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山西平遥古城、北京颐和园、龙门石窟等一系列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一些名胜古迹等纷纷踏上了“申遗”之路。6月28日,广东开平碉楼申遗成功,使中国的“申遗”热情再一次高涨,一些地方政府正在使出浑身解数向“申遗”冲刺。据报道,目前全国已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60多个。根据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的新规定,一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申报一个项目。照这样计算,中国完成所有项目的申报至少需要一个世纪。
然而,中国的“申遗”热潮并未因此而消退,各地“申遗”呼声仍十分强烈。这种特有的现象,在西方人眼里可谓荒诞不经,所以被解读为“中国式申遗”。其特征有两方面:一方面不遗余力大造声势,不计成本地将申报项目进行包装;另一方面却是对申遗成功的项目漫不经心,人为破坏现象日趋严重。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颐和园、三江并流等6处文化遗产被黄牌警告,如果一年内仍没有明显改善,将可能被列入“濒危名录”,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东方早报》6月28日)
实在不愿意解读这种“中国式”内涵,和中国所有的“特色”一样,独立于其他常识性的形态之外,无非是想为自己留下一个诡辩的空间。从丽江古城可以看出,让当地政府狂欢不已的不是千年古城成为了世界遗产,而是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让人费解的还不仅在于他们把祖宗的遗产卖钱,更莫名其妙的是,如此舍本求末之举,不但没有受到责罚,却被当作政绩来炫耀。
当然,谁都可以说“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类遗产。如果能通过“申遗”把祖先传承下来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加以保护,那无疑是功德无量的好事。而事实上,“申遗”在许多国家非常慎重的事,他们不但每年都要拿出大量的资金来维护环境、修缮古迹,对游人也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埃及文物管理委员会第一主席(穆巴拉克夫人)说:“我们没有理由把祖先的遗产当商品对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传承人类文明。”大概这是“埃及特色”吧,现代的中国人可没有这样的想法,虽然遗产的文化价值可以被吹得天花乱坠,但说归说,做归做,官员始终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过,没有人觉得这样的言行不一有多么可耻,倒是那些不充分利用资源赚钱的人显得不可理喻了。
中国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目前已有29处世界遗产,规模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是世界遗产大国。但热衷“申遗”并不意味着热衷保护,虽然手段花样百出,一个项目花费上亿资金都在所不惜,却没有听说过某地像“申遗”那样用巨资保护文物。耳闻目睹的却是“申遗”成功后,各地欢声雷动,当地官员一连串的荣誉接踵而至。充其量人们想的是中国又多了一项“世界之最”。在这样的心态下,那些应受到关注的世界遗产却成了陪衬。
面对“申遗”前后的极大反差,如果说少数官员仅仅为追求政绩,似乎有点避重就轻了,其实这已经成为当下的社会心态。只要翻开各地有关“申遗”的报道,就不难看到对文化遗产如何保护等内容,尽管没有人将带来的经济利益公开写在纸上,但在各地分析会、动员会上却少不了算经济账。以平遥古城为例,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一次性跃而至500多万元。丽江古城更是离谱,不仅在全国大肆广告宣传,甚至将其列为当地的主导产业,有关资料显示,每年都接待海内外游客250万人次以上,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3.44亿元。
有如此丰厚的回报,人们当然趋之若鹜。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条并行不悖的“申遗”规律:只要打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随之而来的是享有全球知名度,迅速跻身于“国际旅游热点”。至于花费多少钱,会不会导致文物快速毁灭,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说穿了,这样的做法就是把世界遗产当成了“摇钱树”,如此而已,所谓的“‘申遗’成功之日,便是遗产遭到严重破坏之时”并非危言耸听。
卓别林曾经在《摩登时代》中质疑工业化,他所担心的环境污染、金钱罪恶等已经成为今天不能回避的现实。在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同样需要这样的质疑。至少应该肯定,忽视科学发展观,片面牟取任何一种利益,最终只能使社会步入歧途。就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越是标榜某种目标至高无上,越会导致更多的人丧失理性。貌似进步的社会文化,事实上却是在逆向发展。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无疑又踏入了另一个灾难的怪圈。
不可否认,世界遗产的知名度给一些地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更应该看到,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申遗热”的背后,涌动的是急功近利的狂躁心理。事实证明,对世界遗产的功利性利用,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精髓。众所周知,如今的“国学”正在被弘扬,传统节日正在被保护,古文物正在被抢救……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成了一个怀旧的民族。换个角度说,渴望富有恰恰是因为贫穷,热衷于“申遗”也无非是担心文明的失传。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短视逻辑,直接导致了文化的边缘化,在无节制的利欲面前,即便博大精深,也不能避免其衰落的命运。如若任其发展下去,不要说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会越来越多,就是中华文明整体“申遗”也不会出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