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年届七旬之际，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人生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70岁的孔子从政治转向文化，潜心于《春秋》的编纂等多项文化事业；通过传统文化的整理与提炼，孔子完成了为人间制定规则、确立准据、寻找意义之使命，从而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与之不同的是，70岁的苏格拉底被人控告，并被判处死刑，在神意与公众意愿的冲突中，苏格拉底除了走向死亡，别无选择。中西圣贤在七旬之际的不同境遇，体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思想与文化。
一、70岁的孔子与70岁的苏格拉底
考究中西文化的源头，人们习惯于把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就相同的方面来说，两位圣贤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地位大致相当，获得的尊崇难分伯仲，甚至都喜欢“述而不作”这种表达思想的方式——格言式的孔氏“论语”是孔门弟子整理而成的，论辩式的苏氏“论语”则是柏拉图、色诺芬等人记载下来的，等等。不过，两位圣贤之间的差异更加引人注目：孔子曾“居庙堂之高”，怀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为了重返庙堂，曾多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国；苏格拉底始终安心做一个职业的雕刻技师，喜欢利用业余时间漫步雅典街市，自由闲适地找人谈天。此外，孔子晚年的基本身份是教师，招收的学生比较多，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相比之下，苏格拉底的朋友比较多，在交往的过程中，平等的争辩随处可见，似乎并不享有孔子那样的尊严……。
倘若要就孔子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异同做出全面的比较，显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因此，本文只想讨论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两位圣贤在70岁时的境遇。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两位圣贤在年届七旬之际，无论是内心体验还是外在处境，都截然不同。简而言之，70岁的孔子自由自在、随心所欲；70岁的苏格拉底却受制于人、身不由己。
先看70岁的孔子。
按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享年73岁（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对于这段漫长的人生旅程，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有一段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番话，显然是孔子在垂暮之年对自己的一生所作的一个简短的总结。然而，这又绝不是一份单纯的“个人总结”，相反，它对于历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都具有强调的示范意义与规范作用：一个人在30岁时应当站稳脚跟，在40岁时应当世事洞明而不至于迷惘，到了50岁，就应当知道上天为自己安排的命运，如果活到花甲之年，就要能够辨别各种话语的是非真假，等等。但是，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还是孔子在70岁时的心境：他感到，只要按照心里的想法去说、去做，就不会超越规矩。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东方圣贤在70岁前后的一个显著区别：在70岁之前，他只能实现某个单一的、具体的目标，譬如辨别真假、找准位置之类；但是，年过七旬之后，他似乎就迈入了一个自由自在的全新境界：心身和谐、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毋须掩饰、不用伪装、不必隐藏；不会犯规，不会出错，自在安详。
再看70岁的苏格拉底。
那是公元前399年的春天，70岁的苏格拉底被人控告。原告包括三人，他们分别是悲剧诗人迈雷托平、修辞学家赖垦、民主派政治活动家安匿托士。他们控告苏格拉底犯有两项罪行：一是渎神或慢神，二是蛊惑败坏青年。为了审理这个案件，雅典城邦依法组织了一个包括501人的审判官团队。在审判过程中，先由原告方提出控诉，然后是被告苏格拉底做出辩护。接下来，由审判官团队就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是281张赞成票对220张反对票，从而对苏格拉底做出了有罪判决。关于刑罚方式，原告的建议是处以死刑，苏格拉底的建议是罚款——起先认罚1个命那，后来受在场朋友的怂恿，追加到30命那。最终的结果是，审判官团队决定采用原告的提议，判处苏格拉底死刑。[1]（P83-84）
按照当时的惯例，苏格拉底原本可以免除一死。免死的方法也很多，譬如，在审判之前就流亡境外，这是当时比较常见的选择；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措辞温软，说些悔改的话，或追述战功，请求将功赎罪；要么自认充分的罚款，以博得审判者的宽宥；或者在判决之后、执行之前的一个月内设法逃亡，等等。只要选择了其中的任何一项，苏格拉底都可以继续活下来。然而，这位70岁的老人没有做出其他选择，而是选择了死亡。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这位临终的圣贤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处好，唯有神知道。”[1]（P80）这样的悲剧性结局，与孔子的“从心所欲”，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二、70岁的孔子为什么“从心所欲”
