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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不言下成蹊

作者:本报记者 咸俞灵  发布日期:2017年03月13日  

  从家属区到教学区,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张博教授往来家与单位之间的身影:双肩包,衣着朴素,脚步不疾不徐;遇见时总会打个招呼,看到她亲切的笑容,听到她爽朗的声音。去年年底,张博教授光荣地当选为海淀区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她还曾在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研究基地)担任主任多年,目前兼任《世界汉语研究》主编、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但她低调而知性、温和而严谨的学者气质始终不变,在学生们心中,她也始终是那个学业上要求严格,生活中有着慈母般关爱的张老师。

  与张博教授的对话先从“人大代表”开始。

尽心尽力心系选民利益

  记者:您之前一直都低调地从事着科研教学工作,此次成为人大代表,对于这一角色的转变,您是不是有个接受和适应的过程?

  张博:当人大代表,是我完全没料到的事。我是那种比较专注于自己本职工作的人,多年来一直倾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做人民代表,对我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但是不管有多难,我都得努力学会承担“人民代表”这个角色,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是我最初的想法。

  这两三个月以来,通过参加会议,向老代表取经学习,受到了很多教育。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北语上一届的代表梁太富老师的热心帮助。去年11月24日,我得到当选人大代表的通知时,正要去日本参加学术活动,回来后还没顾上去拜访梁老师,12月1日就收到梁老师的短信。梁老师当时正在治疗膝关节损伤,每周有二十多节课,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主动抽出时间,跟我分享当人大代表的经验,介绍人大代表的工作模式,指导我怎么走访选民,怎么处理选民的诉求,怎么写建议案,把他写的建议案都发给我参考,还约我什么时候一起去社区走访退休职工。一位已经卸任的代表,还这样心系选民,这样无私地帮助新代表,令我非常感激和崇敬。那一刻,“人大代表”这个概念突然变得具体可感,我开始明白自己应当怎么做了。

  记者:听说您前不久已经参加了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在会上您有哪些收获和触动?

  张博:我当选人大代表后,已经参加了4次会议,最长的一次会四天半时间,就是去年年底召开的海淀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这次会使我增长了很多见识,受到很多启发,要说最大的收获和触动,还是来自于那些以服务社会、改善民生为己任的代表们。

  我所在的第四联组,大部分代表都是高校、科研机构、大公司或街道居委会的负责人,可以说都是“日理万机”的大忙人,可对当人大代表,都那么恪尽职守。每次讨论时,代表们总是争先恐后地发言。有关海淀区政治经济、科技创新、市政工程、养老就医、基础教育、环境卫生、公共文化的种种见解,无不体现出他们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深入调查和思考。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他为了证明某段高速公路进出口设计不合理,提出改进建议,多次实地调查统计单位时间内进出车辆的数量。从这些代表身上,我懂得了什么叫担当,什么是奉献,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记者:履职以后,您打算如何行使人大代表的职责?身边的师生是否已经开始向您反映问题或提出建议了?您是怎样回应的?

  张博:关于如何履职,我给自己定了两个原则:一是要立足本选区的特点,更多地了解我校广大教师、学生、职工的意愿和社情民意;二是要像对待教学和科研那样严谨认真地对待人大代表的工作,帮助本选区的老师同学和社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的确已经有几位老师向我反映问题了,我的态度是有求必应,但总的感觉是还不摸门径,得到的更多是经验教训。较深的体会有两点:一是面对选民的诉求一定要先做调查,这样才能正确判断其所提要求是否合理;二是要弄清楚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比如,早在选举人大代表期间,就有老师跟我说,晚上操场黑灯瞎火的,不方便锻炼,你当上人大代表后,要帮助我们呼吁在操场安个灯。去年年底又有几名女生希望我反映这件事。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不少高校很重视提供操场晚间照明,去年6月南开大学就有一篇报道,说南开两个校区都实现了室外体育场灯光全覆盖。我想,北语作为一所国际化大学,更应当为热爱健身的中外师生提供便利,于是,我就写了一份建议书,辗转找了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最后得到校办黄益方主任的重视和支持,目前这件事已列入学校这学期的修缮计划。

追求卓越坚守学术阵地

记者:您在繁忙的科研、教学工作之余,还担任着《世界汉语教学》的主编,这项工作是否能让您站在学术前沿,了解到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期刊作者的互动给您带来了什么?

