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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西湖·狮子山·丽娃河·成府路 ——六十自述并代序《潜斋文献语言论集》

作者:华学诚 发布日期:2017年0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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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的家乡在江苏省兴化市,她自古一直隶属于扬州,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析分为扬州和泰州两个地级市后,兴化归属泰州。那里地处江淮之间,西临运河,东望大海。因为河网密布、地势低洼,当地人称里下河锅底洼。这是一块孕育着古老文明的沃土,战国时代曾为楚国所辖,所以又称楚水。优越的地理、繁荣的经济养育了灿烂的历史文化,自南宋咸淳至清末光绪,中举的有262人,进士及第的有93人,明代还出过三任宰辅,宗臣、施耐庵、郑板桥、任大椿、刘熙载都是兴化的历史人杰。

   我的老家在兴化东境比邻东台市的一个较大的村庄——华庄,世世代代以农耕为业,没有出过真正的文化人。到了家父这一代,情况稍有改变: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父亲读过几天书,也就两三年;他少年时曾在南京做过店伙计,算是见过一点儿世面的人物;1949年后一直担任村社级干部,属于亦农亦官的乡村小吏。家父对子女接受学校教育的重视在乡里有口皆碑,作为子女中唯一的男丁,家父对我的要求尤其严苛。我祖父年轻时就双目失明了,没有读过一天书却满肚子都是故事,什么东周列国、三国演义、薛仁贵征东之类的历史传奇就是自小听他讲述的,祖父还时常跟年幼的我念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在我心中烙印深刻。

   我的人生主线可以概括为读书、教书、写书的“三书”之路,而最终能够走上这条道路,与兴化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自幼所受家教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些因素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然,能够从乡村走出来并最终走上“三书”之路,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文革”后高考的恢复,我是这一伟大历史性决策的第一批受益者。

   离开老家之后所走过的路,阶段特点与四所大学紧密相连,这四所大学坐落在或水或山或文化学术长廊之间,因而可用四句话来概括我那已成过往的历程:瘦西湖畔发愤苦读经典、狮子山上立志专攻《方言》、丽娃河滨成就获奖专著、成府路边编织学术梦想。

瘦西湖畔发愤苦读经典

   1977年高考初试不利,我不得不放弃了南京大学志愿,最后以高出南京大学当年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被扬州师院录取。扬州师院坐落在“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瘦西湖畔,三二同窗各自携书一卷,或散步,或划船,神侃畅聊,那时放时收、宛如锦带的一泓曲水,以及那如飘如拂、似烟若云的长柳,因此而融进了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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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师院这所不大的地方高校藏书丰富,中文系专家云集,城市更是秀外慧中。带着沮丧走进学校的我惊奇地发现,这里实在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我的所有课余时间几乎都泡在了图书馆里,大一大二到底阅读了多少中外经典名著已经记不清了,图书馆阅览室外国文学名著专柜上的一两百种肯定全看完了;那时还疯狂地购书,菲薄的助学金和家里的资助除了最简单的果腹之需外,几乎都送进了书店,“文革”后首印的《说文解字》《十三经注疏》等经典使用至今。

大三即将来临之时,我对泛泛狂读已不能满足,开始寻找主攻方向,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文献语言的艰涩难懂,吸引了我的目光,民国时曾任东吴、大夏、圣约翰大学教授的王善业先生成了我步入专业研习的启蒙老师。王先生传统学问根底深厚,精研唐韵,通晓多国文字而尤擅德文,慈眉善目、温柔敦厚。在学界还是一片萧条的景象下,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叩门求教古文献、古汉语的学习,王先生欢迎的热烈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先生为我开出了第一份专业书单,记得王立达的《汉语研究小史》就是先生让我精读的第一本入门书。先生还允我随时登门请教,后来主动提出每周一见,让我汇报读书情况,一起讨论问题,我给先生介绍新到的《中国语文》目录,并诵读先生感兴趣的文章。我非常感激王先生,是先生打开了我的智慧之门,这样耳提面命式的指导,现在的研究生也无法得到。

   在王先生指导下读书的时光持续了不到一年,白内障终于让先生失去了最后一点儿视力,先生介绍我拜识了他的高足、正届中年的赵航先生。赵先生长于训诂,尤精乾嘉之学,其时赵先生正致力于研究扬州学派,并已经发表论著多种,因此阅读清代小学名著成为赵先生给我规定的功课。那时寻找这类古籍很难,图书馆找不着(其实还被封存着),就辗转向私人求借,借到了就狠命看,宿舍、教室熄灯了就秉烛夜读。记得《说文段注》就是同学帮我从一位中学退休教师那里借到的,万有文库本,每次只借给我两册,还回去才会借给我下面两册,因为太喜欢这部书了,怕以后借不着就动手抄录,当段注影印本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首印时,我已经抄完了全书的十之七八。我至今觉得这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训练,自己此后一直受惠于这样的“原始”训练。

