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一个民族通过自己的体究，融贯各种知识形成的思想。这个思想不是固定的，而是生长着的。研究它，不是为了博古炫耀，也不仅仅是为了存亡继绝，而是为了我们能以自己的思想自立于天地之间。国学是学术，是思想，与汉服、祭拜、造假古董之类的“热”没有关系。国学不是既成的答案，而是通往现代中国思想的途径。拘牵、颟顸、自封、自隘是它的大敌，包容与开放才是它的品格。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国学”就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不说别的，光“国学”这个名称能否成立，就已经争论了几一个世纪。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国学”就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不说别的，光“国学”这个名称能否成立，就已经争论了几一个世纪。在许多人看来，国学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国学两个字就犯了‘名不正’的毛病。究竟‘国学’是什么？现在谁能下一个合理的定义？”即便是对国学心存敬意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钱穆在其《国学概论》一开头就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断。”“学术本无国界”，说得并不正确，应该是学术研究本无国界，而学术研究的内容，是有国界的。比如，世界各国的人都可以研究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本身是有国界的。说“国学”“前既无承”也不妥当，朱熹就已说过：“国学者，圣贤之学也，仲尼孟轲之学也，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只不过“国学”只是偶然为他提及，而未成为一个普遍流行的名词而已。至于说“将来亦恐不立”也只是钱穆自己的估计。但他说“国学”“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却是正确的。如不是现代及现代性对中国文化产生的种种问题的话，“国学”一词也许不会流行，更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根据史学家的考证，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出现于上世纪初。其出现的背景具有显明的时代特征，即救亡图存。当时的人们一方面普遍承认西方学术的优越；另一方面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西方学术的压倒性影响产生认同焦虑，担心人们对传统学术思想的迅速遗忘与放弃将导致国家与民族的灭亡。最初提倡国学者强烈意识到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的根本关系：“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且非惟强国为然也。”(《拟设国粹堂启》)提倡国学，非仅为学，乃为国也。
正因为“国学”是在西学在华日盛的背景下被普通谈论，马一浮也认为“国学”这个名词“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马一浮在此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国学”一名是“依他起”，即依西学而起，是国人为了区别中国本土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而给传统学术起的名字。固然笼统，但至少是起到了区别的作用。所以虽“本不可用”，但还是可以成立。因为国人常说的“西学”之名远比“国学”更为笼统，更“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既然人们对“西学”之名不以为怪，那为什么对“国学”要那么苛刻呢？
倒是被人看作西化派的胡适对“国学”一词比较宽容，他对“国学”一词的正当性并不持异议，他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虽然胡适把国学等同于国故学，但一切主张国学名词可用者，一般都会接受他的“国学”定义。如吴宓虽然在文化立场上与胡适有明显的分歧，对“国学”的定义却也类似胡适：“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这定义也许会有人（如马一浮）觉得笼统，但如“西学”一词可用，自然“国学”亦无不可用之理。
然而，人们往往根据近代西方的学术分科来指责国学含混笼统，如陈独秀便是如此，他说：“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大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以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他由此得出结论：“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来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其实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已经指出，国学的内容包括经学、史学、子学、理学、掌故学、文学。可是，不知为什么，人们往往觉得西方近代的学术分科天然合理，而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则没有独立成科的资格。中国传统学术只有纳入西方近代学术的分科才能获得其学术或科学的身份，甚至有人提出，要后代学者用一番苦功，从“一个囫囵的国故学”中一样一样整理出“政治学、政治史、社会学、社会史、文学、文学史、哲学、哲学史以及一切工业、农业、数理、格物”，并“归并在全世界的学术里，把这虚无缥缈学术界上大耻辱的国故学名词取销。”(许啸天)近年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也与此成见有关。
人们反对“国学”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学术无国界，世界各国都没有它们的国学，为何中国却有国学？“何以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德国学、法国学、美国学、英国学和日本学？而我们中国独有所谓‘国学’？”(何炳松)这种质疑的背后，则是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担心。但这种质疑是建立在孤陋寡闻的基础上的。德国有所谓日耳曼学（Germanistik），美国有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而日本也有其国学，焉能说只能中国才有“国学”？
