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汉语承受着空前的压力，也被寄托着巨大的希冀。它时而成为阻碍民族国家复兴的语言障碍，时而又成为实现中华文明复苏的文化载体。对于汉语的认知，基本上在这两个极点之间来回摆动，摆动的内在动力机制往往与一个时代的思潮、境遇与政治有着隐秘的关联。文化保守主义往往对于中国语言更多一份亲近的情怀，他们认为语言是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尤其是中国汉语的表意形式象征了一套独特的语言机制，内含了中国文化的精义与价值。而西化论者，则认为汉语复杂的书写方式限制了文化的传播与普及，他们把语言化约为程序性的交流工具，以方便、简洁和效率为主要评判标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当时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说：“现在我们使用白话做文，第一件感觉苦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语，异常质直，异常干枯。要想弄得它活泼泼的，须得用西洋修辞学上各种词枝。这各种的词枝，中国文里，原来也有几种，只是不如西洋那么多，那么精致。据近代修词学家讲起，词枝一种东西，最能刺激心上的觉性；所以文章的情趣，一半靠住它。中国历来的文人，都被‘古典’、‘藻饰’埋没了，不注意词枝。况且白话文学，从来没有发展，词枝对于白话的效用，也少得见。到了现在，我们使用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的培养。所以觉着非常干枯，少得余味，不适用于文学。想把它培养一番，惟有修词学上的利器，惟有借重词枝的效用，惟有使国语文学含西洋文的趣味——惟有欧化中国语。”①①干枯、没有余味、质直等都成了文言文和白话文的“缺陷”，而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在于欧化，也就是借助翻译的力量，来改善汉语贫瘠的“内存”，促使其更新，以符合语言表达之需要。这也成为“五四”以来形成的启蒙知识分子对于汉语的“共识”，都认识到汉语在语言表达上的不方便、无能和干枯，并且很多知识分子都认为汉语的白话化，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更新换代，而且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换的语言标志，所以攻击文言不遗余力，提倡白话殚精竭虑。
到了1930年代的中国，胡适在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大公报》刚开设的政论栏目“星期论文”撰文时，他写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关于政治文化与制度建设的，而是《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他指出“近几年来，中国报纸的趋势有两点最可注意：第一是点句的普遍；第二是白话部分的逐渐增加。这两件事其实只是一件事，都只是要使看报人容易了解，都只是要使报纸的文字容易懂得。”②②而在几乎同时代的南方上海，在《申报》“自由谈”上也发生了一场持续很久的关于“大众语”的讨论，徐懋庸、陈子展、陈望道、胡愈之、叶圣陶、夏丐尊、吴稚晖等文人或学者都有参与争论，参加的大多为左翼文人。在他们看来，“五四”以来形成的白话文在语言革命上仍旧不彻底，离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也就是左翼文学所谓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太过隔膜，因此应该在本土化和地方感的基础上，塑造一种能够为普罗大众所认知和使用的大众语。它所诉诸的语言革新的源泉是被想象的民间语言，但是如何操作仍旧是人言人殊，最终不了了之。
可见，对于如何改进现代汉语，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左翼文人也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前者诉诸翻译的神奇，后者求助于民间的鲜活。到了今天，中国现代汉语似乎又走到了一个与民国历史大异其趣的十字街头。这些年，对汉语的思考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持续的热点。汉语成为等待被拯救的母体，汉语在危机中！那么，现代汉语面临的主要敌人来自哪里呢？
