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如此出人意外地收场，真正体现了历史辩证法的缘由。它那伟大、神圣、终极性的目标虽然被背叛，但并没有被灭绝；它的报复虽然无形，却具有最强大的力量，虽然无情，却使俄国和全人类获得最珍贵的启示
斯芬克思之谜
无论拥护还是反对，没有人能否认十月革命对于20世纪乃至可以想象的人类命运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从世界历史的完整性出发，十月革命才是全球近代史的终结，现代史的开端。直到苏联解体，世界历史天空最夺目的旗帜是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升起的。
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美国的历程相比，苏俄一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就散发着史诗般的光辉，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苏俄那样，一开始就以人类和世界的名义，开创着文明的新纪元。
苏俄的成就举世皆知：它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三百年来一统天下的巨大危机；它把一种新的人类解放福音带给世界；它用三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用两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把一个愚昧、落后、腐朽的三流国家改造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它在抵抗并粉碎纳粹德国的世界性大战中居功厥伟；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把核弹头直接运到美国后院；它的国民教育、退休养老、医疗保健令全世界艳羡不已；它的电影、芭蕾舞和奥运奖牌使整个西方相形见绌；它的哲学、制度和生活方式成为无数民族仰望和遵从的典范；它的原子弹、氢弹足可以将全世界摧毁五十次以上；它所主宰的半个世界远比另外半个世界更高尚、更纯洁、更无私、更有前途；它对西方的最终取代和胜利，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苏俄一度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不仅成为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精神祖国，而且获得了包括英国戏剧大师肖伯纳、德国戏剧天才布莱希特、法国物理学家若里奥·居里夫妇、相对论创立者爱因斯坦、西班牙现代艺术泰斗毕加索、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等成千上万名西方杰出人士的同情、赞同、神往。苏俄社会充满朝气、活力、天真，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伟大民族的人民正在满怀热情地建设一个新世界。
但74年之后，这样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没有被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干涉扼杀于襁褓之中，没有在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面前溃败，却在其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外交诸方面并无重大危机时，戏剧般地坍塌了。无论捍卫者或颠覆者，都没有为之流血，更没有战争——甚至已没有捍卫和颠覆者。
这是现代世界真正的斯芬克思之谜。
如果说十月革命是20世纪初世界历史最重大的事件，从而根本改变了人类命运，那么，苏俄的溃散则再次变换了世界历史的潮流。在未来五十年到一百年间，无论怎样估计苏俄衰亡造成的影响，都不为过。
不言而喻，对于中国而言，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坦荡博大精神洞悉、明辨、审问苏俄的败亡，是更为峻急的任务。
是革命，也是救赎
十月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口号和理论体系进行的，与西方现代文明总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直接的牵涉，但其渊源、性质、风格和命运却深深地植根于俄国历史土壤之中。
马、恩曾断定俄国在“传统和制度，性质和状态”上属于“东方普遍奴隶制”，完全缺乏《共产党宣言》中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结构。俄国如果发生一场旨在土地和一切资源国有化的革命，很可能会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
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曾反复提醒说，西欧的共产主义一旦被实际推广到俄国，共产主义将沦为“一种谎言，它的后面隐藏着极少数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这种谎言更加危险的是，它看起来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恩格斯也预感到，有一种“预言家，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者，要求以这种身份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
列宁一度追随马、恩，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的厌恶和深刻的警惕。他与马克思的俄国大弟子普烈汉诺夫一样，一度朦胧地看到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
但是，俄国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状况，却更具支配性力量。十月革命也许不能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革命，却是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是一次异于西欧社会革命而别具另类人类意义的大革命。
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深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更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当黑夜降临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才刚刚迎来东方第一道曙光。俄国横跨欧亚大陆，却神意地缺少海洋、高山、沙漠等自然屏障。俄罗斯在地缘空间上向东绵延，与西方先后经历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现代科技浪潮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和历史断层。
历史的演进极为巧合地与地理特征相互叠加作用，共同推进了俄罗斯帝国的天命意识和救世主义。
从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与拜占庭结亲并皈依上帝开始，俄罗斯便被某种天命的光芒所笼罩，俄罗斯人开始以基督的名义，高擎十字军旗帜发动“圣战”。
自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寿终正寝，莫斯科从此把自己看作新的帝国。1473年，伊凡开始使用沙皇。从此，俄罗斯帝国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西推进，作为蒙古帝国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东扩张，就成为伊凡使用双头鹰国徽的天命所在；从此，俄国开始自称“神圣俄罗斯”。
