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纷乱的历史。中西各种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地接触、碰撞、融合。这个时代的文学，如一个大花园，也呈现出了盛大的怒放景象。置身于这色彩缤呈的文学花簇中，要去条分缕析地构建这段文学史，应该是有一定的选择标准和评价标准的。郑万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即是这样的一本。他确立了很明确的研究标准——自由主义和“新儒家”。
这本书的封面上有段话：“本书将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代表的左翼文学，同样置于人文视角下，加以审视，构建多元激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发掘其中所蕴涵的丰富的现代性以及其所创建的人类现代自由哲学。以独立的文学视角看文学历史是本作品的特色。”这段话引出了本书的基本观察点——自由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关于什么是自由主义，他在《自序》中解释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基点是提倡个人自由。个人自由精神，个性解放思想，使中国现代文学在“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个人主义主题。”自由主义来源于个人主义，但它又不是绝对的个人主义，而是理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汲取的是东、西方的传统人文精神，因此它从来都体现为一种高深的哲学，而不充于放任状态。以理性个人主义为基点的自由主义，始终与自古以来的忧患传统紧密地联系着。它所表现的个人行为哲学属于传统的“修平”人格理论的现代阐释。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承儒家的个性自由哲学，下启当代存在主义哲学，是人类的二十世纪自由哲学的滥觞。”在给“自由主义”的定义中，显然作者强调它的“人文传统”，承认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为哲学传承中的纽带。这与“新儒家”不割裂传统，而是发扬华夏文化和哲学传统的思路很相似。同时，这也与割裂传统、全然西化的“五四”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书的体例清晰明了，以“自由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为两条主线，具体分为“个人本位文学”（启蒙）、“社会本位文学”（革命）、“民族主义文学”（救亡）三大阶段，每一阶段又以“总——分”结构，先总体介绍该阶段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和名家名作，并对使之与一些国外名家进行对比；然后在分论中，以标题的形式对作家作品的特质进行高度概括（如，曹禺：戏剧美学与社会美学的探索者），并介绍作家的思想立场和写作特点，分析其作品的文学特点以及是否与当时的社会主题相符等内容。这本书也涵盖了理念分化演变的分析，对自由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哲学理念的分歧进行分析，对作家之间也有横向的对比研究。在这两条文学主线中，作者尽量以客观的笔墨去容纳两个阵营的作家，尤其是对蒋光慈这位无产阶级文学家进行了细致的介绍。胡适在书中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书中对其在“个人”、“社会”、“民族”三个阶段皆有描述，也是评论其他作家的人文参照对象。
在第一部分“个人本位主义”的总论中，梳理了“新文化运动”和理性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前者引进西方的个人主义，力图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有伦理本位转变为个人本位。但是引进的“个人主义”是以卢梭学说为代表的近代自然人性论，是有强烈反叛精神的绝对的个人主义，它有别于西方自古以来的人文传统。“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激进地传播近代西方思想，一方面猛烈地破坏传统文化。作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大扫荡，虽然有助于打破专制主义思想，克服文化惰性，开放文化，促进人的个体解放意识，有重大的“启蒙”意义，但是它以近代西方思潮为标准看待和否定中国文化，形成了“西方文化中心”和“全盘西化”思想，以文化暴力的形式带来了民族文化虚无的思潮，代表人物有陈独秀、鲁迅和早期的胡适。
相比而言，理性自由主义有着更加稳健的步伐，依据东、西方传统人文精神，强调传统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它不但追求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也注重作为人的社会责任和伦理价值的实现，代表人物为“新儒家”的梁漱溟和“学衡派”的梁实秋。作者又将其与“普希金传统”作类比，指出因为它们同有悠久浑厚的文化传统的支撑而不至于在未来的思想斗争中迷失，并能恪守自由主义文学的立场。