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汉语从一开始就被污染了，被翻译语言污染了，为了与英语、日语、法语等外来语言的含义相对应，翻译家生造了诸多词汇，这些词汇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原本并不存在，没有根基，牵强附会，支离破碎。因为从晚清到民国的弃旧趋新的时代风潮，以及报刊媒介的广泛宣传，这些移植过来的语言开始喧宾夺主，反而搅浑了中国语言的纯粹性。很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今天我们离开这些翻译过来的词汇，例如国家、社会、个人、民族等词汇，基本上就会处于失语状态。而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来看，语言是民族文化最神圣的标签之一。如果我们使用的基本词汇都是来自西方和日本，语言使用与思维方式在这些学者看来又是牵缠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宣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到了今日，翻译书籍的出版更是远远超过民国，而翻译者的汉语水平相对于民国学者来说本就相差甚远，这就导致一种翻译腔的“流毒甚远”，导致很多中国学生甚至学者都无法写出一手漂亮的汉语文。根据这种观点，翻译是导致现代汉语沦落的“原罪”。韩少功在一次讲演中也指出：“外来语丰富了汉语，但也带来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学生腔’或者‘书生腔’。这种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尤其是从洋书本上搬来的。这些‘洋腔’或者‘书生腔’，是从我们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识体制中产生的，是图书馆的产物，不是生活的产物。”
汉语在危机中的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天在中国，对汉语普遍缺乏重视，英语的重要性全面压倒汉语。汉语成为受难的母体，在英语的强暴下痛苦地呻吟。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而汉语仅仅成为无关重要的陪衬性角色。一个中国人能不能写出一句达意而优美的汉语根本不重要，而是否可以书写流畅的英语成为很多用人单位选择的重要参考。这就导致全民开始英语热，在北大、清华等名校因出国留学的竞争需要，英语的重要性更是无远弗届。同时，在中国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开的国际会议，使用的工作用语有时甚至是英语，也导致一些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反感。在高考、研究生招考等关系人生走向的大考中，英语的“霸权”都远远胜过汉语。在这样从社会语境考察的视角里，反对英语霸权就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民族文化和现代汉语存亡的大事体。
第三种观点认为，导致现代汉语问题重重的关键原因并非翻译或英语的霸权，而是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对语言的浸染。因此，要解放汉语，让现代汉语返归自由表达、灵性书写的状态，首要的任务是清除这么多年政治词汇在教科书中的弥漫。因此，中小学语文教材就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教材被批评内容空洞，词汇苍白，语言干瘪，充满了虚伪而宏大叙事的政治语言，使本来应该成为吸引学生学习现代汉语、热爱中国文化的语文教材，成为一堆或隐或显的灌输、渗透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最后造成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反感、疏离甚至排斥心理，近年来大学语文教材的多元化，以及内容的革新，也似乎与塑造全新的汉语世界有关。
与此相关的就是认为新闻媒介语言的极端政治化，和单一化，导致读者受到潜移默化，只能使用一种报刊语言来说话、书写和思考，语言的多样性被吞噬，文化的多元性被腐蚀，最后出来的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就像文革中的大字报语言一样。刘小枫曾针对这种“社论”语体进行反思：“四十年来，汉语哲学发生过一场语式——当然首先是思式革命。纯粹心性式和纯粹学术式的哲学言路被视为有限阶级的标志，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姑且名之为‘社论’式的哲学言述。‘社论’语式在汉语学界成功地颠覆了传统的种种自在语式，进而独占全语域，哲学言路的社论语态化只是这种泛化的言语场之一。正如当代言述史所表明的那样，甚至像抒情诗这种最富私人心性的言式，亦曾‘社论’语态化。”③③
在这种种或历史或现实因素的困扰之中，现代汉语命运的问题浮出水面。而这种浮出水面至少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伴随着国力的强盛，我们在思考汉语的时候，心态也许能够更从容一点。以前汉语是拯救民族国家的工具之一，现在是民族国家成了拯救汉语的后援之一，伴随着所谓的“大国崛起”，孔子学院也开始在全世界到处“开花结果”了。另一个因素就是古典主义的复兴，国学热、孔子热、新儒家等等，使我们重新睁开眼睛，让目光回到屈辱的晚清之前，回到光辉璀璨的汉唐盛世和先秦时代。在这样两种因素的交织中，对于汉语的重新认识就成为必要，帮助汉语走出百年来的游离、彷徨与弱势状态，就成为知识分子似乎刻不容缓的文化使命。
