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与其子曹丕、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并称为“三曹”。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拓者。他凭借自己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之局面，并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了文学上的新风气。

在“煮酒论英雄”中，曹操曾骄傲地向刘备表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不止是曹操自己，时人也多将曹操视为“英雄”。名士李膺的儿子李瓒就说：“天下英雄无过曹操。”而东汉末年以品评人物出名的许劭，预言曹操将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这个评语被晋人孙盛篡改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被颠倒了的评语，经过《三国志》的注引和《三国演义》的熏染，塑造出一个“乱世奸雄”的形象，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曹操的看法。

论者的一个中心在于曹操不忠于汉室，欺凌献帝，鼓励其子曹丕篡汉，有失君臣之道。但平心而论，曹操对汉室是有功劳的。特别是在他的早年时期，不附权奸、匡时济世的言行，史迹斑斑可考。

曹操出身显赫却不高贵。祖父曹腾曾是宦官的总头领，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因此被斥为“赘阉遗丑”，名士们始终瞧不起他。但曹操却以鲜明的立场反对宦官。他出任洛阳北部尉（负责首都洛阳北部治安）时，大宦官蹇硕的叔父违反城门禁令，被曹操下令处死。后来出任议郎时，上书谴责宦官擅权的不当，并公开为第二次党锢之祸中被宦官迫害的陈蕃等作辩护。连出自敌国之手的《曹瞒传》也推崇其“不避豪强”的政绩。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0年），曹操发布“明志令”，称他青年时期希望天下太平，做一个清官，或归隐乡里，读书射猎。后来又当上典军校尉，想为国家讨贼立功，死后能够立一墓碑，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从曹操步入仕途后的作为来看，这是符合实情的。虽然他也参与镇压黄巾起义，毕竟是对汉王朝有保全之功；兴兵讨董卓，虽未成功，也是堂堂正义之师。在他迎回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前，汉王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一个政治家不应该过多地受到传统道德标准的局限。曹操虽是汉末军阀混战的参与者，也有过屠城、杀俘的行为，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在他，而在于社会制度本身，在于外戚与宦官专权和斗争所造成的政治腐败以及董卓暴政的结果。曹操不辞鞍马，驰骋疆场，最终统一了北方，使北方获得了几十年的相对安定，人民得以安居，经济得到恢复，民族关系也有了很大的缓和，他的功绩已经无人能及。“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实在是结束北方军阀混战的有功人。

其次，曹操比较关心人民疾苦。实行屯田制，招募农民开垦荒地或让军队耕战结合。不仅解决了军粮之需，也使一些贫苦农民的生计得到解决。打败袁绍后，曹操就下令免去了百姓一年的租税。他还规定，由国家供养那些孤寡孱弱的女性和阵亡的官兵家属中无法生存的人。

再者，曹操“唯才是举”，大胆任用能人。他先后颁布《唯才是举令》等，强调要把那些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能人选拔出来，即使这些人有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也在所不惜。历来政府均以德行为首，而曹操剔除所有基本道德要求，真是旷古绝今。其实这是针对东汉时征辟察举注重所谓名节德行，导致虚伪造作盛行的世风而发的。曹操也不是完全无视仁义道德，在《举贤无拘品行令》中，曹操要求举荐“至德之人”。从结果上看，曹操的用人政策成效显著，在他身边聚集起了大批来自不同阶层的出色人才，不少豪杰之士向曹操献出了一辈子的忠诚。在天下大乱之际，真正有能力解决困难的进取之士，比空有虚名、独善其身的德行之士要重要得多。当曹操被世俗视为大奸大恶的代表人物时，又岂是这位提倡过仁义礼让及先王之道并得到众多豪杰效忠的人生前所能想象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