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上午，上海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杨逢彬教授为高研班学员讲授了第五课，题目为《运用语言规则解决古书中歧解的尝试——以<论语><孟子>为例》。北京语言大学罗卫东教授主持。

杨先生在正式开讲前，分享了自己作学术研究的一些经验：一要对普通语言学的知识有所认识。二要提高学习古汉语的语感，必须精读、泛读。杨先生罗列了《史记》《国语》《春秋左传注》《荀子集解》等书目，建议大家从具有故事性的史书入手，一方面培养、提升古汉语语感，另一方面要注意学习其中的训诂学方法。三要开阔视野，跳出自己的专业去进行研究。杨先生认为拓展专业以外的领域，能给我们更多研究思路，会有更大的收获。

杨先生提出，诸家说法的不同正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切入点。如何判定这些歧解的是非，首先，要注意语言的历史性，知道词义是发展变化的。要知道某字词的意义的先后，可以通过查工具书。最好还要亲自调查语料，确保有共时语言之例作佐证。其次，语言具有社会性，包括语言的约定俗成、语言的强制性。杨先生引用王引之的一句话来阐明其思想，即“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

杨先生指出，语言系统内外证据所占权重不同。语言系统内部的证据是主要的、自足的，语言系统外部的证据是次要的，非自足的；所以，后者不能作爲主要的，更不能作爲唯一的证据。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是当好些证据都存在时，知道哪个更重要，哪个次要些；二是当证据发生矛盾龃龉时，知道如何取舍。他又强调，研究字词要注意词语的“分布”，简单地说约等于“上下文条件”和“语境”。如此，我们就可以通过分布特征的考察，来求得词语的确切的意义。

运用语法规律来解决古书中的歧解如何具体操作的问题，杨先生列举《论语》中的《述而》为例：“窃比于我老彭。”河北定县出土本作“窃比我于老彭”，经考察《论语》《左传》《国语》《孟子》四部古籍中1081例“我”，未见有直接修饰人名者。而“比我于老彭”这种结构则是常见的。可见，定县本这一句更可信。杨先生认为收集语料作分析是主要方法，如有出土文献资料，“二重证据法”更是良方。

在谈到自己解决古书（主要是《论语》《孟子》）歧解过程中的经验积累，杨先生认为汉人的解释、宋代朱熹的解释较爲可靠；清人的解释，除了个别大师如高邮王氏的若干解释外，可靠性一般来说不如汉人、宋儒。

罗卫东教授在授课结束后总结：我们要学习杨先生不急不躁的研究态度，既善于发现问题，又能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