   在扬州读书期间,我登门求教过的专家还有很多,还曾写信求教过徐世荣、蒋礼鸿等先生,这些先生的热情鼓励和具体指导,坚定了我走上这条道路的决心,先生们的来信我至今都还保存着。大学后两年和毕业后在盐城工作的三年多期间,我发表了六七篇论文,其中1981年发表的处女作《读<反训探原>》被人大复印资料专题卡片收录,补正梅祖麟教授的文章则刊发到了《中国语文》上。

   扬州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改变了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收获了美好甘醇的爱情,更重要的是,这里成为我走上学术之路的起点和第一站。到哪里我都忘不了书香飘逸的扬州师院,忘不了美丽如画的瘦西湖,这所学校、这座城市,特别是与学校连在一起的瘦西湖,已经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

狮子山上立志专攻《方言》

   1985年秋季,我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四川师大坐落在成都东郊的狮子山上,春天缤纷灿烂的桃花,秋天云蒸霞蔚的柑桔,起伏绵延的山冈、曲折幽静的小道,以及山下不时呼啸而过的成昆列车,这些都从此镶嵌进了我的学术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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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硕士导师是刘君惠先生。刘先生曾从赵少咸先生问学,1949年之前的教授,蜀中一代鸿儒,深受学界敬重;先生治学的座右铭是,审名实、重佐证、守规律、戒妄牵、断情感、汰华辞;刘先生邃于声音训诂,长于典章名物,早年就治《方言》《尔雅》,并讲授过诸子哲学、文化史、训诂学多门课程。入川前我计划主要研习高邮二王,一年后决定专攻扬雄《方言》则是接受了刘君惠先生的意见。

   刘先生对我的精心指导,使我受益终身。自汉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历代学者并没有象对待《尔雅》《说文》那样重视《方言》,所传版本舛误很多,研究成果也较为单薄,《方言》的整理和研究得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困难很多也很大,对我来讲,这种专题系统研究则是全新的。所以大到版本流传,前人研究的评介,今天研究的路径,小到如何收集材料、整理资料,刘先生都给我以具体指导;我的读书心得、小论文、阶段成果,先生都细致审阅、亲笔批改,甚至查好资料抄在卡片上带给我。

   刘君惠先生还给我引见了很多著名专家学者,并使我有幸得到了他们的指点,老一辈学者如周祖谟、萧璋、徐复、姜亮夫、蒋礼鸿、李运益等先生,当时的中年学者如张永言、赵振铎、王宁、许嘉璐、郭在贻等先生,到这些先生府上求教时我都带有刘先生的亲笔信。刘先生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师不仅要把你带进学术,还要把你带入学术界。先生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1986年,我开始梳理《方言》的历代研究成果,特别是清代成果,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做了一百多万字的卡片,装了满满两只纸箱,并在其后数年内陆续完成了郭璞、戴震、王念孙、卢文弨、刘台拱、钱绎、周祖谟等人的专书专论,其中钱绎论成为我申请硕士学位的论文。刘君惠先生领衔著述的《扬雄方言研究》一书第三编是我上述成果的概述,各篇专论则收入我在1991年出版的论文集《潜斋语文丛稿》中。1988年夏季毕业离开成都直到1998年暑假之前的十年间,我在扬州的研究工作继续在先生指导下进行,主要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汇校汇证的计划都曾经得到先生的指教。历代《方言》主要注家研究的完成以《<方言>研究的历史鸟瞰》于1992年发表为标志,此后则致力于更广范围内的材料搜集,同时针对周祖谟先生《方言校笺》做补正工作,并开始思考汇校汇证的具体做法,《方言》的整理与研究在繁重的教学和管理工作间隙艰难地继续着。

   狮子山有我很多老师,而刘君惠先生对我的影响最为深远:先生狮子山上的寓所、盐市口老宅的书房,都记忆着师生俩小酌论学的情景;先生不仅教会我如何做学问,而且指明了我一生研究的方向。《方言》研究起步于狮子山,系统学术训练完成于狮子山,我的研究已经深深打上了狮子山的烙印,我的成绩中渗透着刘君惠先生的心血。

丽娃河边成就获奖专著

   1998年秋季,我来到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秀丽的丽娃河穿校而过,粼粼波光、两岸花丛,灰白的拱桥横空飞架,水滨的闲亭时隐时现,河心的喷泉壮观别致,沪上校园第一风光就这样载入了我记忆的硬盘。

