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接着说，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传统。接着说的意思就是研究学术，传授知识应该有本有源，有根有底，有故事有由来。通俗的说，就是你的学问来自何处，你应该知道；你的学术位置处在什么地方，你应该明白；你的传承谱系怎样构成，你应该晓得。

最早讲接着说的应该是北大的冯友兰先生，此说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如今主张接着说的北大教授依然众多，例如叶朗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接着说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北京大学的传统，而北京大学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差不多就代表了中国学术的传统。

其实我们中国人——包括学术中人，也包括艺术中人，一句话，举凡有些特殊技艺色彩的行业都是主张接着说的，否则难免被看成无门无派的野路子，而一旦被归划进野路子当中，你路子再野，才华再出众，也不过是旁门左道罢了。

中国人习惯接着说，西方人却热衷于反着说。反着说一词，不见于西方经典，这是我的一个杜撰。虽是杜撰，并非无其所本，之所以这样杜撰，是相对于中国传统而典型言之。

我们主张接着说，仿佛接力赛一样，一棒接着一棒。从孔夫子到康有为，从周文王到孙中山，都可以从他们的所言所论所著所述所行所止中看到那种千年一脉的传继关系。这个，在西方人那里，恐怕是很难理解的，甚至是有些恐怖的。

但这样的情形，在我们这里，不过是一件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孔夫子的主张，若非一大半至少一小半就活在我们头脑中，就表现在我们的言谈里。我们头脑中想的，嘴巴上说的，行为中做的，和孔夫子实在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其明证之一，就是于丹教授的《于丹〈论语〉心得》。这心得能一下子火遍中国，正是因为中国人人人心中有孔子，才可能产生那样的共鸣之声。不信，你换一个心得对象试试，换柏拉图试试，换林肯试试，或者换福柯试试，你心得再好，要那样的共鸣之声，怕是不能够的。

二、令世人惊叹莫名的接着说

接着说，作为一种学术乃至文化传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而且回首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确实因此创造出许多历史的奇观。

以学术而论，儒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奇迹。儒学传统，概而言之，即今已有2500年历史。2500年，25个世纪呀！传统未断，师承未断，命脉未断，文化辐射也未断。其状如长江大河，山固有低昂，水固有深浅，流固有缓急，但其一脉相承，历尽千曲百转，依然是这一脉长流，历尽千难万险，依然是这一脉长流。

西方的文化传统也很悠久，但中间有断层。西方哲学，上溯其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甚至有西方哲学史家断言，西方2000年的哲学史，其实就是一部柏拉图哲学的阐释史。然而，不确。至少，中世纪的数百年间，柏拉图的传统是断了的，——没人接着他老先生说了。那个时代，只有基督教哲学，没有古希腊哲学，或者说，只有被基督化的古希腊哲学，而没有真正的尤其是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了。

儒学则不然，它自诞生的一日起，既有先秦传统，又有两汉传统，还有魏晋南北朝传统，复有隋唐五代传统，更有宋、元、明、清传统，一直到现代，又有了新儒学传统。虽然2000多年间，几多变荡，几多风雨，甚至天崩地坼，甚或天地颠复，然而，那传统，却能历千难万阻而不动摇，经百复千劫犹然自我。

魏晋时玄学兴盛，主导不是儒学，至少不是纯正的儒学。然而，儒学的影响，依然首屈一指。以当时很特别的人物曹操为例，他一方面主张唯才是举，一方面又主张以孝治天下。以孝治天下，不是儒学是什么呢？

唐代佛教兴盛，道教亦兴盛，但儒学的主导地位无可动摇。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主线还是儒家经典，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主流也是儒学风范。

宋代大儒群生，新说惊世，成就了儒学史上的另一个高峰与辉煌。元代，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却依然主张科举，本质上还是崇奉儒学。明代专制，但儒学的影响不减反增，清代虽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对儒学的崇敬绝不逊于任何一个历史时代。

不唯如此，经过历史的不断层积、冲撞与洗礼，我们还是发现，传统儒学经过宋明新儒的继承、整合与发展，更为系统化，更为理论化又更为规范化了。经过现代新儒学的继承、整合与发展，又使之契合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尤其具备了走向世界的基础与品性。

这样看来，北大的接着说，就不仅是一种学术理念，而且有着无比宽厚的文化历史基础。

不唯儒学传统，艺术传统犹然若是。

中国的艺术其实也是一贯主张“接着说”的——它特别重视传承关系。以至于无门无派，难以生存。而且那作品往往经过十年打造，百年锤炼，流传下来的，多是精华。一些经典作品，虽历千年百代，犹有不可企及、不可言传、不可复制的艺术震撼力与感染力的。