但是，俄国与西方的差距并未因俄国历史命运的演变而缩小，正是俄国自命的弥赛亚救赎意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之间的“历史张力”，加剧了俄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亚历山大一世率反法同盟对巴黎的征服，反而刺激了十二月党人的觉醒和起义，极其戏剧性而严峻地暴露了沙皇帝国的内在矛盾。从此，俄国先进人物就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精神反抗和社会革命，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知识分子，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都痛苦而愤怒地面对着一个巨大现实，即以沙皇专制、农奴制和国家控制的东正教为支柱的俄罗斯帝国从来没有真正体现过基督教真理，俄国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次终极意义上的救赎。
对沙皇制度的绝望和对西方的抗拒汇聚成俄国特有的末世主义和新的启示。事实上，从彼得大帝以后历代沙皇的改革，其速度和规模都远远不能填补俄国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对现实和历史道路的幻灭感。
十月革命既是彼得大帝以后俄国效法并赶超西方所引发的所有社会关系、思潮、事变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欧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造成的诸种历史动因在俄国激起的回应。对于列宁、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领导人而言，正如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约翰·里德在其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所直接观察到的那样，“布尔什维克领导着劳动人民，以疾风骤雨之势扫清了历史的陈迹，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地放在他们那迫切又伟大的希望上。不论人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感如何，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的大事。”
苏俄一改与西欧相比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形象和心态：专制、愚昧、黑暗、落后……十月革命借助战争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转换：俄国不再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仿效者，而是世界历史的引领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消除人类躁狂精神病周期性发作的悲剧，并为人类最高的文明奠定基础”(《列·托洛茨基自传》)。历史真理的光芒从此由克里姆林宫放射而出，将照亮巴黎、伦敦、柏林等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角落。
预言得到应验
虽然列宁生前已预感到，俄国革命可能由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之间的分裂而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并以其最后的生命反复告诫说，革命所取得的成就还微不足道，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管理国家，是行不通的。并组织了工农检察院，并且在其遗嘱中逐一分析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个人品德”，并且用极其明确的措辞要求把斯大林“撤下来”。他还是无法想象，在他身后，革命将会发生何等严重的变形和倒退。
理想和献身精神是列宁身上最动人的地方；但是，在巨大的权力与脆弱易变的人性之间，列宁来不及、也不可能设计一套确保革命政权不被篡夺、革命权力不被出卖、革命目标不被背叛的制度。
几乎与此同时，关于革命历史命运的论争开始出现。
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是第一位为十月革命欢呼和辩护的欧洲革命家，这位被资产阶级称为“嗜血的罗莎”，也是第一位向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发出严重警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集会和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会逐渐灭绝，社会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来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领袖卡尔·考茨基预言俄国革命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政变”：“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
近一个世纪后，人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些并非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最正直最有头脑的人物的忧虑和告诫，虽然十分刺耳，却是对十月革命另一种命运的真实描述，是被后来的图景验明的真实预言。
事实上，由于俄国的历史环境，尤其面对十月革命后的现状，列宁只能全力以赴地为维护和巩固革命成果而战。
马克思、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领袖和政治导师，但他们一天也没有实际掌握权力，更没有在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非西方国家掌握过最高权力，他们完全不可能设计一套对革命领袖进行监督、制约、裁决、罢免的制度。
历史表明，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卢森堡、考茨基，包括列宁本人，他们谁都没有预见到，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民主与专制的取舍，竟然会成为最致命的抉择。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到了斯大林身上，个人迷信、个人专断会发展到怎样严重的程度。
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这一时期内有420万人被镇压。
俄国近一个世纪的救赎精神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开创、嘱托的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伟大历史运动，竟然出现相反的结果。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完全凌驾于党、人民和国家头上。完全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道德准则和政治遗训，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偶像崇拜和领袖拜物教，斯大林被称颂为“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