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水准”的哲学家。他在苦苦地追求“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学思历程中，也表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与很多哲学家相同的是，牟宗三对于做学问和做人都有明确的意识。他认为做人与做学问一样均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需要认真的态度。牟宗三的一生规行矩步，儒雅谦逊，儒者风范。但与此同时，他又常常表现出忧怨与孤愤，具有明显的狂者性格。这又是与很多哲学家不同的一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一生以“真人”人格为“型范”，以真诚、不虚伪为做人标准。这种以“真人”为底子、以儒者风范和狂者性格相结合的人格特征构成了牟宗三的人格风骨。

关键词：牟宗三；人格；儒者风范；狂者性格；真人

作者简介：程志华（1965年——），男，河北武强人，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

牟宗三一生的追求是“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牟宗三的哲学达至了中国哲学的高峰。1995年出版的《剑桥哲学词典》称：“牟先生是当代新儒一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正因为如此，傅伟勋先生说：“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1](p25)而且，牟宗三也为世界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学者约翰ς白诗郎(John Berthrong)称牟宗三为世界水准的大哲学家，而不只是中国的哲学家而已。[2](p58)事实上，牟宗三的一生不仅表现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与他一生认真地做学问一样，牟宗三一生也是认认真真地做人的。他曾说：“无论是为人，或者是为学，皆是相当艰难，相当不容易的。”[3](p104)“无论为人或为学同是要拿出我们的真实生命才能够有点真实的结果。”[3](p94-95)与牟宗三高贵的学术品质一样，其刚直不阿的学人风范也是哲学界的一笔宝贵财富。下面，笔者就对牟宗三的人格风骨进行一些探讨，期以此增加对牟宗三的了解。

一

牟宗三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曾因了年轻生命的膨胀掀起了“思想观念的泛滥和浪漫”[4](p30)。那时，“科玄论战”中吴稚晖的一篇文章深深打动了他，使他感到“浩瀚生命纵横才气的直接向外膨胀，没有简别，没有回环曲折，只是一个大气滔滔在那里滚”[4](p30)。从而，其思想文字都受到影响，甚至“粗野放荡，几不可收拾。”然而，假期回家时父亲对此却大为震怒，责问何以如此。牟宗三回答说外面风气即是如此！父亲严辞教训道：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即使风气如此，你也不可如此！父亲的一番顿吓使牟宗三当下惊醒，他“心思顿觉凝聚”，其受吴稚晖影响所形成的“浩瀚和纵横”如同一匹“奔驰的野马”被父亲“赤手搏住”，牟宗三也“顿时从漆黑一团的混沌中超拔”出来。[4](p31)可见，是父亲的教训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的确，牟宗三的父亲对牟宗三影响很大，其对于儒学传统“义理教训”的秉承深深地影响了牟宗三。牟宗三说，他出生于一个“只有质而无文的家庭”[3](p2)，但父亲却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文化陶养者，他常看曾文正公家书”，“中国文化中的那些义理教训，在他身上是生了根的。”[4](p32)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农夫以“义理教训之存在的见证者”的身份，在牟宗三内心确立起养志立身、治学为人的道德准则和人格风范，使他慢慢升腾起对儒家文化的尊崇。

事实上，真正使牟宗三回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并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乃师熊十力。从一定意义上讲，牟宗三的父亲只是使牟宗三避免了年轻人的“轻狂”与“无根”，而熊十力却使得牟宗三真正确立其文化生命与文化之根。在读大学时，牟宗三先是浸淫于逻辑学和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多持批评和不屑之态度。不过，在大学三年级时牟宗三遇到了熊十力。据牟宗三回忆，1932年冬，在哲学系任教的邓高镜先生向他推荐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书。他一个晚上就读完了，虽然谈不上真懂，但其中的清新俊逸之气引起他的兴趣。在邓高镜先生的引荐下，他得到了与熊十力见面的机会。对于见到熊十力的情形，牟宗三感慨道：熊十力“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3](p106-107)由于某种特定的机缘，这次见面竟引发了牟宗三思想的巨大变化，他自此由逻辑学和西方哲学渐而转向中国哲学。之后，牟宗三从23岁到41岁一直追随熊十力，其中，至少有七、八年亲炙于熊十力左右，因此，无论为学还是为人熊十力都对牟宗三产生了巨大感染。牟宗三自称：“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3](p106)

