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活的感受
对三地受访者的人口及社会经济特征有一定掌握后,可从生活感受、经济状况、社会信任和社会归属等层面,了解他们不同身份之间的不同态度。
首先看不同受访者的生活感受。调查中,当台、港、澳三地受访者被问到生活快不快乐时,所表达的感受便颇有出入。认同本土身份、“中国人”身份、“两者皆是”或“两者皆非”而表示生活得快乐的比率,依次是77.6%、69.1%、70.2%及46.7%,认同本土的受访者最感快乐,“两者皆非”最不快乐。在香港,认同本土身份、“中国人”身份、“两者皆是”或“两者皆非”而表示生活得快乐的比率,分别是77.2%、84.2%、81.3%及69.2%,认同“中国人”身份较为快乐,“两者皆非”最不快乐。在澳门,认同本土身份、“中国人”身份、“两者皆是”或“两者皆非”而表示生活得快乐的比率,分别是86.2%、82.2%、86.1%及95.2%,澳门受访者普遍较为快乐,其中又以”两者皆非”最为快乐。
既然各地受访者对生活的喜乐各有不同感受,对于个人所作的努力和生活的待遇又有甚么看法呢?调查中,当三地民众被问到是否觉得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生活的水平对等而公平时,各人的看法明显呈现差异。在台湾,认同本土身份、“中国人”身份、“两者皆是”身份或“两者皆非”身份而觉得自己的努力与生活有欠公平的,依次为32.8%、35.3%、33.2%及53.4%,“两者皆非”的受访者明显觉得不够公平。在香港,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或“两者皆非”等不同身份而觉得自己的努力与生活有欠公平的,依次为30.6%、22.3%、25.8%及50.0%,“两者皆非”的受访者同样觉得较为不公平。在澳门,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或“两者皆非”身份而觉得自己的努力与生活不公平的,依次为23.2%、25.5%、26.3%及20.8%,彼此间的看法不但差异不大,“两者皆非”的受访者甚至觉得较为公平。
三地的调查数字显示了两点特别之处:其一,台、港两地的“两者皆非”受访者较为觉得生活不快乐或待遇不公平,但澳门的“两者皆非”受访者反而觉得最快乐或较公平;其二,澳门民众整体上觉得生活较为快乐或较为公平,香港次之而台湾较后。这个现象,或多或少说明各族群在各地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各有不同。2004年底,经过SARS疫症后,香港及澳门的经济渐见复苏,台湾仍颇为低迷;到了2005年,澳门的经济更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在“自由行”、“更紧密经济合作计划”及开放赌权等诸多因素带动下高速增长,香港则相对堕后,台湾最为低沉。面对经济的载浮载沉,社会的时顺时逆,人们对生活的感受各有不同。
五、经济状况与社会生活素质
调查中,当三地民众被问到是否满意当地整体经济状况时,其结果显示出颇大的不同。在台湾,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或“两者皆非”不同身份而表示满意当地经济状况的,依次为40.7%、27.7%、21.1%及20.0%,认同本土身份的受访者较为满意,其它组别颇为接近。在香港,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或“两者皆非”不同身份而表示满意当地经济状况的,依次为38.8%、52.9%、49.3%及38.3%,认同“中国人”身份的受访者较为满意,认同本土或“两者皆非”身份者反而较低。在澳门,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或“两者皆非”不同身份而表示满意当地经济状况的,分别有92.5%、91.0%、90.3%及94.5%,各组别的满意度均较台、港受访者高,“两者皆非”者尤为突出。
经济状况的各有不同,明显影响他们对社会综合生活素质的评价。调 查中,当三地民众被问到满不满意当地社会的综合生活素质时,认同本土身份、“中国人”身份、“两者皆是”身份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台湾受访者,表示满意的比率依次是51.7%、31.9%、32.0%及26.6%,认同本土身份的受访者最满意,其它的颇为接近。在香港,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而表示满意的比率,依次是56.1%、58.5%、69.3%及54.5%,“两者皆是”受访者较为满意,其它的较为接近。在澳门,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而表示满意的比率,分别是72.0%、74.6%、73.4%及91.6%,“两者皆非”受访者最为满意,其它的较为相近。
如前所述,台、港、澳三地社会所面对的不同处境,相信是影响受访者不同看法的最主要原因。至于“两者皆非”受访者在台、港两地的满意度偏低,而在澳门则偏高的情况,则颇为耐人寻味。到底“两者皆非”受访者在三地的处境和待遇是否截然不同呢?由于手头上的资料不多,我们在此略过不表,希望将来有机会再作深入探讨。
六、社会信任与生活预期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本,是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指标。如果人与人之间失去互信,经济便无从发展,民主制度亦无从运作,社会的组织力和凝聚力亦会毁于一旦。到底台、港、澳三地不同身份认同的受访者是否觉得各自社会的一般民众可信呢?在台湾,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表示社会一般人可以信赖的比率,依次是24.8%、15.2%、22.8%及6.7%,“两者皆非”及“中国人”受访者认为社会一般人可以信赖的比率最低。在香港,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表示社会一般人可以信赖的比率,依次是22.5%、22.8%、27.3%及16.7%,“两者皆非”受访者认为社会一般人可以信赖的比率仍属最低,但略较台湾同组别受访者高。在澳门,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表示社会一般人可以信赖的比率,依次是22.9%、29.7%、29.9%及41.6%,其中以“两者皆非”受访者认为社会一般人可以信赖的比率最高。