先看70岁的孔子为什么“从心所欲不逾矩”。
也许有人会认为，苏格拉底遭到指控，是因为三个原告平日受过苏氏的批评，怀恨在心，以控告作为报复的手段，因此，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缘于他树敌过多。然而，比较起来，孔子需要面对的论敌与政敌，恐怕并不比苏格拉底的对手更少吧，为什么孔子就可以“从心所欲”呢？
在孔子时代的言论界，盛行的是百家争鸣。孔氏学说作为一门显学，自然会招致广泛的异议。譬如墨子，就对孔子的儒学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诸如不信天鬼，“天鬼不悦”；坚持厚葬，劳民伤财，等等（《墨子?公孟》）。在《非儒》篇中，墨子还说：（孔氏）“盛饰邪说，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在墨家之外，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对于孔氏的批判与讥讽，更是不留情面。
在政治实践领域，孔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幸运者。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少年的“孔子贫且贱。”在他30多岁的时候，曾遇到齐景公问政，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策，后来还说“政在节财”。这样一些政治见解，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但却遭到了晏婴的坚决反对。稍后，孔子又面临齐国大夫的迫害，只好逃离齐国。直到50岁左右，孔子才进入鲁国政府，先后担任过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等职务。56岁那年，孔子还以大司寇的身份“行摄相事”，诛杀过“乱政者少正卯”。其间，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正当孔子踌躇满志之际，一场政治阴谋又把他逼下台，迫使他背井离乡。此后的13年里，孔子周游列国，希望再次找到伸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降临。大约在70岁左右，孔子终于回到了鲁国。三年后，即鲁哀公十六年，73岁的孔子撒手人寰，告别了这个世界。
从这样的人生经历来看，当孔子体验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恰恰是他结束颠沛生涯、安居鲁国的时候。在最后的三年时间里，“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他把自己的工作重心从政治领域转到了文化领域。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记述，孔子在这个时期的文化活动主要包括：
（1）整理古代的“礼”——“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2）整理古代的“乐”——孔子自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3）整理古代的“诗”——“三百五篇孔子比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4）整理古代的“易”——（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5）编写古史“春秋”——“子曰：‘弗乎弗乎，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而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为‘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其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除了这五项具体的文化事业，孔子还在教育方面花费了较多的精力。《史记》上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在诸多文化业绩中，无论是编写《史记》的太史公还是孔子本人，最为看重的恐怕还是《春秋》的编纂。在太史公眼里，“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后人也说，在《春秋》中，“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这样的评价，当然包含了夸张或修辞的成分。不过，就像巴金晚年以五卷《随想录》作为他一生的“收支总帐”一样，年过七旬的孔子省视他的一生，大概也是把《春秋》视为他一生的“收支总账”的。在七旬孔子的内心深处，最值得“见于后世”的，大约不是以大司寇的身份诛杀少正卯，应当是潜心编成的《春秋》吧？倘若依照现代人的习俗，如果在孔子的墓碑上刻下“《春秋》作者之墓”，可能最符合孔子本人的心愿吧？
在做完了这些文化活动之后，特别是在完成了《春秋》之后，孔子感到，无论是对后世还是对自己，都可以有一个交待了。少年的贫贱，青年的困厄，中年的奔波，短暂的政治生涯，都已经随风而逝，了无痕迹。只有最后几年里完成的文化事业，才让老人的内心得到了足够的宽慰。特别是《春秋》的编写，简直就是一项立法活动：何为正当，何为不正当；褒什么，贬什么，都发乎孔子的心里，出自孔子的笔下。为什么“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原因就在于：在这个时候，孔子自己就是各种规矩的制定者、一切是非标准的确立者。他想什么，什么就是“矩”；他做什么，什么就是“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