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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这本辞典想被海外读者“看得懂、用得上”

作者:欧洲时报  发布日期:2018年11月19日  

“这本辞典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多语种翻译,能让外国人增进对中国的理解。”11月7日,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宝锋接受捕舆者采访时说道。

华舆报道,近年来,为方便海外汉学家和译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精粹,多个文化传播工程通过中国国家层面推出。2016年初,由北京语言大学执行的《中国文化知识辞典》项目,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专家,徐宝锋曾获巴黎中国电影节特殊贡献奖,并接待过来自65个国家的近700位汉学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在他看来,编辞典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考虑海外读者的阅读兴趣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宝锋。(图片来源:华舆)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宝锋。(图片来源:华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专家唐磊指出,《中国文化知识辞典》是一个跨文化项目,对于词条的编选,不仅需要有比较文化的视野,更要在跨文化场景中去打磨。

据按照“古今各占一半”的思路,辞典已初步分成20个类别,每个词条的释义控制在400-600字。摆在词条编写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从3万个关于中国文化的词条中,拟定选出1500个,怎么选?

对此,徐宝锋认为,除了强调辞典的国际传播属性,词语本身的活性和在当代的生命力,也是重要入选标准。他向捕舆者介绍,在请专家们选出首批关键词之后,项目组通过高校的平行语料库进行了一次大数据比对,结果发现,这些词的使用频率并不高,只能再去挑。“选给外国人的词,必须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高频率出现的,而不能是边缘化的,要让海外读者看得懂、用得上。”

和文化普及类读物不同,辞典的编写需要经过反复推敲、验证和沉淀,这也是《中国文化知识辞典》一直在打磨的原因。

前期调研时,项目组曾在互联网上投放了一个选词平台,不仅动员网友参与,中外留学生、海外汉学家和译者也进行了投票。由于涵盖各个学科门类,不同文化背景的选词者,对中国的印象和兴趣点往往大相径庭。

实际上,海外读者的文化趣味,一直是专家组的选词方向。在最近一次的研讨会上,捕舆者看到,历史学科组成员就对“武则天”一词是否入选展开讨论,有人提出,“唐朝的历史人物里,武则天是比较受西方读者关注的,应该入选”。

《中国文化知识辞典》网页设计图。(图片来源:中国文化译研网)

《中国文化知识辞典》网页设计图。(图片来源:中国文化译研网)

减少文化误解

“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把推广汉语和传播文化划等号,而忽略了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层面的影响,其实汉语的普及并不意味着文化被吸收。”谈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现状,徐宝锋有些担忧。

从事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多年,他发现,即便汉语非常流利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经常处于表层,对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更是存在许多知识缺陷甚至空白。在当代语境下,这很容易对中国产生误解。

这种文化误解,徐宝锋自己就深有体会。去伊朗之前,他一直以为伊朗是个宗政合一的国家,去了之后他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国度。他看到,人们最崇拜的不只是宗教,还有诗人。14世纪伟大诗人默罕默德·哈菲兹受到全民崇拜,在商店、机场和酒店,随处都有他的诗集,墓地边人头攒动。

另一方面,由于中外读者阅读兴趣不尽相同,海外译者的翻译缺乏引导,容易迷失方向。具体操作时,还存在“术语翻译标准不统一”、“碎片化”等问题。

“这本辞典相当于给海外读者梳理出了中国文化的关键节点,这样他们在阅读或翻译典籍时,就能够对那些关键时期和术语形成正确的理解,避免造成偏误。”徐宝锋介绍。辞典的价值还不止于此,译者翻译词条产生的大量语料,将对未来的小语种翻译与教学带来帮助。

《中国文化知识辞典》中文母本封面示意图。(图片来源:中国文化译研网)

《中国文化知识辞典》中文母本封面示意图。(图片来源:中国文化译研网)

据了解,《中国知识文化辞典》中文母本预计于2019年编纂完成,并将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总编辑王瑞生透露,该项目已成功入选中国“十三五”重点出版工程。

在中文母本基础上,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法语、俄语、蒙古语、乌克兰语等30种外语版本也将陆续启动,为中国作品对外翻译与传播工作提供基础性服务。

这是一个“民心工程”

编纂一本工具书耗时耗力,工作繁琐,如果不能从中发现乐趣,似乎很难将这项枯燥的工作坚持到底。中国语言学家陈原曾主持《现代汉语词典》《汉英词典》的出版工作,他曾开玩笑说,在欧洲要惩罚一个人,就是把他发配去编词典。

这并不完全是戏言。联系专家选词,组织讨论会,经历筛选后形成第一个版本,再修改……徐宝锋看到了项目推进过程的艰难。但想到能与汉学家、译者们增进情感沟通和深度交流,又让他充满动力。“这是‘国家工程’,但实际上,我认为它更像是一个‘民心工程’来做的。”

项目前期,徐宝锋邀请了许多汉学家参与讨论,其中包括马尔代夫前驻华大使默罕默德·拉希德、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这两位都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尤其是贝淡宁,是第一个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开讲座的外国学者,被学界称为“中国通”。“当和他们聊起辞典,你就会了解他们脑海里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也摸清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印象。”徐宝锋说道。

而这对于认清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地位、影响、传播战略和发展方向,都非常有益。当下的海外文化圈,懂中国语言、但没有打通中国文化的并不在少数。在一次讨论会上,当看到“江湖”这个词语时,来自美国的“外国人写中国计划”作者史凯文(Kevin Smith)提出了困惑:“我不太明白这个词的意思”。

“外国人写中国计划”作者史凯文(Kevin Smith)。(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外国人写中国计划”作者史凯文(Kevin Smith)。(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尽管在中国生活了15年,有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但史凯文告诉捕舆者,对于一些深层的中国文化词语,自己仍会感到不理解。得知《中国文化知识辞典》会有英文版,他认为,这将对他了解中国带来帮助。

参与评词的专家组表示,对于一本给海外读者查阅的工具书,要能帮助他们准确定位到中国文化关键节点上的关键问题。比如说到秦代,他通过这本工具书能知道,哪几个人是最重要的,哪些事件最重要,哪些文化现象必须了解。这样就不用去翻秦代历史,通过若干个关键词,能直接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省时省力但是会很有效果。

站在接受者角度看问题,这是徐宝锋反复提及的的一句话。他提醒道,不要小看关键词,通过它们可以一览中国文化精华。30个语种的翻译,在中国辞典编写的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这也是其意义所在。

http://www.oushinet.com/qj/qjnews/20181114/305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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