自然，也有学者承接了傅斯年等五四启蒙者的思路，认为更新汉语之路仍旧在于翻译西方经典，比如刘小枫、冯象等学者。冯象先生这些年在独自翻译《圣经》，他在哈佛、耶鲁获得过中古文学博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可谓真正的美国学院派出身，阅读他的文字，感觉到的却是从容、优雅而简洁的汉语之美。他的作品也许就是对翻译有害汉语论者的有力反击。在一封尺牍中，冯象说道：“二十世纪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在为‘文明社会’制定法则的老到的西方列强面前——也是个青春期的孩子：初识‘现代’，慕求新知，躁动不安。马列文本同西方经典的译介，便不仅是精致政治和话语权斗争的产物了；翻译和‘欧化’还是现代汉语知识生产本身的需要，是汉语进入‘现代’重拾自尊的惟一门径。”④④
青年学生吴彦在最近出版的《二十一世纪》撰文批评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的语言观，这种观念用文化动力学的理论来解释语言的命运，认为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下，只要国力日趋强盛，文化日趋发达，汉语自然能够成为抗衡英语霸权的极少数语言之一。吴彦认为关子尹：“对于语言的基本观念却在根本意义上没有关注到这与人的自我认同、自我确证密切关联着的政治性，以及由此而可能被提出的一种‘政治主体性的语言共同体’观念，这种观念要求群体之自我认同的一个根本前提是政治的自我主张，它要求某种政治的积极参与。民族的语言—文化决不是一个客观的问题，语言—文化的问题在根本意义上是政治的问题，是必须通过政治参与进去的问题。”⑤⑤按照这样的思路，语言自然就不仅仅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工具，甚至首先就不是一种语用意义上的工具，而是具有内在价值的文化单位，具有政治内涵的文化媒介。语言浓缩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对于自我认同的理解与确认，它所发生的作用是制造一种血浓于水的命运相关感，一种共同承当历史与当下责任的社群情感。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对于现代汉语的纯粹化，绝不是仅仅剥离缠绕在其之上的“政治的油彩”，或剔除沾染其中的“翻译的污斑”，然后消极地守护语言的自主空间，而是在一种更加积极的视野里，来重新理解现代汉语与中国政治机体的关系。
对于复兴汉语文化价值的学者来说，他们也许没有走得如此远。他们更像是在近代以来汉语的千疮百孔和举步维艰之中，细致而敏感地体会到汉语与中国人的文化书写的内在关系。他们发觉仅仅是傅斯年那种欧化的处方，或者左翼文人的民粹主义思路，都无法为现代汉语的“起兴”和“弥漫”，找到根源性的力量与价值。因此，他们开始把目光从西方、日本或民间，转移到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文化。他们试图做的工作是把基于救亡图存需要而横暴切割的文化与语言，重写接榫起来，为现代汉语学界灌注一种持久的传统价值与语汇资源。由同济大学柯小刚、中国人民大学夏可君等青年学者等发起的“汉语人共通体”可视为这种取向的一个标志性存在。青年学者刘梁剑在一次名为“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困境”的学术报告中说：“在当下的中国，创建当代中国哲学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当代中国哲学的运思自然离不开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然而，我们首先面对的，却是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困境：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一些基本范畴首先是作为译名得到思考与理解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范畴都包含了未思的‘Anglo-European classical tradition’因素并由此让现代汉语人在不知不觉中未能接近中国传统思想。在此情形之下，现代汉语哲学语汇谱系学研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一研究的任务：系统梳理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三重映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则是揭示哲学语汇所可能积淀的中国传统思想。这一工作同时意味着，将古汉语所包含的内涵释放到现代汉语之中，从而让现代汉语能够倾听沉淀在古代汉语中的原始呼声。由此，现代汉语开始扎根于沉厚的中国思想传统，从而为中国当代哲学的创建准备道路。”⑥⑥这种思路基本上是一种相对传统的思路，认为语言承当着传播文化价值的功能，语言也积累着一个文化传统的价值内涵。刘所努力的是重新沟通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他所使用的“释放”一词特别有意味，确实，在现代汉语的再造中，古代汉语基本上处于被深层压抑的境况。在当时的新旧对立、传统到现代的单向思维中，古汉语几乎就成了背负着十字架的受难者。如今要做的工作，是把这位无辜的“受难者”从镣铐中解放出来，让它的神圣内涵输入被欧风美雨洗刷得日益苍白的现代汉语之中。