一个特别的例证，即王实甫的《西厢记》。王氏《西厢记》自是绝代风华，以戏论戏，在元代堪称杂剧第一，以艺术论艺术，直到今天，也没有哪一部戏剧作品可以超越它的。然而，《西厢记》却不是王实甫的原创。早在唐代，就有了元稹的传奇杰作《会真记》。到了金代，又有了姓名不可全考的《董西厢》。《会真记》原本就是一部经典之作，即今读之，犹能感动人心；《董西厢》同样是一部经典之作，即今读来，同样可以震撼人心。从唐代到元代，其间约有4、5个世纪，从金代到元代，其间又有一、二百年，这样的历史传承，若非天下独有，也一定是非常罕见的吧！

不说《西厢记》，就是历史不算很长的相声，或者历史不算很短的评书与鼓词，也无不体现了这种“接着说”的传承文化与历史精神。相声自是“接着说”的范本，一段经典相声，可能经过了两代人，三代人，甚至五代，六代人的打磨，例如“报菜名”，例如“地理图”，我们无法确知它的历史有多长，但我们知道那确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评书也是一种“接着说”的典型范本。一部经典评书要说上好几代人。代代传承，代代发展，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虽传承也不忘丰富它，精致它，美化它，品味它，虽不断丰富之，精致之，美化之，品味之，却又保持了原存的风格与味道，猛一听，就是原声原调，初一听，更似原汁原味。而且不同的书目间可以相互“摘挂”。摘挂是一评书术语，即将一部书中的精彩描绘直接或稍略加修改便移到另一部书中去。比如“人物赞”，虽然摘挂，又很自然，让听众听来，不觉得“硬”也不觉得“咯”，不硬不咯，恰如其分。这在西方的艺术形式中，恐怕是很难想象的吧。其中原因，大约和“接着说”早已成为作者与接受者双方的共识有关。

我读书几十年的一大体会，即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如唐诗、宋词、昆曲、京剧、书法、绘画这样的中国经典性传统艺术，它们是可以醉人的。一旦沉溺其中，便会物我两忘。依我的一管之见，中、西艺术虽各有所长，但说到艺术的品格细腻与历史深厚，则中国艺术别有所长。如《西厢记》、如《红楼梦》，是西方文化不能产生的奇迹。虽然《哈姆雷特》与《人间喜剧》一样的伟大，只是说到那风格的博古通今与文化积淀的无比醇厚时，二者便相去远矣，几不可同日而语。

三、令国人感慨不置的反着说

中国人主张接着说，西方人却喜欢反着说。

西方文化并非没有传统，而且从宏观历史着眼，还不止一个传统。西方现代文明，至少有4大传统：古希腊文化传统，古罗马法制传统，基督教传统和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新的传统。

然而，他们重视传统更重视创造，重视继承更重视发展。他们并非不尊重师长，或不重视师承关系，但作为第一序位的选择，显然不是师承关系，而是对真理的敬重，此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学生，例如一位儒生，如果没有老师，差不多就没法进入学术殿堂之门，而没有深厚的师承传统，就等于没有学术的根。那些怀有最伟大抱负的人，直接把他们的崇高志向定位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西方人不作这样的思考，他们要做的，首先是自己，而且有创造才有自己，没创造则只是平庸。伟大的复制，不过是伟大的平庸。伟大的平庸也是平庸呀。其结果，传统还是传统，你还是你。你要表达自己的价值，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出、证明先人的不足。唯其先人有不足，自己的存在才有价值；唯其传统有不足，现实才会有价值。唯有证明了先人的不足，批判了前人的谬误，才有存在的依据与资本。这也成为传统。这个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且，大而言之，它在西方文化的客观发展史上，多数处于主流性与主导性地位。

这个就是反着说了。反着说代表的是批判性思维。纵然与圣贤交流，也一定不留情面，批评就是真批评，真枪实弹，必欲彻头彻尾而后快。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而是对真理的追求。不如此，就对不起真理，而对不起真理的学人，他还有资格称为学人吗？

这里举两个例证。

一个例证：古希腊哲学家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赫拉克利特。然而，他的后来者中，却对他并不恭敬。对于他文章的缺点，还要冷嘲热讽，批判多多。因为他的文字晦涩，就有人给他一个绰号：“晦涩者”，还有人说他是：“辱骂群众的人。”同为大哲学家的卢克莱修更攻击他“以晦涩的语言闻名于愚人中间，而不是闻名于那些严肃的寻求真理的希腊人之间。”1

