心应手,胸有成竹。学生碰上这样的复练课老师,算是走运。我们当时就跟她开玩笑,说她是‘练习课专业户’。也正因为如此,70年代初复校后,编研部(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的前身)编写的教材,其中的练习部分从设计到操作都出自邵佩珍之手。有她独挡一面编练习,主编绝对放心。这是后话。

  当时的老师们都知道,蒙古学生是比较难教的。可是当时两个蒙古班里,潘文娱和陈荣德教的那个班,明显的要好一些。潘老师年轻时就显得富态,做事也不紧不慢。可在课堂上,她却是另一副样子;虽然还是爱笑,却不再不紧不慢,而是节奏很快,学生都得‘紧跟’。她对学生的错误十分敏感,而且反应迅速,学生一出错,一个‘不对!’马上脱口而出,可脸上还挂着笑容。在她的班上听课,让人感到,那些蒙古学生一个个也都训练有素,跟老师配合默契。从后来的情况看,潘老师的敏感不只是表现在对学生的错误方面,她对于语言现象同样很敏感,这表现在她的学术研究中,如《实用现代汉语语法》中她执笔的部分。她的一篇关于‘把’字句的论文,引起语法学界和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关注。

  我还听过程美珍老师的课。程老师上课的个人风格非常突出。上课节奏张弛有度,一点不拖拉,学生自始至终都得围着她‘转’。操练时,她的一个眼神,学生就知道如何动作。做到这一点,若不是着意训练,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大家说,听程老师上课,是一种享受。

  让我再讲两位男老师的故事。一位是姚庆震老师,一位是田万湘老师,他们二位是中年教师中年岁比较大的,大家都称他们‘老姚’、‘老田’。当时姚老师担任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专门教老挝苏发努冯亲王的公子和公主。两个孩子哥哥二十来岁,妹妹十五六岁,都曾在越南学习过,因为他们身份特殊,所以安排上也要特殊。老姚会越南语,于是就把这个特殊的任务交给了他,不仅要教他们汉语,还要在生活上照顾他们,特别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个任务可是担着很大沉重的。那时虽然没有公开两个孩子的身份,但他们一个每天都西装革履,一个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还每天化妆,在外国学生里很是突出很是扎眼。老姚说:‘这两个孩子,在我眼里,就是我的儿子、闺女,没什么特殊。我对他们该说的说,该管的管。’到今天我也没弄清楚老姚是用了什么办法,使两个孩子跟他亲得不得了,连下课休息的时候,也跟在他左右。大家看见了,对他说:‘你真是多了一儿一女啊!’老姚听了,开心地‘呵呵’笑两声。

  田万湘老师以思维缜密、说话雄辩著称。他教一个加纳班,四个学生。加纳学生都是大学毕业,在当时非洲学生中他们文化水平最高,其中一个叫赫维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他们觉得自己跟别的非洲学生不同,很是骄傲,上课时经常要提些怪问题,以赫维为最,总想把老师难倒,所以教他们不容易。可是他们碰上了老田,算是棋逢对手。老田的教室跟我们亚洲组办公室隔一个房间,课间他常到我们这儿来休息,不时地给我们讲班上的新闻。说到赫维,他说,赫维提问的时候,先举手,伸出一个手指头,咧着嘴,发出两声‘嗨嗨’的笑声,问完了就挑战似的盯住老师看,那意思是说:看你怎么回答!可是几个回合下来,赫维就对田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还是爱提问,可是那些挑战性的眼神和动作没有了。老田凭着扎实的功底和雄辩的口才征服了他们。而这背后却是他备课的充分认真细致,我有幸看过他的教案,那里面连教学的细节都用小字写得清清楚楚。老田带有魏碑风格的正楷书法,在来华部是有名的。字写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几乎找不到一个潦草的字。前些年,晚年的田老师将自己毕生的经验加以整理,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学子,受到高度的评价。