我的博士导师是李玲璞先生。李先生不仅学问好、人好,而且特擅因材施教。读博期间先生就让我进入了他主持的课题组,担任《古文字诂林》编委,从而扩大了我的视野,锻炼了我驾驭较大课题的的能力;遇到具体问题时先生则辅之以研讨,先生每有佳构或我每有新作,都会在第一时间讨论,学术动态则及时交流。李先生对我学习、生活的关心无微不至,读书期间就给我配置了独立使用的起居工作室,并一手操办了我到沪上工作的调令。师从李先生读学位加上在华东师大工作的时间前后有八年,非常幸运。《古文字诂林》编纂室与先生拥书对坐、数学楼工作室和先生倾心交流、丽娃河边陪先生漫步聊天,这一切美好的镜头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在上海读书、工作的八年时光,可以用“忙碌、紧张、充实、快乐”这几个字来概括。除了教学、培养研究生之外,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在科研上,完成的任务主要有:《古文字诂林》将近200万字的编纂,李先生古汉语自学辅导书编写的协助,自己30万字论文集的出版,40万字博士论文的撰写,《扬雄方言校释汇证》的撰成,30余篇论文的陆续发表。上述编纂、撰写的总字数约有400万字左右。

2009年12月华学诚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刘延东颁发文科科研一等奖

2009年12月华学诚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刘延东颁发文科科研一等奖


   先后获得重要奖项的两部著作都完成在丽娃河畔。《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是200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2003年评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6年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这部著作是我对《方言》产生前后全部成果的系统爬梳和研究,正如之前我对《方言》全部注家研究的性质一样,都是为了最终完成校释汇证工作而做的阶段性成果。这部著作出版后赢得学界广泛赞誉,并很快脱销,2007年修订重版,2014年出了第三版。《扬雄方言校释汇证》2005年在上海脱稿,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很多专家发表了书评,《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报纸还发表了长篇报导或通讯,此书荣获了好几项高等级奖项。

   丽娃河八年是我收获的八年,收获了成绩,也收获了辛苦和快乐!我的导师李玲璞先生的学识人品,上海师大许威汉先生的仁慈宽厚,南京大学鲁国尧先生的儒雅方正,复旦大学胡奇光先生的淡泊清净、吴金华先生的睿智幽默,以及学术界很多朋友兄弟般的真挚情意,所有这些美好和自己八年的殚精竭虑,都与丽娃河的秀丽风光一起定格到我的著作之中。

成府路边编织学术梦想

   2006年夏季,我被引进北京语言大学任教。北语东门外是南北走向的学院路,南门外则是东西走向的成府路。成府路因旧有乾隆十一子成亲王园邸而得名,如今则因有北大、清华等著名高等学府的聚集而闻名。在这条文化学术长廊边,在未名湖、清华园东邻这座被誉为“小联合国”的袖珍而美丽的校园里,我开始编织新的学术梦想。

2011年9月华学诚在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成果新书发布会上

2011年9月华学诚在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成果新书发布会上


   北语首先是我的收获地,是我的福地。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是来到北语之后在2007年和2009年先后获得的;之前展开的一些课题,在来到北语之后也获得了国家立项并得以完成,如“《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得到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二期专项经费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的支持,这一课题的成果、由我主编的八种学术专著于2011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顺利出版。2012年我荣幸地成为北语首批聘任的两名特聘教授之一,2014年又很幸运地被评擢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北语是语言学家之家,更是语言学之家。众所周知,北语是全球从事汉语作为二语教育的强校、大校,汉语国际教育是强项也是特色。但这只是强项和特色,因为北语深知,无论什么层次、什么性质的语言教学,都必须以语言及其文化的研究作为发展的根基,因此语言学科和相关文化学科的高水平建设与发展就始终是北语作为现代大学需要不断努力的,近十余年来北语“古”字头汉语汉字学科得到前所未有的进步就是证明。文献语言学学科现在专家麇集,方向齐全,他们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大、吉林大学、华东师大等名校,学科队伍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学缘是十分令人钦羡的,很骄傲我能成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北语还是一个能够有梦且能圆梦的地方。西方学科体系在20世纪引入之后,中国传统人文学科体系被全面解构,特别是从事与古文献密不可分的语言文字研究在现行学科体系下谋求发展会时时遭遇无解的难题。因而,来北语不久我就有了一个梦想,希望能寻找到一个既照顾现行学科整体体系又适合中国特色的学科建构思路。2014年我向学校提出建设“文献语言学”这一创新性学科的设想,学校很快同意,并把这一内容作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任务写进了合约:学校全力满足相关条件,支持“建构文献语言学特色学科,创办学术刊物《文献语言学》、举办文献语言学国际学术论坛及文献语言学系列讲座”,并批准成立文献语言学研究所作为工作平台。2015年下半年“首届文献语言学国际学术论坛”顺利举办、《文献语言学》辑刊顺利创刊、文献语言学系列讲座顺利开讲。我的梦想开始付诸实现竟然能够如此迅速,这就是北语。

   来北语已逾十年,如今也年届花甲,回顾往事,感慨万千。这十年我要特别感恩成府路边文化学术长廊的无限风光,感恩郭锡良先生、王宁先生、鲁国尧先生等前辈学者提携的不遗余力,感恩海内外学界中青年朋友帮助的倾心无私,还要特别感恩胸怀天下、远见卓识的北语领导!正是有了成府路、有了这些值得感恩的人,我才敢于有梦且能圆梦,这个学术梦想显然还在越做越大。

    作者:华学诚,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古代语言学文献,兼及文字、训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