这个传统，在文艺复兴之后，不但被发掘，尤其被发展，而且被放大。举凡了解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的人，想来都知道那些顶级的大哲学家之间是怎样相互批评，相互反驳，甚至相互挖苦与刻薄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如此，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也如此，后来有了康德，他的三部代表作就是所谓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虽然他承认休谟的哲学惊醒了他独断主义的迷梦，但他对休谟的不可知论一样要批判；虽然卢梭的《爱弥儿》曾经剧烈地震撼了他，甚至搅乱了他铁一般的生活规律，但他对卢梭的哲学同样要批判。

反着说，作为一种批判性思维，在西方哲学史上，科学史、技术史乃至文化史上都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直到如今，依然如此。

四、批判与继承，犹如鸟的两个翅膀

接着说与反着说，应该是各有所长。而且这些长处与短处，往往是如孪生子一样出现的，因有其长而必有其短，反之亦如是也。

反思接着说，可谓三优三劣。

接着说的第一个长处，是它尊重传统，甚而至于敬畏传统。

传统原本可畏可敬，所以退一万步讲，这也绝对不是一个缺点。

以中国思想史而论，先秦诸子，个个值得敬畏；

以中国文化史而论，中国历代大家，同样个个值得敬畏。

现代人喜欢讲理性，理性的责任之一，就是对文明怀有敬畏之心，不但对现代文明怀有敬畏之心，而且对古代文明同样怀有敬畏之心。

这一点，显然比只强调“反着说”的思维方式更平和也更有益。

但敬畏之心，不可无限度扩展，无限度扩展，把敬畏变成了迷信，味就变了，性质也变了。

今人、古人应该是有主次的存在。大而言之，今人无论如何应该大于古人，尼采所谓：“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2其意若曰：我们宁可为着子孙的幸福而牺牲祖先的光荣，也不应该为着祖先的遗训而牺牲当下的幸福。

但有极端的主张，他们干脆把接着说变成了照着说。这个就成为弊端了。一些头脑冬烘的道学先生，只知敬畏圣贤，认为圣贤的每一个字都有来处，都有根据，都不可以改动。以为圣人打个哈欠都是为生民立范，随便来个手势都有无可估量的价值，那就荒谬了，就成为所谓的本本主义了。这样的本本主义，连孟子也不赞成的，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

表现在艺术领域，因为中国的许多艺术形式，历史悠久，功夫又深厚无比，一音一韵，一笔一划，往往都来之不易。比如一些昆曲艺术家，对于前人没有唱过的字是不敢“动”的，怕唱不好时，为祖师爷脸上蒙羞。又比如书法，无帖不成字，无古不成书。昔日“烤肉宛”的老板请大画家齐白石先生写一个匾额。白石先生特别在落款中写道：“古无烤字，老夫自我作古。”齐白石先生衰年变法，是位极有功力与胆识的改革家，但写到古碑、帖中没有的烤字时，还要预作声明。京剧大师裘盛戎先生，为练一个立音，用去三年时间，可知一音之立，有类于登蜀道之难。

中国艺术的长处在这里，精妙之处在这里，难于企及处也在这里，然而它的短处也往往就在这里。

接着说的第二个宝贵之处，在于它的渐变思想。

中国人不喜欢骤变，每每谈到骤变，不免有些心里不踏实，甚至闻声变色。但真的学问家与艺术家也绝非主张一成不变的。真的一成不变，怎么会有发展，没有发展又怎么会有传统。没有传统，你虽然立志接着说但接着谁说？传统说到底，还是发展的产物，正如有今人才有古人，有未来才有历史。以京剧为例，如果只有传统但没有发展，那么还会有梅兰芳，周信芳，有程砚秋，有李少春吗？

但他们个个讲究师承，尊重传统，不喜骤变，但要渐变，妙在变与不变之间。用梅兰芳大师的话讲，叫作“移步不换形”。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种种变化，怡然景然之下，便生出许多新的形象。你今天看梅兰芳，他变了一点点，明天看梅兰芳，又变了一点点，他一点点地变化，你一点点地适应，殊不知就在这不知不觉之间，那艺术就升华了，那大师就出现了，那梅派就诞生了。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京剧依然是京剧，梅兰芳依然是梅兰芳。

接着说的第三个珍贵之处，是它的浓厚的人情味。西方人有宗教传统，人与人的关系往往低于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人心目中，有上帝的少，但有师长的多。西方人讲信仰，中国人讲五伦，五伦者，天、地、君、亲、师是也。师为五伦之一。

中国人的师生关系，有如亲子关系。西方人也强调母爱教育，但中国的此类教育历史更长，内容更丰富，不止母爱教育，还有父爱教育，而且分工不同，所谓严父慈母。更有师爱教育，所谓：“一日为师，终身是父。”