基于父亲和熊十力这样两个人物的影响，牟宗三虽对西方哲学研究颇深，年轻时也曾梦想过做一个“经济学研究者”，还想成为一位logician，甚至还对文学和数学发生过浓厚兴趣，但其最终还是选定了中国哲学。[3](p102-103)就其一生的学思历程来看，尽管牟宗三埋首于儒释道及西方哲学经典之中，于上述诸家之会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牟宗三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式的，他一生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为儒学开出了一片新天地。就他的日常生活来看，他也表现出明显的“中国文化的土气”：喜欢穿布衣布鞋、宽袍大袖；言谈举止也是规行矩步、儒雅谦逊、风趣幽默。牟宗三一生始终追求良知“在自家心身上作主观的、内在的、润泽的表现”，追求良知在自己生命上受用，即智仁勇“收回来安服自己”。牟宗三认为这些不仅儒者的立身之本，而且也是儒者“生命的学问”。他说：“人要做第一等人，为第一等事。”[3](p126)但“第一等事，第一等人，须从孟子所说的‘天爵'作起，绝不是指孟子所说的‘人爵'而言。此须彻底予以了解，方可说立志。”[3](p127)

不过，儒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儒家良知与产生、培育它的社会生活土壤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因此，其普遍性义理必须经过具体而特殊的身心体验，在现实的伦常关系和伦理生活中才可得到实现。然而，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儒家之价值系统所维系的生活世界已无可挽回地塌陷了，因此，其良知系统也不再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随处体认和落实的东西了。于是，此类问题便成为了牟宗三所面对的人生难题。因此，牟宗三常常感到“内圣”之旅的艰难。牟宗三曾说：“不幸，生在这个崩解的时代，既不能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复不能只是顺艺术性的兴趣之鼓舞以自娱，更无大圣人浑化之根器，则其破裂偏倾而有担负之苦，亦势所当然。”[3](p6)在这样一种社会情势之下，牟宗三说自己一生不做工夫，只知“君子坦荡荡”。他说，自己一生“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2](p92)事实上，对于处于专业化和学院化的现代教育体制之中的牟宗三来说，写书本身就是一种修行，甚至就可以说是一种“苦行”。从其一生的学思历程来看，写书就是牟宗三在“困厄”中的苦斗，就是他追求理想的基本方式。从此意义上看，牟宗三实可谓是一位追求内圣的现代儒者，他一生的追求就是通过写书力图让儒家的“天道性命”为中华民族的慧命“做主”。

二

由于秉承了“中国文化的土气”，亦由于有着对“天爵”的苦苦追求，牟宗三与人相处是平易的。牟宗三认为，人不可“孤学寡友”，必须“亲师取友”，唯此方可道义相勉，学问相益。这一点在他与一师一友的相处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而且亦可从他对青年学子的倾心栽培看出。从所周知，牟宗三与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师友情谊有口皆碑，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检视牟宗三的记载以及其他文字材料，熊十力在精神上给他带来的影响以及他们师生二人的相契相知，牟宗三均有亲切而诚挚的记述。对于熊十力，牟宗三的感念之情更是经常呼之欲出，溢于言表，十分动人。他说过一句言之凿凿的肺腑之言：“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4](p90)熊十力虽对牟宗三的生命与学问影响至大至深，但以此与生身父母相比，足见牟宗三感念之真情。牟宗三与唐君毅的朋友之情亦可称道。牟宗三说：“除与熊师常相聚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缘会，便是遇见了唐君毅先生。他是谈学问与性情最相契的一位朋友。”[4](p97-98)牟宗三和唐君毅两位先生经常在一起谈学论道，相得益彰，交往至深。牟宗三在上述肺腑之言后还有一句话说：“知我者君毅兄也。”[4](p90)后人对牟宗三与此一师一友的情谊评论道：

先生于大学三年级时，从游于黄岗熊十力先生之门，三十一岁获交唐君毅先生，一师一友，相得最深。熊先生以为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先生一人为可造。而唐先生则于未尝晤面之先，见其文而知其人，之后又谓先生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5](p2)

牟宗三对于青年学子的培养更是兢兢业业，不遗余力。1949年渡海赴台后，牟宗三于次年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台湾师范大学前身）。牟宗三认为，师友是人伦关系之一伦，师友之关系是人格与人格相接之关系。因此，彼此要处得亲切、相知，要常见面问学；如此，方能敦品励学，陶铸人才。于是，牟宗三发起“人文友会”，本着开放独立之精神，采取师友聚会之方式，进行课外之人文讲座。对于“人文友会”的讲学情形，牟宗三的弟子记述道：“聚会之人，无分校内校外，自由参加。凡有起趣者，皆敞开心怀，以礼相见。”[6](p1)“友会之聚会讲习，既不同于学校上课，也不同于公开演讲，而是借聚会以提撕精神，激发志趣，凝聚心志。由师友之团聚，进而扩大友道精神；由友道精神之扩大，而通接文化生命，持载历史文化。”[6](p1)在牟宗三的主持下，“人文友会”渐渐成为台湾师范大学学术磨砺和文化探讨的重要形式，当时的许多参加者日后成为了台湾哲学界的核心人物。牟宗三对学生与晚辈总是平等相待，以虚心对之。即使对于学生写就的不成熟的文章，他都认真地“一字字地看，并且能够记住其内容”[7](p16)。