  1964年初,我去农村‘四清’,65年暑假前回校。这时,已经成立了北京语言学院,又进了一大批新教师。‘八大员’们就成了来华部的顶梁柱。我在接班之前被安排到李景蕙老师领导的句型法实验教材编写组。编写组的成员情况不一,有几位是64年刚分配来的新老师,当然编教材有困难,编得不尽合要求也在情理之中。李老师习惯用毛笔蘸红墨水在稿子上批注,有时真是满篇红,然后把执笔人找来,一条一条耐心地细细解释。但若是粗心造成的错误,李老师便不能容忍了。我几次都见她一边重重地打着红叉,一边大声叫着:‘这是什么!’而且把本是轻声的‘么’读重,成为‘mè’。

  教材是随编随用,实验在越南学生班进行,由佟慧君老师主讲。李老师给我的任务一是翻译,二是到实验班听课,发现教材的问题报告给她。这就使我有机会感受佟老师在课堂上的风采。佟老师上课的特点是办法多,针对性强,由她主持教材实验,是再合适没有了。实验教材是刻印的,偶尔会有刻写的错误。她拿到教材后都要仔细校对,避免课上临时改正,措手不及;课后她总要把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有一个细节说明她经验丰富,真是‘有办法’。班上有一个岁数比较大的学生,读第三声的时候,总是分两截,两截之间还有个停顿,像是打了一个小嗝儿,常常惹得别的同学发笑。我去听课,也觉得挺怪。班上仅此一例,佟老师就采取了课上不纠缠(纠缠多了既耽误全班的时间,影响教学,又会伤学生的自尊心),课后单独辅导的办法。没过几天,学生的这个毛病就没有了。

  实验教材的效果很好,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好景不常,‘文革’一起,实验就中断了,很可惜。

  1973年复校后,原来的对外汉语教师,一部分留来华部,分出一部分成立了编研部,而编研部大部分都是‘八大员’们。在来华部,‘八大员’们有的当了教研室的领导,有的仍然在第一线教学,发挥了示范作用。像赵淑华、程美珍等老师,都是名师。在编研部,‘八大员’们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建设和教材建设默默无闻地埋头工作,他们参与的不少工作都是开创性的,如词频统计,其成果《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为国内首创,获得了中国图书奖;如系列汉外词典的编纂,开了对外汉语教学工具书编写之先河。但有一项工作,似乎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赵桂玲老师曾经在80年代初为开展泛读,编写了几本汉语简易读物,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始终认为赵老师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本来,如果泛读课能够在教学中落实,教学面貌会得到很大改观。可惜赵老师的心血没有得到回报,那几本简易读物,也就湮没了。

  ‘八大员’那一代人的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的。我在本文中所记,不过是一鳞片甲;系统的总结,非我一己之力之所能也。所幸,‘八大员’已经引起了世人的注意。胡明扬先生就数次提到要关注我校的‘八大员’。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五种《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名师访谈录》,其中的李景蕙卷、赵淑华卷、李德津卷(即出),就是‘八大员’们的‘口述历史’,是她们留给后来者的宝贵财富。

  在一个时期中出现‘八大员’那样一个人数众多的优秀教学群体,在北语的历史上是一个难以为再的罕见的文化现象。如今,‘八大员’们,都已是八十岁上下的老人了,有几位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们今天回忆他们半个世纪前风华正茂的年华,是让后来人能够继承他们艰苦创业的奉献精神,继承他们为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而执着追求的精神,继承他们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今天年轻一代对外汉语教师,各方面的条件都比‘八大员’们创业的年代要好不知多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外汉语教学一定能人才辈出。后来人应该比当年的‘八大员’们做得更好,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绩。新世纪已经过了一个十年,我们有理由相信,到本世纪中叶,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一定能够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还要记住,北语曾经有过一个‘八大员’群体。

网友评论:

  • 鲁老师的文章发人深省。只有像“八大员”这样热爱并献身于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人们才会勤学苦练,精益求精,成为真正的良师、名师。也只有那些对教学知之甚少又心浮气躁的人,才会看不上教学的“雕虫小技”而整日夸夸其谈所谓教学法理论却落不到实处。请鲁老师多多总结自己的教学与科研经验以飨后学。

    发表日期:2014-04-01 23:5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