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作人：从文学源流看历史的循环

这里还要展开评述的是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属于30年代初的论著，此时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已过去十多年，但仍不妨看作是有关新文学的一种对话。和前两节所述讲的胡适的进化论文学史观以及梁实秋以人性为核心的“共时”的文学史观相比照，正好构成另外一翼参照，即循环论的文学史观。当然还要注意，周作人此文更大程度上是针对30年代初文坛上左倾机械论和功利主义有感而发的。该书是周作人1932年3、4月间在辅仁大学讲演的记录稿，旨在探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源流、经过和意义。其最有特色的地方是讲“源流”，对新文学运动经过的叙述只占很小的部分。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也追溯过新文学的源流，力图从两千多年来“白话文学”的传统中寻求新文学成立的根据。而周作人所讲的“源流”不同，而且“讲法”即观察文学史现象的方法也不一样。胡适所持的是进化的文学史观，与传统讲史的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观念相反，要找出一条有箭头的文学发展线索。而周作人则似乎又多少回复到传统，起码在表面上如此，他对文学史看法比较接近历史循环论。周作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言志派与载道派两种文学潮流的起伏消长，构成了全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曲线；而五四新文学的源流则可以追溯到明末的“公安派”。

我们从文学史观和方法论角度看看周作人是怎样为新文学溯源的。该书是讲演稿，写得比较随意，但理论逻辑清晰。全书分五讲。第一讲指出关于文学研究的范围、对象和方法等问题，认为文学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纯文学”，因为文学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要注重综合文化史来考察文学史。显然，周作人对当时正大受青年知识者欢迎的唯物史观和阶级论不满，对于左翼理论家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也有异议。周作人特别指出“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情感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这和他所主张的文学是“自己的园地”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并不赞成当时流行的那些过于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言说。他在文中再一次提到了文学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体操”。这种文学观，直接决定了他这篇文学史论作的理论特性：力求超离时代、现实等具体的外部条件，宏观地把握文学运动的内驱力及基本运作模式。周作人也声称他正是以这种淡化社会功利性的文学史观去说明新文学运动的前因与后果的。

在第三讲中，周作人概略地描述了中国文学变迁的线索。其思路是：文学本是由宗教分化出来的，因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潮流，即言志派和载道派。“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条弯曲的河流”，从甲处（言志）流到乙处（载道），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从而以内在的矛盾双方不断冲突推进文学运动。周作人不同意胡适所主张的进化的文学史观。他说，胡适将白话文学看作“文学惟一的目的地”，以为文学历来都朝这个方向走，只因为障碍物太多，直到新文学运动“才得走入正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文学运动的实际的。“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周作人在这里的确指出了进化的文学史观的误区，即将文学运动理解为直线向前的单轨发展过程。然而周作人在批评胡适的进化论文学史观时，又多少倒向了历史循环论。在他看来，明代公安派作家袁宏道所说的有关“法”的变迁规律，也可以用来观察和解释文学流变。袁宏道在为江进之《雪涛阁集》所作序文中说：“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周作人将“法”解释为现在之所谓“主义”或“体裁”，认为不同的“主义”或“体裁”，都是在不断地矫枉过正之中成功与变迁的。周作人以这样的类似循环的观点来看文学史，就不赞成胡适那样完全否定传统的文学，也并不赞同将新文学运动看作全部中国文学发展的最终“目的”。周作人用较多的篇幅评述了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目的是证明历史的循环与类同。他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明代公安派文学潮流作了比较，结论是两次运动的“趋向是相同”的。

接着，在第三、四讲中，述评“清代文学的反动”，主要讲述八股文和桐城派文学的来龙去脉，认为这些潮流都属于“遵命文学”过了头，又引起“不遵命的革命文学”，也就是新文学运动。明末的文学是新文学的“来源”，而清代八股文学桐城派古文所激起的“反动”，则成了新文学发生的“原因”。周作人特别比较了新文学的主张与明末公安派的类同点。他认为两者都属“言志”的文学，或者叫“即兴的文学”。胡适的“八不主义”和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及“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其精神趋向是一致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在最后一章中，周作人回顾了“文学革命运动”的经过，较具体解释了运动的外部原因。周作人注重传统文学潜在的影响，不过他并不认为传统影响的某一方面“再现”出来就足以形成新的文学潮流，他还是注意到时代原因和社会背景以及外国文学影响等“外因”。他认为五四时代文人身上虽然有传统影响，但由于时代毕竟不同，又受了“西洋思想的陶冶”，在人生观、科学精神等“根柢”上又都“异于从前很多”，所以文学创作内容也和传统文学绝不相同了。

看来，周作人也并非如后来许多人批判他时所说的那样，完全否认新文学的时代本质，他对于新文学运动所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新文学运动在时代变革中所表现出来的崭新的精神气象，还是给予肯定的。周作人其实是从不同的层面讨论问题：在研究新文学“源流”时，他注重从中国古今文学变迁的整个大格局中去探寻文学自身的矛盾方面，他偏向于对文学史作宏观的“结构分析”，即找到文学运动中“变而不变的美”；关于两个基本文学倾向的互动关系，这看法的确接近历史循环论。周作人这样处理文学变迁史，也从一方面纠正了进化文学史观的偏颇，说明了文学的历史发展不见得是日趋完善的单向进步过程，构筑文学史不能忽略进化过程中的退化及周期性循环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已引起一些论者的兴趣。诸如考察审美风尚的起伏升降，形式的回环转换，乃至某些基本文学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强调，等等，都有周期“小循环”的现象表现，需要从理论上深入解释。由此看来，周作人这篇“源流”论在文学史方法上又不失其价值。

以上我们讨论了胡适、梁实秋与周作人三种不同的文学史观，涉及对新文学性质、源流和地位的不同的评价。三种文学史观，或三种对新文学史的评价，看起来互相对立，其实也有彼此的补充、纠偏。尽管三家论著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语境”也有所不同，但就新文学的评价及文学史观而言，仍在构成彼此的对话。相比之下，胡适所代表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影响最大，最久远，而梁实秋的“共时”文学史观与周作人的偏于循环论的文学史观，也对后来的文学史写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到30年代，以唯物史观为根柢的另一种文学史观也全面介入对新文学的评价，并成为最明快、最有力的主导性的文学史观。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之下，多种文学史观的潜在对话仍在继续，并各自在不同程度上推动或制约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构

收稿日期：2000-06-0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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