在分论中，分别讨论这时期的重要作家的文化态度及其作品。书中客观评价了胡适先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利弊，指出胡适注重文学形式的革命，但他的改良和渐进格调又与陈独秀的激进主义不同。虽胡适也曾极端，可是与陈独秀不同之处在于他提倡“科学方法”，注重“建设”，而非“情绪化”和“破坏”。“新文化运动”者都极力主张以西方个人本位文化取代中国固有的家庭本位文化，抨击儒家传统和“全盘西化”成为此运动的文化思想。而“新儒家”领袖梁漱溟则致力于中华文化本位的研究，对其进行现代阐释，并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点来复兴自己固有的文化。将胡、梁进行比较，揭示前者的极端和激进，可能带来民族文化虚无论。鲁迅则以西方个人主义为标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和家族制度，《狂人日记》以反封建的名义来塑造个人主义者，《阿Q正传》重则引入对“国民性”的批判。虽都以批判为工具，他与列夫·托尔斯泰、尼采均不同，鲁迅否定整个中华文明传统，托尔斯泰仅批判不公正的现状却注重道德的继承性，尼采批判近现代文明却尊重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强调人性主义本位，而不含社会、民族要素。郭沫若吸收中西文化，建立了具有“五四”精神的开放个人主义。新诗集《女神》以激越的情感、鲜明的形象试图唤醒固有的中华精神。冰心以“爱的哲学”和妇女解放为底蕴，留下了诗集《繁星》、小说《秋风秋雨秋煞人》等作品，它们以女性的视角去批判和改良社会。苏雪林的《棘心》用内视角去塑造健全的个人意识，批判现实也呼唤国家意识。张爱玲在沦陷区上海批判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杂交的“个人性”畸形，而未能参与到民族主义的潮流，这一点与鲁迅在中日战争中只对内批判而无视外敌的情况相似。钱钟书的《围城》以反讽、调侃的语调描述了当时社会人们寻找自我的遭遇，但他与福楼拜一样，遵循客观主义而漠然对待却没有探索精神。
第二部分是“社会本位主义”，总论介绍了“新文化运动”后的社会思潮变化。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阶级斗争成为作品的先验结论和正面话题。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反叛精神，却开始否认个性主义、个人自由，凸显阶级对立、政治集团的矛盾，主要阵营为左翼作家，乳蒋光慈、丁玲、茅盾等。而理性自由主义者在这个时期仍坚持独立自由的社会立场，他们不隶属于任何政治集团，他们拒绝阶级学说、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的社会改造，重调节、重建设。
郑万鹏老师将蒋光慈这一平时很少被评论的作家置于分论第一篇，指出他在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先行作用。此时的鲁迅以杂文来针砭时弊，用无产阶级的角度去揭露中国当政者的腐败，以“知日”心态对待中日战争，有“间接抗战”的特点。郭沫若在这个阶段从个人本位开始转变为阶级意识，作品多有政治集团偏向。茅盾坚守阶级斗争，《子夜》、《林家铺子》、《腐蚀》等作品都以此为主题和结论。丁玲在初期以女性个性解放为题写下《莎菲女士的日记》，后来接受阶级学说，《水》、《多事之秋》等作品有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而《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再次回归个人主题，揭露个人意识与大众之间的冲突，成为一种对革命群体内部问题的反思。艾青接受法国激进的政治文化观念，早期以极大热情歌颂人民，如《大堰河——我的保姆》，投身抗日，如《复活的土地》、《我爱这片土地》，但在延安整风运动后他完全丢失了独立性。闻一多在留学期间建立了建立的民族主义和中华本位文化观念，如《七子之歌》包含着强烈的国家主义，回国后，他先以批判社会来爱国，而后陷入到政治的漩涡中。胡适的理性自由主义使之有社会责任和独立意识，他主张和平改革、反对暴力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至此，“新文化运动”分化为以他为代表的渐进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派。他的理论重建设、重调解，与儒家文化精神一脉相承。许地山作为一名自由主义作家，将哲学、宗教融为一体，着力渐进解决社会问题而非革命，《解放者》是对“解放者”道路的怀疑和对其处境的忧虑。徐志摩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用爱情诗来表达自我情感，如《情死》、《雪花的快乐》，他对社会进行人道主义批判，不赞成革命，在《列宁忌日——谈革命》中他认为俄国革命并非建立在高度工业化的基础上，因而不是马克思所推定的纯经济性的阶级革命。梁实秋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批判极端的个人主义，重视东、西普遍人文传统，认为文学是人性的艺术，是没有阶级的，《雅舍小品》写人情人性，格调清雅。沈从文力求自然和人性，对以湘西“乡下人”的价值去批判“城里人”，《边城》是面对外来文化边城人对自己文化的坚守。曹禺以自由主义立场，用戏剧《雷雨》、《蜕变》等作品探索人生、社会和国家。巴金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者，《激流三部曲》以激昂精神对封建社会进行反叛，《抗战三部曲》反映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而《寒夜》蕴含“胜利者一无所获”的“战后哲学”。赵树理以中华文明为底蕴，用农民的眼光些农民，表现抗战和改造主题，对农村文明建设有重要启示。
