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整个封建史上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管理思想，在汉代就已完全成型。从那之后，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思想和管理模式出现。

从整个春秋战国历史来看，治国方略最见成效的莫过于刑名之学，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搞评法批儒时推崇的所谓法家。此学说的最大优点是简便易行、立竿见影，很快就能见到实效。只要有一个明君，放手任用一个能臣，一个国家很快就可以兴盛。比如商鞅入秦，短短时间就能让秦孝公治下的秦国飞速崛起。再比如能臣吴起，到鲁国、到魏国、到楚国，都能使一个国家迅速强大。

但其劣势往往是：靠威权统治，其兴也速，其败也速。

最让人动心的是儒家学说，说的都是滴水不漏、千秋万代的招儿。所以儒家学说是最受君王欢迎的。但纵观整个中国封建史。儒家学说既未有使一个国家迅速强盛的经历，也未有保一个王朝千秋万代不换颜色的记录。孔子他老人家亲自上阵，也丝毫没有商鞅、吴起那样迅捷的功效。他老人家以及他的弟子都把这归结为君王不明不用、或是邻国惧怕孔子被用后鲁国强大而搞了阴谋……他老人家自己曾感叹说：如果有人起用我，一年时间就差不多了，三年就会大见成效。（《史记·孔子世家》）

但人家商鞅、吴起也没有生活在真空里啊？其实孔子在齐国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说法打动了齐景公，齐景公想重用他，齐国著名的贤相晏婴劝阻说：“儒者能说会道，是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们的；他们自以为是，不能任为下臣使用；他们重视丧事，竭尽哀情，为了葬礼隆重而不惜倾家荡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官禄，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自从那些圣贤相继下世以后，周王室也随之衰微下去，礼崩乐坏已有好长时间了。现在孔子讲究仪容服饰，详定繁琐的上朝下朝礼节，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习不完，毕生也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这不是引导老百姓的好办法。”之后，齐景公就改了主意了。晏婴的品行和才能后人也几乎是视作圣人的，所以他的话第一不会是阴谋，第二肯定是有道理的。

法家和儒家学说有很多东西也是相通的。比如对君王德行的要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奉事魏武侯。武侯泛舟黄河顺流而下，对吴起说：“山川是如此的险要、壮美，这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说：“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而不在于地理形势的险要。如果您不施恩德，即便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啊！”

法家和儒家学说作为治国方略，都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都只规定老百姓应遵守的规则，应恪尽的义务，对君王虽也有要求，但君王做不到时怎么办？没办法！谁让你不幸遇到个暴君？《史记·儒林列传》载，儒生黄生对汉景帝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脚下。这正是上下有别的道理。桀、纣虽然无道，但是身为君主而在上位；汤、武虽然圣明，却是身为臣子而居下位。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能直言劝谏纠正它来保持天子的尊严，反而借其有过而诛杀君主，取代他自登南面称王之位，这不是弑君篡位又是什么———看看！再坏的君王，都得保持他的尊严，老百姓还有什么活头？

汉景帝时，窦太后喜黄老之术，对道家思想情有独钟。她很喜欢《老子》这本书，问儒生辕固读此书的体会。辕固生说：“这不过是普通人的言论罢了。”窦太后大怒：“是啊！它怎么能比得上像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呵呵！好一个“像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窦太后真是个有意思的老人家。

刑名之学过于功利，儒家之说过于虚伪，黄老之说过于消极。刑名之学力图完全控制每一个人的身体，儒家之说力图完全控制每一个人的内心。

法家和儒家学说都需要紧密依靠权势才能成立。学到了法家和儒家学说的真谛或皮毛后，都得想方设法卖给君王。卖出去了就出将入相，卖不出去也就能成个穷教师或小吏。从儒家宗师孔子他老人家时就是如此。而黄老之学则是避世，一听让当官就逃就跑。

汉代从高祖到孝惠到孝文、孝景帝，吸取秦朝严苛到极点的统治瞬间轰然坍塌的教训，以黄老之术取无为而治之精髓，国富民安，极其成功。但其基本统治理念也还是以法家之术为本的。儒家在教育方面的成功使其成为对中华文化影响最大的学说。这三种理念若能完美搭配施行，而不是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中国长时间的封建统治应会少很多遗憾，社会应会少很多动荡，老百姓应会少很多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