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我的深渊
慰藉，交流，以及对它们的吁求与渴望，几乎成了现代人心中冗长而遥不可及的梦想。历代以来由人类自己提出的一切希望原则到二十世纪都破碎了。在二次世界大战、性解放、解构主义等惨痛的历史记忆中，遗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怀疑的碎片，深刻的怀疑，虚无。要在怀疑与虚无中获得慰藉是无望的。在这种更深的伤害面前，人类要么“像牲畜一样狼吞虎咽”（赫拉克利特语），要么就陷入恐惧与绝望，像卡夫卡那样以虫的方式表现对这个世界的悲恸。天堂已经远去，安慰者已经缺席，人类以什么作为自己的幸福，作为自己存在下去的力量呢？当我们面对一个为早夭的儿子垂泪的母亲，一个在深夜徘徊的失恋者，或者面对一个在病床上熬着最后时光的绝症患者时，是那样的束手无策。在这些需要慰藉的一颗颗心灵面前，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类是那样的一贫如洗。
文艺复兴时期建立起来的那个意气风发的人（以雄伟的大卫像为代表），再也不能成为人类的理想了。自救是不可能的，许多先知式的人物都在绝望中发出了这样的叹息，如卡夫卡、加缪等。那么，海明威呢？他笔下的那个老人是英雄与坚强意志的代表，最后在梦中都还梦见狮子，可这个耀眼的乌托邦，人的神话，在海明威将猎枪塞进自己嘴巴那个时刻也破灭了。面对这些破碎的图景，以及幻灭感，我不知道萨特的“存在就是本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哲学自信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他既然否定了人有自救的可能性，人又何以知道自己的存在呢？他的人道主义的基础是什么呢？把一种自己都无法证实的存在当作存在的本质，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更深的绝望。1948年8月，素有“存在主义第二号人物”之称的加缪，在圣保罗作讲演时为存在主义作了一个迷人的解释：“存在主义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圣。奥古斯丁，他对知识的主要贡献毫无疑问是他丰富的方法论。存在主义首先是一种方法。”我想，纯粹的方法是无法给带来慰藉与盼望的。圣。奥古斯丁带给我们的显然不会是一套存在方法论，他至少告诉我们：忏悔能使人回到神的面前，从而获得一个审察自己的地位。存在主义背叛了奥古斯丁尊神为大的立场，他们提出的一切希望原则都是在人里面的，人是非凡的人，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就是为了蔑视神的刑罚，在推石这种类似苦役的循环往复的工作中，以接受命运的挑战来获得存在的幸福。
但这并不等于人就真的为自己找到了希望。加缪最终得出了一个新的哲学公式：“我反抗，因此，我们生存。”这比起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似乎更具有行动性。加缪的反抗是为了建立现实的人的尊严，恢复南方思想中自然和美的概念。可是，一个以反抗作为自己生存基础的人一定不会有安息的，安息只存在于相信之中。从该隐到尼采，这条反抗线上的人，心中充满的都是矛盾和颤栗。反抗形象中最著名的是普罗米修斯，最终他也变成了半神半人，而不是普通人，他代表的也不过是人的理想。如果从现实这一面来看，人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是在不断地走向衷败，他在卡夫卡那里是一只“甲虫”；在艾略特那里是“稻草人”；在罗伯-格里耶那里是物；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孤独的、失去人性意义的小丑；在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中，他们是一些无法交流的活死尸；在毕加索那里只是一些割裂的方块，逐渐趋向于零……还有什么图景比这些更让人绝望呢？
二十世纪的人是一面破碎的旗帜。当物质不断丰富，科技不断发达时，人类好像才醒悟过来，其实人类最大的困难还是人类自己。奥古斯丁因着接受了圣经思想，就哀叹道：“如今我最大的困境是我自己。”自我成了每个人的敌人，因为自我不再代表正确的人，人与自我隔绝了，奥古斯丁甚至还说：“就是连我悔改的眼泪也还需要基督血的洁净。”这种深深的对人的怀疑使他绝望，但是，对神的笃信又使他存着永远的盼望，奥古斯丁就这样一直生活在绝望与盼望之间，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慰藉是一种深渊与深渊的响应。
深渊与深渊的响应。绝望是一个深渊，黑暗的深渊；希望也是一个深渊，光明的深渊。无边的绝望与无边的希望，一边是人，一边是神。人的尽头神的起头，西方许多思想家都体验到了这一点，像里尔克、基尔凯戈尔等人，早年都生活在虔诚的基督徒家里，因着对人的绝望情形的洞察，使他们在晚年都有一种强烈的想重回故地的梦想，可他们都只能思想，不再相信了，最后在痛苦与矛盾中死去。还有新正统派神学家蒂利希，在二战时期他曾做过军中牧师，当他看到战争的废墟时，他在日记中说：“我看到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倒塌。”他转向了神学，成绩卓著，可到临死前，他的学生问他说：“你祷告吗？”蒂利希痛苦地回答说：“不，我只冥思。”另外一位杰出的神学家巴特，至死持着“高等批判”的方法解释圣经他只相信福音的意义，不相信福音的事实。这么一位著作等身的神学家，也照样难逃痛苦的结局。因为在他们的视野中，安慰者是缺席的，他们只能与思想中的自我交流，无法与那位他们所思的有位格的神交流。在死亡面前，他们才真实感到，自我、自我的产物（思想、神学观念）无法使自己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太迟了。
二十世纪的文学，哲学，神学，绘画，音乐，电影，都笼罩在浓厚的失败主义的氛围中。绝望粉碎了每一个人。在一个缺乏爱、慰藉、交流、永恒的世代里，一切的艺术、思想只能带上冷漠、变质、绝望的品格。到后现代哲学那里，甚至连加缪那种“反抗者”的姿态也消失了，“怎样都行”。加缪为“反抗者”下的定义是：“什么是反抗者？就是说不的人。但如果说他拒绝的话，他绝不放弃。他同时又是最初意念中说是的人。”反抗者至少还有一个立场供他反抗，为他提供“说不”的理由。如今只有一些意志消沉的人，无奈地接受着一切，不再有反抗者了，原因在于勇气丧失了。人的神话、思想的神话、希望的神话都瓦解了，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人眷恋，值得人为之受难呢？或者说，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慰藉人呢？就像伯格曼的电影《呼喊与细语》里的那些无望的呼叫由谁来应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