在询问受访者是否觉得社会一般人可以信赖的同时,我们还要求他们预测自己家庭3年后生活环境的转变。一如所料,澳门市民的看法较台湾和香港乐观。在台湾,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表示3年后的家庭生活会比现时好的比率,分别是35.0%、30.4%、26.1%及58.3%,“两者皆非”受访者较为乐观,其它组别相差不大。在香港,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表示社会一般人可以信赖的比率,分别是33.0%、40.3%、36.6%及15.4%,“两者皆非”受访者较为悲观,其它组别则相差不大。在澳门,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 “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表示社会一般人可以信赖的比率,分别是63.6%、52.2%、56.5%及78.3%,各组别的看法较台、港受访者乐观,当中以“两者皆非”受访者最为突出。
台、港、澳三地受访者认为社会一般人可以信赖的程度偏低的情况,多少说明了现代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颇为疏离的现象。虽然如此,由于澳门的人口、面积和规模在3个地区中最小,加上社会相对和谐,认为社会一般人可以信赖的比率也略高。另一方面,由于澳门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民众对未来也显得较为乐观,至于台、港民众则因各自的政、经发展诸多阻滞而不敢对未来有太大的期望。
七、归属感与移民计划
在谈论一地居民对其身处社会是否认同时,我们往往会想到归属感 (sense of belonging) 这一问题。到底三地民众对本身社会的归属感有多强烈?在台湾,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表示对当地社会有强烈情感的比率,依次是88.8%、69.1%、86.1%及33.3%,认同本土身份受访者的情感最为浓烈,“两者皆非”者最淡。在香港,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表示对当地社会有强烈情感的比率,依次是78.1%、76.0%、82.9%及45.5%,认同“两者皆非”身份的情感最淡,其它组列差距不大。在澳门,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表示对当地社会有强烈情感的比率,依次是96.6%、92.3%、96.6%及82.6%,各组别均有强烈感情,而以“两者皆非”者略低 。
既然不同组别受访者对当地社会的认同情感各有强弱,他们会否因为 某些政治或经济的原因考虑移民他国呢?调查中,当受访者被问到在不远将来会否计划移民外国时,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台湾受访者表示有所计划的比率,依次是6.6%、18.2%、17.7%及13.3%,认同本土身份的受访者计划移民的比率明显较其它组别低。在香港,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表示有所计划的比率,依次是13.1%、9.2%、10.4%及16.7%,认同“中国人”身份的受访者计划移民的比率最低。在澳门,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表示有移民计划的比率,依次是8.6%、6.1%、5.1%及28.0%,认同“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表示会计划移民的比率最高,接近三成之巨。
接下来的问题是,受访者当中有多少人已拥有外国居留权?调查数据显示,台、港、澳三地民众表示已取得外国居留权的比率依次是0.5%、2.1%及14.6%。当然,我们必须指出,台、港两地的调查只问及懂华语 (本地话或普通话)的华裔居民,澳门则包括所有居民。因此,台、港居民拥有外国居留权的真实比率或较本调查显示的数字高。
深入一点看,在台湾,认同本土、“中国人”、“两者皆是”和“两者皆非”身份的受访者表示已拥有外国居留权的比率,依次是0.3%、2.9%、0.5%及0.0%。在香港,4个组别表示已拥有外国居留权的比率,依次是2.7%、2.1%、1.5%及7.7%。在澳门,4个组别表示已拥有外国居留权的比率,依次是20.6%、9.1%、11.7%及60.0%。由于台、港受访者中表示拥有外国居留权的数字太小,比较的意义不大,至于澳门的“两者皆非”及本土身份认同受访者有较大比率已拥有外国居留权的情况,则很大程度上与现实相符。
认同本土的台湾受访者对当地社会的情感明显较其它组别浓烈,有计划移民他国、一走了之的比率也最低。认同本土的澳门受访者对当地社会的归属感较高,但表示有计划移民他国的比率也较高。相对而言,认同本土的香港受访者对当地社会的归属感反而没有“两者皆是”组别浓烈,但表示有计划移民他国的比率则仅次于“两者皆非”者,情况十分特殊。
八、调查发现与评论