就个人的生命形态及其归趣而言，牟宗三的平易还体现在他的洒脱上。在日常的学思生涯中，牟宗三常常表现出进退有度、顺适平和、风趣幽默、从容洒脱。牟宗三曾极力倡导人生之“幽默”，他认为“幽默是智慧的源泉，也象征生命健康，生机活泼。”[3](p99)当然，牟宗三所讲的这种幽默并不是常人所讲的诙谐风趣，更不是摆噱头式的滑稽，而是担当道统之圣人般的意味深长的智慧。因此，只“有实践行动的人，有担负的人，对此才了解。”[7](p15)他说：

孔子有沉重之感而不露其沉重，有其悲哀而不露其悲哀，承受一切责难与讽刺而不显其怨尤，这就是幽默。达巷党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闻之曰：“吾执御乎？执射乎？吾将执御矣！”这就是幽默。说到圣人不要说得太严重，太严肃。孔子自谓只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就自处得很轻松，亦很幽默。[3](p98)

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许多人的尊敬。香港大学哲学系教授E.C.Moore评论道：“他的学术研究之广阔，他的观点之深远，他的同情与理解之范围，他的态度之友善，凡此等等，皆反映于他的许多学生、同事及仰慕者对他之尊敬。”[2](p70)然而，诚如唐君毅所知，牟宗三“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5](p2)，在平易的同时，牟宗三的人格还表现出另一面相，这就是孤傲。他说：“我也是一个孤独深藏的灵魂，对于周围完全是陌生的，忽视的，忘掉我自己，也忘掉世人。万人睚眦，万人侧目，亦有人觉着有趣，我全不知道。”[4](p104)“我常常会把我内外都明白的事藏在心里而不说出来，遂形成一种明知他人误会而却不说的委曲。这情形一直到现在还是有，这也许是我自己的一种自信。”[4](p6)他还说：

我犹如横陈于无人烟的旷野，只是一具偶然飘萍的躯壳。如一块瓦石，如一茎枯草，寂寞荒凉而怆痛，觉着觉着，忽然惊醒，犹泪洗双颊，哀感婉转，不由地发出深深一叹。这一叹的悲哀苦痛是难以形容的，无法用言语说出的。[4](p135)

这些文字中渗透着一种透彻骨髓的孤独、悲苦和苍凉，它们出自一位以继承儒家传统自命的新儒家人物笔下，实是殊可惊异。上面所提及的进退有度、顺适平和、风趣幽默与从容洒脱的牟宗三在此似乎退隐了、消散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忧怨、无奈和失所归着的灵魂。这种情况曾引来梁漱溟的不满甚至批评。有一天他耐不住了便对熊十力说：牟宗三坐无坐相，站无站相，走路没有走路相，你到底欣赏他哪一点？表达出对牟宗三狂简孤傲的不欣赏。

当传统的生活世界和价值系统走向崩解，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庇护和依托时，往往感到命运既难以把捉亦难以抗拒。不过，在牟宗三身上所表现出的，却是对不被人理解境遇以及艰难时事的抗争。牟宗三说：“就我们所处之时代和我们担负之使命言，人过于规行矩步，注重细节，亦见生命之拘束而推拓不开。现今之所需，是要有风力，要有凸显之气象，要表现观念之方向，否则不足以言担负。”[7](p161)他还说：

吾自念我孑然一身，四无傍依，我脱落一切矜持；我独来独往，我决不为生存委屈自己之性情与好恶；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恃，我黯然而自足，但我亦意气奋发，我正视一切睚眦，我冲破一切睚眦；我毫不委曲自己，我毫不饶恕丑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恶声至，必反之，甚至嬉笑怒骂，鄙视一切。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的防线。我无饶恕丑恶之涵养与造诣。我在那阶段与处境，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3](p116)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上面几段文字中所表露出来的牟宗三应付世事的方式：“人不理我，我不理人”，“恶声至，必反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甚至嘻笑怒骂，鄙视一切”，这些都是牟宗三应对“艰难时事”的态度写照。而当牟宗三讲“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的防线”，“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的时候，他是在推崇一种特立独行的狂者性格和我行我素的生存勇气。由此而见，牟宗三并非是儒家理想中的中庸、中和之人，而是某种特立独行的狂者型人物。不过，在他的狂者性格中饱含着对现代社会中流行的平庸、卑俗和随波逐流的反抗。牟宗三不是一位普通的学者，他是一位“思想锐敏、独见而近于尖刻、冷峻，自信而近于武断、狂傲，乐于标新立异的哲学家”[8](p1)；比之于唐君毅，“牟的声音更加尖厉、更加逼人，他更愿意说出自己对真理的认识，而不是论析历史典籍。”[9](p36)“牟宗三曾被戏称为‘宋明学理，魏晋人物'，即其为人并不是循规蹈矩、中和温厚的理学先生，而毋宁更近于任性独行的魏晋人物。”[10](p138)由此视之，如此孤傲过甚的牟宗三似乎有违谦让温和的儒者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