其实，质疑“国学”者既不真正在意概念定义，也没有太多的学理关怀，他们有他们未便明言的担心，有他们的言外之意。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中国能否脱华入欧，进入所谓的普世文明。他们都认为西方文明（其实是近代西方文明）代表人类的普世文明，向西方文明靠拢，就是向普世文明靠拢。而区区“国学”二字，就会使得我们对西方文明“表出深闭固拒的态度，”“生出的流弊层出不穷，将来一定要使我国的文化永在混乱无望故步自封的境界里。”(何炳松)总之是“西”字可以讲，“国”字要不得。因为“国故是过去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毛子水)这种决绝的态度，在一部分国人中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上个世纪到今天，反对或质疑国学的人，归根结底都不是出于学理或学术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的理由，就是认为国学有碍于中国的现代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来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却纠缠了中国思想界一个世纪都未有定论，而且那些似曾相识的反对理由和质疑论据不厌其烦地被人一再重复。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尽管人们对国学的定义本身并无取得一致意见，但国学研究却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前期有一个繁荣期，当时许多高校建立了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最著名者当数北大的国学门和清华的国学研究院。不仅青年学子踊跃报考，而且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出现了许多专门的国学杂志和出版社，一些报刊特辟国学专栏，标榜国学的学术社团明显增多，遍及全国各地。但当时人们研究国学的目的并不相同。一些人的确是为了研究和保存传统学术，并将它发扬光大，而不让西方汉学家专美于前。但也有一些人却不是从学术的目的，而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提倡整理国故，如胡适。他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他要“捉妖”、“打鬼”，给国故来“最后一刀”，使少年人明白那些东西“也不过如此”，“一心一意去寻求新知识和新道德。”
从上个世纪到今天，反对或质疑国学的人，归根结底都不是出于学理或学术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的理由，就是认为国学不但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反而有碍于中国的现代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来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却纠缠了中国思想界一个世纪都未有定论，而且那些似曾相识的反对理由和质疑论据不厌其烦地被人一再重复。西方人不会根据他们的传统文化是否有助于现代化来决定对它的态度，而我们则不然。近代以来，我们总是以有用无用（是否有利于现代化）来决定事物的价值，包括学术思想的真理。这种思想和逻辑的混乱，已经让我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上个世纪的国学热或国学研究由于国难而中断，“国学”重新为国人关注，已是一个甲子之后了。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报道；同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国学与国学大师的魅力》。进入本世纪，“国学”开始升温。然而，历史并未重复。这次的国学热，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国经济近三十年的飞速发展和大国地位的建立，使得中国人再也不必为亡国灭种而担心，不必为了保国保种而保文化。那么，今天的“国学”热又为哪般？
抛开人们图新鲜、换文化胃口、商家为发国学财而炒作、媒体为提高收视率而制造舆论等非文化因素外，首先是人们在全球化时代渴望找到自己的身份与认同。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日趋同质化和一体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各个特殊群体渴望认同自身的过程。正是随着全球化过程的进行，这些群体产生了要在全球-人类环境的关系中认同自身的愿望。每一个群体都必须在向别人学习的同时又保持其认同感。当闻一多写下：“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这些灼热的诗行时，他是用诗的语言写下了中国人在现代性条件下的认同焦虑。
这认同焦虑是这波国学热的内在原因。在现代条件下，即便承认普世价值，也不能代替文化认同。现代性并未给予人类以明确的方向，它充其量提供无方向的方向——追逐眼前利益。文化认同并不是刻意突出自己的文化特性，而是在自己身历现代性危机之后，思考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要向何处去。正因为未来没有预定的方向，我们才迫不得已从自己的过去中寻找给自己未来定位的坐标。毕竟路要自己走，认同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坐标，找方向，找立足点。在这种情况下，国学作为传统思想的结晶，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是自然的。
尽管如此，国学仍然面对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它的种种质疑。首先就是国学乃专制之学，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非彻底抛弃不可。由于百余年中国民主化进程曾发展缓慢，国学更是常常成为替罪的羔羊。“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谭嗣同的这段话代表了许多人对国学的看法，一个多世纪以来似乎成了不刊之论，实际上却是偏激之论。国学中当然包含有专制色彩的东西，但也有不少反专制的东西。当初国粹派就提出要区分真儒之学和伪儒之学、君学与国学。焚书坑儒之类的惨祸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从反面说明传统学术思想必有与专制主义格格不入之处。用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指称国学本身是近代最大的学术偏见。
虽然前人已经提出要区分真儒之学和伪儒之学、君学与国学，但这方面的工作却做得很不够。今天提倡国学者必须继续这个工作，否则就无以回应一百年来几成定论的对国学的政治批评。不仅要将反专制的思想传统彰显出来，以正视听，而且还要进一步阐发这个优良传统，让它对于今天的问题仍然不失其相关性。如果古希腊思想仍有其当代价值的话，中国的国学同样是如此。西方人并不因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支持奴隶制、批评民主制而否认他们学说的永久价值，我们为什么却要因为国学某些与现代性不相容的内容而否定国学的整体价值呢？这样做不是头脑太简单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