张博:一个合格的主编、一本成熟的学术期刊应该关注学术前沿,追踪学术前沿,具有明察学术前沿的视野,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本领域的前沿研究。从我的体会来说,当编辑确实比较方便了解最新学术动态,这是由期刊论文的创新性、时效性决定的。

与期刊作者的互动让我体会最深的一点是,他们的论文都凝聚着太多心血,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记得有一位本校作者投稿后曾提着一个大包来办公室找我,包里全是英文书和复印件,这些英文资料基本上都被他翻看破了,上面密密麻麻的满是标记和批注。他详细地跟我讲了论文研究的问题,以往研究的不足,他的研究有什么创新,等等,他那种执着、那些付出令我深受震撼。面对这样的作者,你会觉得自己能为他们做点事情,是非常荣耀非常有价值的。

记者:在2016年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中,《世界汉语教学》的复合影响因子位列汉语类期刊第一。您作为主编,对来稿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和独到的眼光吗?

张博:学术期刊怎样遴选出优质稿件,最根本的是要靠这个期刊的办刊信念和运作机制。在我做主编的这些年,我和编辑部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世界汉语教学》应当成为国际范围内汉语第二语言教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力的期刊。为了坚守这一信念,我们确立了“遵循学术规范,完善学术评价,坚守学术良知,秉持学术公正”的审稿原则,严格实行“初审-外审-复审-终审”的审稿程序,每一篇稿件的初审结果、送审哪几位专家以及修改稿的复审都要经过编辑部审稿会讨论,集体决定。当然,作为主编,我可能会比较多地关注《世汉》发表的论文对学术界重大研究方向上的引领作用,关注论文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创新动向和意义,关注论文对本领域研究重点、热点和难点的推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跟大家交换意见,经过讨论形成共识,按照会议决议来录用稿件,从来没有擅自录用任何稿件。

《世汉》能有今天的学术声誉,是编辑部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要特别感谢老主编赵金铭教授和前英文编辑鲁健骥教授,感谢先后与我在编辑部共事的几位编辑,我们共事多年,意气相投、精诚团结,合作得非常默契愉快。

慢功远利传承治学精神

记者:在您的求学过程中,哪些事、哪些人是促成您走上学术之路的关键点?比如您的导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刘又辛先生等,他们在治学、做人方面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张博:我在读大学本科时,对语言学并没有什么感觉,喜欢的是先秦文学;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我想教先秦文学,可系党总支书记非要让我去教现代汉语语音,理由是我的普通话比较标准。在我教了一年多现代汉语语音后,蒙语言教研室主任刘世俊先生提携,让我做他的古代汉语课助教,培养我教古代汉语课。这样的专业调整,促使我决定考研,报考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汉语史专业,有幸成为刘又辛先生的弟子。

刘先生在学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不能急功近利。先生不主张我们着急写文章,经常说汉语史专业的研究生,三年时间太短,要沉下心来读书,打基础。他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来日方长”。刘先生既重学养,又重识见,力求深入探讨语言发展及学术沿革,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和创新。先生这种治学风格以及对我们的学术训练,很容易让我们沉浸于学术之中,不知不觉地我就对汉语同族词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发现语言学才是自己的真爱。在做人方面,刘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与人为善,平和宽容。先生对社会总是看到进步的方面,对人总是看优点,对学生唯有鼓励引导。这种品德修为是我一直努力仿效而又难以企及的。

记者:是否可以给众多语言学方向的研究生提供一些写作科研论文的建议?

张博:写论文绝没有捷径可走,谁也不是天生的文章家,一定要带着问题持之以恒地钻研,才有可能写出高水平的科研论文。《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曾于2015年9月20日举办过一次期刊论文写作讲习班,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语文》主编刘丹青先生主讲“期刊论文的选题与创新”。在演讲中,刘先生以人体部位为喻,指明期刊论文几个关键要素的特质,他说,取材犹如血肉,方法犹如骨架,论证犹如神经,组织犹如血脉,行文犹如颜值,而选题最重要,犹如人的生命、灵魂或首脑。他高度概括了期刊对论文几个关键要素的要求:选题要“新”、取材要“实”、方法要“高”、论证要“密”、组织要“清”、行文要“平”。这场演讲极为精彩精辟,相信对大家写科研论文很有启发。

以前我的有些学生不仅不会写论文,连语言表达都成问题。我给这类学生制订了一种特别的训练方法,让他们读经典论文时要连读三遍。第一遍侧重意思,弄明白文章研究的问题、观点和结论等;第二遍侧重论证方法或论证的逻辑,看文章是怎样环环相扣展开论证的;第三遍要大声朗读,增强学术语言的语感。这样的训练方法挺奏效,学生也能明显感到自己的进步。这也算一条建议吧。总之,文无定法,要多读常练,慢功远利,厚积薄发。


张博教授的谈话,给人感觉如春风拂面,深水静流。尽管她总是那么谦虚低调,也从没想过成为人大代表,她自然散发的人格魅力却赢得了选民的信任,成为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最佳人选。这正应了那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期待张博教授对这一新的人生角色做出她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民的诠释。


1-最美北语人

张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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