有些人或者会这样说:台湾、香港与澳门的社会发展过程其实不尽相同,三者未必可以直接比较。我们认为,三地虽然各有独特之处,但同文同种,互为互动,而且均经历过颇为类似的历史轨迹,实在有很多值得彼此学习和参考的地方。例如,这三个地方都曾被外国势力殖民统治过,近年来在全球化浪潮和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的影响下,又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若干重大的经济及政治体制变化,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也都纠缠不清。因此,我们相信,将三地作一比较,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同样地,我们也知道民意调查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容易受当时社会的气氛或大众传媒所左右(举例说,现时的台湾,“扁落马上”而两岸关系缓和之下,社会气氛便大有不同)。虽则如此,我们仍相信民意调查在某些层面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综合本文的数据和讨论,我们发现台、港、澳三地社会虽然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但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仍存在着颇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又与本身和中国大陆接触密度以及关系的时好时坏密不可分。台湾与大陆相互敌视接近60载,地理上被台湾海峡所阻隔,以往接触交往极少,不认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体的“中国人”身份,也是情理中事。香港与大陆唇齿相依,欲拒还迎,加上两地只隔一条深圳河,过往接触交往极为频密,较认同“两者皆是”的复杂身份,多少也反映了典型“香港人”的现实和骑墙。相对而言,澳门一直对中国大陆极为依赖,两地更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官方与民间的交往从没间断,澳门居民进出珠海来去自如,居民因而较认同“中国人”身份。
回到卡尔斯泰斯的理论层面上,以下三个层面颇值得深入探讨:
1.身份认同既是互为互动、彼此拉扯的产物,同时亦会受各方角力所左右。20世纪90年代末,不论是台湾的普选总统,还是港、澳回归后的“港人治港”及“澳人治澳”,均鲜明地传递了本地人民“当家作主”的信息,对本土意识和身份的提升应该具有正面的作用。然而,三地民众――尤其是香港及澳门的民众――认同中国人身份的比率不跌反升(郑宏泰、黄绍伦,2002 & 2005)。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政府自开放改革之后对台、港、澳居民放下敌对、狐疑及不信任的“敌我势不两立”态度,并改以友善、开放和接纳的柔性手段,像”自己人”般欢迎他们返回内地探亲、游玩、工作、经商和定居,以接触、沟通等积极行动代替过往的敌视,进而说明大家同属中华民族,至于其综合国力提升和国际地位日显等,更强化了曾经一度滑落的国家意识,彰显了“合法性身份认同”。
2.两岸四地民众的身份认同既存在着实质差异,亦有纠缠不清的地方。无论人们同意与否,前殖民地时代的分裂分治及“去民族化”(de-ethnicization)政策,确曾令台、港、澳人民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生活模式及思想价值等产生实质而无法逆转的变化。至于回归后的香港和澳门仍然保持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当前台湾当局继续主张本土地位的举止,又支持了那种在中心文化看来属于不可接受的“抗拒性身份认同”。如果中心文化强行将那个支配性“合法性身份认同”套在台、港、澳民众的身上,很容易会这些地区的人民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从而影响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3.表面上看,“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这种“计划性身份认同”既能突出中心文化“合法性身份认同”的支配地位,又能照顾台、港、澳民众边陲文化“抗拒性身份认同”的特殊性,可谓一举两得。然而这个制度如何真正落实,既不至于让台、港、澳民众觉得有名无实,本身的特殊身份及制度遭到威胁;又能抚平中心文化担忧本身支配地位被漠视的两难困局,则是对两岸四地政府之政治智慧的高难度考量。
概言之,我们认为,“一国两制”这个“计划性身份认同”的核心思想,在于求同存异。不同研究均指出,台、港、澳三地民众虽然同为黄皮肤、黑头发、棕眼睛,但他们成长的背景、所受的教育、接触的媒体,以至生活的习惯、人生的价值和身份的认同等等,均与中国大陆民众明显存在很大差异(萧新煌、尹宝珊,1998;萧新煌,2000;郑宏泰、黄绍伦,2002 & 2005;黎熙元,2005)。中国大陆的人民或政府,必须了解这种外表看来并无分别的内在差异,应当理解这种差异,接纳这种差异,甚至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主动保留这种差异,进而利用这种差异,使台、港、澳在中国、亚洲以至世界事务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陈冯富珍最近(2006年11月)在中国政府全力支持下,以香港人专业、开明及具国际视野的身份,击败其它强劲对手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职位一事,恰恰说明了保留台、港、澳三地特殊制度和身份的特殊意义和作用。
作者说明:本文所引用台湾及香港的资料,来自“香港社会指标调查计划”,研究经费来自大学研究资助局(HKU 7255/03H及POLYU 5411/05H);有关澳门方面的资料,来自“澳门可持续发展策研究中心”委托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及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2005年举行的“澳门居民综合生活素质现况调查”,谨此向相关单位或机构衷心鸣谢。在整理资料时,莫家乐先生曾经给予很大的帮助,在此也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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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