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中华民族大文学史观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由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和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联合主办。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局原总编、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傅璇琮，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童庆炳，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詹福瑞教授，中宣部全国社科规划办副主任杨庆存，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文学所研究员胡明、陶文鹏，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汤晓青，中国人民大学李炳海、袁济喜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梁庭望教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文日焕教授、钟进文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赵敏俐教授教授，北京语言大学韩经太教授、孙海燕副研究员、王培友博士、张静博士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就创建“中华民族大文学史观”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并就将来《中华民族大文学史》的撰写进行了积极的展望。

梁庭望教授首先介绍了少数民族文学六十年来的主要成果，并且指出汉族的民间文学边缘化、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的现状亟需改变。钟进文教授又就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和现状进行了汇报，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总结阶段。文日焕教授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完全有理由从政治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文学角度上融入到中国文学史内。现在的文学史把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完全双轨化，带来了文化认同问题和民族误解。接着，汤晓青研究员就目前民族文学研究自身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她指出，除了作家、作品，少数民族文学现在大量处于从口头到书面转换的过程之中，有着大量的特殊文学现象值得研究。

随后，与会代表在此基础之上就“中华民族大文学史观”展开多元讨论。傅璇琮先生认为以前的两千多种中国文学史都是单一的文学史，如今设计的多民族文学综合研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项目。童庆炳先生指出中华大文学史这个课题符合目前国力强盛、民族团结的时代要求。赵敏俐教授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体，我们的文学史也应该是一部多民族文学史。李炳海教授根据自己教学中一些体会谈了树立大文学史观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政治上加强民族团结、文化上提升现有研究成果的必要手段。詹福瑞先生指出传统的文学史观有三类局限，而这三点正是我们的大文学史观将来要解决的问题，也即树立一个多民族平等对待的文学史；树立不同地域文化多元并存的文学史观；树立雅俗共赏的文学史观。左东岭教授认为把各个民族的优秀作家、作品介绍出来，是多民族大文学史最基本的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比较的关系，第三个层面则需要把中华民族文学形成的内在凝聚力和异质性总结出来。杨义先生提出三个原则：一就是在原来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强化空间维度，二除了文学发展的中心凝聚力之外，还要强化两个不同文化板块结合部里的根源活力。三要在加强史料考证的基础上深化对其内容的考察。

在将来《中华民族大文学史》撰写的具体操作层面上，专家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袁济喜教授建议可以先出一个时期的断代史稿，然后广泛地征求意见，例如找来各民族文学的专家进行会诊，再看社会效果怎么样，最终整套推开。陶文鹏先生认为可先就中华民族文学史观写作各种专题研究。胡明先生指出不能将56个民族的文学史搞拼盘，要非常巧妙、非常有机地把一些科学的概念融合进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编写中。王培友博士就大文学史观的发展主线如何确定，研究视角如何选取，如何权衡有代表性的作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的策划者之一韩经太先生建设性地提出在多民族文学史这样一个框架之间，建议能不能用多元的“多民族英雄主义”主题替代以前的“爱国主义”主题，并希望最终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精粹的，而不是以量取胜的大文学史。

杨庆存先生在发言中指出，这个《中华民族大文学史》题目大、难度大，意义也很大。由此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树立问题意识，在学术目的的基础上，课题一定要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全民族素质的提高结合在一起，让全世界能够通过这一研究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第二要开阔学术视野，充分利用吸收现有的文化资源。有个长远的打算，比如是建立一个数据库；有一个近期的打算，比如先搞一个文学史纲，然后再分阶段、分层次地推进。第三要注重规律探讨，找出中华民族大文学互相融合、互相促进的规律，从而把这部文学史写得既丰富又深刻。第四要学风严谨，这既包括学术的严谨，也包括政治的严谨。

会议结束后，与会专家表示今后要继续推动这项事业，还需要多研讨、多交流，尤其是加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群体和汉文化研究群体之间的交流，这次会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期待着日后能够继续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