我们读本民族的散文，知道讴歌、回忆师生之情的文章甚多，这些文字，往往感人至深。虽人生如梦，唯师情永驻；虽世事如烟，唯师恩难忘。一些老艺术家，步入耄耋之年，每每说到往昔的师生之情，往往情不自禁，潸然而泪下。

接着说既有上述三大弥足珍贵之处，也有它的三大弊端。

其弊之一，是敬畏历史，轻视创造，尤其轻视原创力。

因为敬畏历史，往往就少有变革。不但变革的动力不足，而且变革的资源更少。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看，唯有商鞅变法可以称之为一次取得巨大成功的历史性变革。此后2000多年，凡主张变革的人，极少有成功者。变革者的个人结局，尤其个个悲惨，包括商鞅在内，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表现在学术上，既然敬畏圣贤，就不能与圣贤平起平坐，——平起平坐，这想法都危险，近乎于犯罪。你不问问自己是什么人，竟敢妄想与圣人平起平坐，若非神经错乱，一定大逆不道。其实圣人也是人，凡人也是人，在人这一点上，绝无不平等的根据。而人的一切可知属性中，难道还有比人之为人更为重要的吗？佛教认同人人皆有佛性，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信徒人人平等。但到了我们这里，情况不同了。你既不可以与圣人平等，也不可以与师长平等，更不可以与皇帝为代表的一切官僚平等。所以我们反观中国的历史学人，包括那些极端的人物，也包括那些伟大的人物，自孔孟成圣成贤之后，大约只知道为圣人代言，为圣人做门徒，为圣人的著述作疏作注，而从来没有人敢于去想，圣人有什么不对之处，或者直接去和圣人对话，更没有人敢于去想，我也要成为一个圣人。

接着说的弊端之二，是盲从者多，怀疑者少。怀疑是科学的前提，没有怀疑，怎么创造？可惜我们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偏偏不善于疑，而轻于信。我们的祖先总是相信他们的祖先比他们更好。孔子就比孟子好，孟子又比董子好，董子还比朱子好，朱子更比王子好。是否果真如此，没人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它。

其结果是勤劳的中国人变成了缺少原创力的中国人，是智慧的中国人变成了平庸的中国人，是勇敢的中国人变成了窝囊的中国人，是做出古代“四大发明”的中国人变成被列强肆意蹂躏的中国人。

接着说的第三个弊处是往往记住了人情，忘掉了真理。中国人并非不批评他人，例如孟子一生成就中，很大的一项就是批判杨朱与墨子。杨朱主张“为我”，孟子不认可，认为“为我”就是“无君”；墨子主张“兼爱”，孟子也不认可，认为“兼爱”就是“无父”。“无君无父为禽兽”。能下这样的结论与断语的人，其批判锋芒，当真非同小可。然而中国人的怀疑与批判，是只对着异类的，对于本门本派，只是盲从，哪有怀疑，只是盲信，哪有批评？遗憾的是，自秦始皇开始，中国就成就了大一统的帝国，自汉武帝开始，又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自此之后，天下一家，你想发掘一个异端来过一过批判的瘾，都找不到对象啦。可怜后代儒生，只知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且忌讳如此之多，什么“真理高于柏拉图”，什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都是不可以，也是不可能的，实在连那土壤都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人人情至厚，真理云云，不在思考之中。

凡此种种，在以“反着说”为主流的文化流脉中都是不太可能的，至少是不会被特别强调也不会成为思想大潮的。

西方文化并非不重视传统，然而，它显然更重视创造；它并非不讲人情味，但它显然更重视理性。这两点既是他们的特色，也是他们的优长之处。然而，有其利必有其弊，极而言之，“反着说”的文化类型也有其“两长”，“两短”。

反着说的第一个长处，在于它的怀疑精神。

中国有一句贬义词，叫“怀疑一切”。怀疑一切，固然不算很好，但也未必很坏。以西方哲学史而论，怀疑正是它的存在前提。它原本就是要怀疑一切的，例如西方近代哲学史的奠基性人物笛卡尔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不朽名言是：我思，故我在。所谓我思，就具有怀疑一切的意味在，说得通俗点，就是除去怀疑——思本身，一切都皆可怀疑。

一切皆可怀疑的逻辑性结果，是一切皆可批判。西方文化的历史，正是这样一部充满张力的历史，在它那里，没有什么不可以批判的内容。

以西方艺术史为例，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艺术正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可说前无古人。我相信举凡第一次看到他们作品的人，尤其我们东方人，是无法不产生巨大的震撼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