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元于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北京一中等校担任语文教师。1953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历任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汉语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北京语言大学外国留学生来华部副主任、编辑研究部（语言教学研究所前身）主任等职。曾主编《基础汉语课本》，参见编写《汉语教科书》等多种教材，发表有关对外汉语教材、教学法的论文十余篇。1981至1983年，在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中国语文。

张伟：50年代初，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刚刚开始，初创时期人们是怎样认识这一学科的？

李培元：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也有外国人学汉语，一般来说，都是个别的。他们学呢，也就是请一个先生单独教，都是随意的，没有什么计划的，所以这个新兴的学科刚一开始建立，人们一般对这个学科都没有什么了解，因而有不少的误解。

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对于一个新鲜事物不认识，开始接触，有些不正确的认识也是难免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人认为教外国人汉语，这不是很容易吗？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说的普通话标准，就可以了，没什么难的。一般人是有这种错误的认识，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难以避免的。

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开始参加这项工作，进入教外国人汉语这个领域，我自己感觉着，碰到很多难题，有很多不能解释的问题。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我还是记得很清楚。

上一次我谈到了，我参加这个工作之前，有几年的中学教学经验。中学语文教学嘛，一般就是范读，然后领读，然后学生自己读，然后就是解释生词、造句、分析课文、概括段落大意，等等，就是这些。我想教外国学生也就这样吧，反正上课开始也就是先范读生词、领读生词、让学生读。但是一到让学生造句、让学生活动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来了，他们出现的问题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真是千奇百怪。

比方说，我那时候教一个东欧学生班，有一个捷克学生，他叫何以让，这个学生我一直记得很清楚，是我一直不能忘的。这个学生很年轻，思想很活跃——一般外国学生都是思想很活跃的。他在课堂上造句、跟老师呼应时经常有这个问题，比如他说：“多先生是北京人。”那个时候是解放初期，老师不是都叫“先生”吗。但是“多先生”这个说法我从来没听说过，所以我就纠正他，说你这个“多先生”不对，必须说“很多先生”。他问：“为什么？”我回答不出来。这个为什么我确实不能解释。我说：“这是习惯。”他第一次也就接受了。

以后还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中国人说汉语时不可能出现的错句。再比方说，一个动词做谓语的句子，他造句说：“张老师讲我们语法。”我说这个不行，你要说：“张老师教我们语法。”或者说：“张老师给我们讲语法。”他又问：“为什么？为什么‘张老师讲我们语法’不行？”我也想不出来正确的答案，就说：“这是习惯。”好像我唯一的盾牌就是“这是习惯”。

以后还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他造的一些错句、说的一些不符合汉语语法习惯的不规范的句子，我说他错了，他总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是习惯。”

有一次让我很尴尬、很下不来台，他又造了一个句：“墙挂着一张画儿。”这个不一定是他的原句，只是说他不会用方位词。我说不对，应该用个方位词“上”，说“墙上挂着一张画儿。”但是我当时解释不清楚原因，在斟酌，在思考，在说出我的意思之前，他一脸顽皮的表情，笑着跟我说：“老师，这是习惯？”我当时很不好意思，我心里想：大概他在下边给我起的外号就是“习惯先生”吧。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从我的体会来说，教外国人汉语，确实里边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不是说你能说汉语、能讲中国话就能教的，这个确实不是。当然后来随着工作实践，我自己也加强学习，比方说读了朱德熙先生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这篇文章，我就知道了“多先生”不行，必须加上“很”，单音形容词做定语前面必须有个修饰语等道理。

还有一次我看到北师大的教授伍铁平的一篇论文，其中引用了苏联的一位语言学家的一句话。这位语言学家的名字我没记住，他引用的话是说：“当你把自己的本民族语作为外语，教给外族或者外国学生时，你才会真正了解你的本民族语。”我觉得讲得真深刻。很多语言学家来我们这儿作报告，说你们应该珍惜你们自己这块阵地，教外国人汉语这个语言资源是非常可贵的，可以帮助你们很好地研究汉语。

我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直到现在，对这件事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我说的这个捷克的留学生，后来做了捷克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回国以后就没联系了，他在大使馆时还偶尔有联系。他当时一脸顽皮的表情，带着一种滑稽的笑脸，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

张伟：从1950年清华大学成立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到1962年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12年的教学中，大家对这门学科的认识又怎样的探索？得出了哪些结论？

李培元：从1950年到1964年北京语言学院成立以前，也就是预备学校那个时候，这14年的时间，对外汉语这个学科重点就是单一的预备教育，所以就叫“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加了一个“高等”，我想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说明这所学校是高等学校，第二也是为了让留学生好接受，因为留学生到中国来就想上大学。为了培养留学生掌握语言技能，掌握汉语的听、说、读、写能力，然后能到中国的大学里去学一门专业，那个时候从事这门工作的干部、教师，都是一心一意地把预备教育搞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认识上也有些进步和发展，现在我能回忆起来的有两点吧。第一，我们逐渐地认识到了，我们所教的汉语课不是理论性的课，也不是知识性的课，而是实践汉语课。从50年代开始逐渐提到一些教学原则、指导思想。最早我们提过“少讲多练、讲熟练透”，但是慢慢地觉得“少讲”和“讲透”有些矛盾，所以后来改成了“精讲多练”，这也是对这个学科的特点逐渐认识的过程。

另外，在课型设置上，从学生来说是一星期24节课，从老师来说是两个人带一个班，主讲老师上“讲授课”，上练习课的老师一种是复习，一种是练习。讲授课还是带有当时的以讲为主的特点，讲发音部位、发音方法、语法知识等。后来我们把“讲授课”改成了“讲练课”，教师上课要边讲边练，毕竟是实践汉语课，不完全是传授知识。甚至于大概是想规定讲和练的时间的比例，不然没有可操作性，大致规定讲练的比例是1：4。这也是我们对这个学科逐渐摸索、逐渐认识吧，还是有所前进的。到60年代以后提的一些教学法原则还是挺多的，特别强调“实践性原则”。

（本文节选自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名师访谈录.李培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