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文学由于本身的不发达，以及保存不力等原因，一直缺少必要的重视，研究也不够全面深入。本文就阅读所至，对辽代文学作品的写作发表、印刷保存等方面的情况作初步的钩稽叙述，以体现辽代文学的基本体貌。

辽代文学的写作经历了借才异代到本土化，到高速发展的历史过程，写作的由来和方式也别具特色。

《辽史》卷四记，太宗会同元年“晋及诸国遣使来贺，晋使言已命和凝撰《圣德神功碑》”。这是辽太宗时代的事情，辽太祖的神功碑都请后晋人和凝书写，可见辽代不文或不自信之甚。后辽太宗灭晋，特地带走了冯道、李浣、和凝等人。自此以后，无再赴国外请文者。实际上，辽代初年的文学家素质学养并不差。现存的辽太祖《论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诏》、辽太宗《立石敬塘大晋皇帝册》写得倒也风骨毕现，文采飞扬。辽太宗自己就能够写出很好的文章。辽代的其他皇帝也有写文章的习惯。《辽史·耶律良传》说：“清宁中，上幸鸭子河，作《捕鱼赋》……奏请御制诗文目曰《清宁集》。上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其序。”辽代的君主还会作文表达任臣之心或者褒奖之意。《辽史》卷二十一记辽道宗即位之次年，“御制《放鹰赋》赐群臣，谕任臣之意。”《王泽墓志铭》说：“或政事系宾筵之画，或辞笔呈翰苍之荣”，“当选儒宗，以付文柄”。又耶律隆运有功，辽兴宗“乃赐铁券誓文，躬自亲书，斋戒焚香，于北斗星下读之”，让番汉大臣都去听。可见，辽代的封建帝王对于文章不仅谕任臣之意，还有几分虔诚。这种发表，可以说有点像宗教活动了。辽代还有一些文章或者诗歌完全是外交辞令或是形式的需要。如《起居注》、《实录》一类的著作，是谁也不许看的，都能够做到忠于历史，执笔无讳。也有的是为了扬名，“陈三代之佳名，垂千年之人范。”（《全辽文》卷五，《王邻墓志铭》）如玉石观音唱和诗竟将诗歌刻到石头上。

对于志，往往是关于公主王侯将相的，写作任务往往由“国士”担任，如《张俭墓志铭》云：“（杨）洁蒙以国士之遇，谬以词人见知，手书载治，识名为请。”一般的情况下皆采用请求征铭形式，《耿知新墓志铭》云：“乃征铭于太原子，知微甚抱荒虚，久淹文笔，强考史籍，谨构志焉。”又《耿延毅墓志铭》说：“乃征铭于陇西公，万元非史才，久废文章，承君王之教，难以固辞。”

像这种征铭的形式在辽碑中较为普遍。至于请铭或系亲友，或为要人，则不必拘泥。还有一部分碑不题作文缘起，则不知其写作渠道如何。

辽代以诗取士，内容上没有过多的束缚。考场和一些公开的场合就是发表的场合。辽代的诗歌创作与帝王对诗歌的喜欢有很大的关系。赐诗褒奖，作文记事是辽代的重要文化方式。《辽史》卷八十五萧达凛受到皇帝的“赐诗嘉奖，仍命林牙耶律昭作赋，以述其功”。又《辽史·杜防传》言辽道宗，“诏儒臣赋诗，防为魁。”还有献诗的做法。《辽史》卷二十一云：“辽道宗清宁三年八月，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还有很多是外交场合，如和宋代使节的交往，常常赋诗以示文雅和才华。也有的是用来表达感情愿望的。如《辽史·王鼎传》云王鼎在朝时经常以诗向同伴夸耀，很让人烦。后来因事夺官，在流放期间，以诗贻使者，结果，诏还，复原职。老百姓之间也会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轩渠录》所说的燕山军士之妻留给丈夫的信，也是用诗歌的形式。

辽代文学的写作工具，除了铁券丹书这类铁皮用品和石刻文字可能需要工匠来做以外，辽代还有用金银来书写的，近年来在应县木塔中发现的文物里有用金银水写成的经书。另外，还有羊皮书。但是辽朝也有笔墨纸张，有时也会用绢。有意思的是还有用竹简来书写的。

辽代文学的印刷保存：一般认为，印书从隋文帝时代已经开始。辽代对于文字的传播和印刷的方式除了石刻、手抄以外，还有比较先进的印刷技术，现在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可以比较清楚了解当时的印刷情况，想必当时的辽代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印刷的。金大定二年的碑册说：“尔及有辽重熙间，复加校正，遂制为五百七十九帙。今大华严寺从昔以来，亦有是数典矣。”又《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说：“洎我大辽兴宗御宇，志弘藏教，……今上继续，清宁五年敕镂版流行。”应县木塔主像胸中发现辽代文物中有辽代雕版印刷契丹藏、刻经和《蒙求》。根据史乘材料，辽代几乎每年都有印刷五经和《蒙求》这些教育方面的著作，还有历史文化书籍。而辽代作家的作品当然应该有通过印刷来发表的。但是由于没有原本流传下来，无法深究。辽代的刻写一般有专门的工匠，但又分为官刻和私刻两种。不过私刻一度曾经被朝廷下令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