在第三部分“民族主义文学”的总论中，作者论述了什么是民族主义。它既继承了中国士人忧国忧民的传统，也符合现代国家观念。在抗日战争中，民族主义的表现即是“救亡”。自由主义作家以“正面抗战”的立场，他们肯定任何集团有利于抗战、统一的行为，反对集团主义和“内战行为”，力求复兴中华精神。左翼作家虽有“直接抗战”作品，但主题仍为“间接抗战”——阶级斗争。
胡适以理性对待反帝爱国运动，他支持学生运动的正义性，但告诫他们理智的运动方式和为国家学习的动机。在抗日战争中，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开展外交，更重视自救，但是他忽略了这一时期西方国家霸权。林语堂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早期崇尚“欧化”和个性主义，后渐渐比较、融合中西文化，《吾国与吾民》肯定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剖析中国人的精神，将中国古老的文明引向现代。他主张孔子的“人格变革”基础之上的“社会改革”。《京华烟云》中对民族命运进行思考，表达中华文明复兴的信念，并批判日本国民性。郁达夫和戴望舒均以忧郁的文学气质表现了个人与时代的精神。如《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郁达夫在《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中通过强烈的民族情怀和对日本文化、国情的了解，深入分析和批判佐藤春夫等日本文人的“侵华”主张。戴望舒的诗也是从《雨巷》抒发个人的情感升华到《我用残损的手掌》表达民族的悲愤。朱自清以凝重的笔墨表现了他对社会的深切忧患，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他以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身份积极抗日，也反对内战。艾芜流浪的生活经历磨砺了他个人生存意志，如《人生哲学的一课》，而国家的忧患又升华了他民族生存的精神，如《山野》等作品。陈铨受德国狂飙运动影响，提倡“民族文学运动”，通过民族意识的培养实现民族复兴，作品有《革命的前一幕》、《狂飙》等等。老舍在建国前通过扬弃、建设的方式致力于文化和文化改造，实施“双向批判”，既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也批判西方霸权主义，他提倡渐进的改革道路，《四世同堂》重构中华民族文化，对侵略者日本的国民性进行批判。
以上是作者写作的主要思路和见解。下面是本书对我的一些启发。
作者认为中华民族本位文化的建设，符合人文传统，因此多次将“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相提并论，旨在证实自由主义承上启下的作用，明确地以自由主义为标准去研究是本书的特色之处。作者在梳理思想脉络时，从渊源着手，纵观中西各种思潮，并推导出其文学表现形式的必然性，这种追根溯源的方法对我今后的研究有很大启发。作者善于横向比较，比如对鲁迅、周作人和郁达夫虽同为“知日派”，由于其哲学倾向不同，导致不同的批判对象和政治倒向：鲁迅用阶级学说批判中国“国民性”、周作人“人的文学”强调人性主义本位，而不含社会、民族要素，变成“亲日派”，而郁达夫以忧郁的民族意识去批驳日本文人的反动性。
阅读这本书时，我先被作者客观而新奇的论述标准吸引。他用自由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两条主线进行参照研究，在比较中高下自分。但是，除了这两条主线，是不是有其他主线呢，比如：亲国民党的作家和这一时期的海外作家？如果纳入更多的主线进行参照是不是会使比较更确切？另外，我认为文学作品除了这些哲学上和立场上的纬度，是不是更需要去挖掘作品本身的道德性、对人本身的关怀和美学因素？因为一部优秀的作品，不仅要符合当时的审美潮流、时代背景，并且可以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得起涤荡，甚至反映人类普遍的价值、理想和处境。文学，如果仅仅表现当时的潮流，而忽略文学自身的美和不朽，它终究是昙花一现。正如维纳斯的雕像是人体美的象征一样，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去散发永恒的魅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文学批评也需要不同的纬度。
参考资料：郑万鹏：《中国现代文学史》，华夏出版社，2007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