韩少功则更多的是从文化民族主义或者语言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讨论现代汉语的重建问题。他在这个命名为“现代汉语再认识”的演讲中认为汉语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他在演讲的结尾提出创造优质的汉语的概念。认为优质的汉语一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在韩少功看来，汉语里的对联、成语都是无与伦比的瑰宝，充分彰显了汉语的魅力。在英语全球化的文化霸权体系之中，韩认为拯救弱势的汉语的首要任务是“汉语迫切需要一种合身的理论描述，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创新来解放和发展自己。要创造更适合汉语的语法理论，一定要打到语法霸权，尤其是要打到既有的洋语法霸权，解放我们语言实践中各种活的经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诗论、词论、文论，其实包含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但这些宝贵资源一直被我们忽视。”⑦⑦关键在于这种语言理论如何建构？语言理论自身也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舶来品，中国古代本无系统性的、逻辑性的语言理论，有的是对语言的内涵、使用的直觉性的认知和表达，往往是在一种碎片性的阐述中呈现中国式的对语言的理解。为了实现汉语语法理论与洋语法的平等，就建构出一套西方式的语法体系，这会不会导致削足适履呢？按照文化本位主义者的看法，中国古代汉语并无西方意义上的语言理论，可一样发展出了一套精致而细腻的书写方式，这正是中国文化的本真性的体现。如果去掉了这一点，即使有了可以抗衡洋语法的理论，可仍旧是抄袭了西学的骨架而填塞了中文的细胞而已，这就仍旧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里打滚。
对于现代汉语来说，就像中国现代文化一样，也存在古今中西之争。汉语从来就不是自在之物，而是为人之物。知识分子对待汉语的态度也很少是从一种“智性的平实”出发，而往往是在拯救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态符号中，急功近利地对于汉语颠来倒去。不管是欧化论者的贬低，还是民粹主义的神化民间语言，或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言文的悲情意识，都是在一种语言政治学的视角里理解现代汉语，也就是将汉语的功能与政治的出路捆绑在一起。汉语成了先知的启示录的载体。因此，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从这种庸俗的实用主义里走出，如果不能把汉语从政治广场归还到课堂、研究室、讨论会等真正研究语言的地方，如果汉语人不能去除对于汉语心浮气躁、时而亢奋、时而挫败、时而虚无的态度，那么现代汉语要复苏和重建就仍旧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角度里来观察汉语的命运，我们也许可以获得一个坚实的起点，既不把汉语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夸大为汉语的危机，例如一般民众在汉语的日常使用中也许并无知识分子所耸人听闻的语言危机感，也不在一种虚妄的大国崛起的历史情境中，产生一种昏昏然的汉语意识形态甚至汉语原教旨主义，以一种与政治隐秘合谋的方式夸大或粉饰汉语，而放弃作为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诚实的态度。这就恰如韦伯在1918年底，面对德国慕尼黑大学学生的题名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所反复申告的那样，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装扮成民族的先知，否则就容易陷溺在危险的境况。他在演讲结尾说道：“如果一个人缺乏勇气去澄清自己的终极立场，转而用软弱的相对主义论调，减轻这个义务，那就是在规避智性诚实这个平实的职责。在我看来，为了宗教皈依而牺牲理知的人，比讲台上的先知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后者没有了解到，在教室的范围内，惟一的德性，便是平实的智性诚实。”⑧⑧
海德格曾经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那么汉语也可以说是汉语人的家园。也许，不能仅仅把语言与政治、文化勾连在一起，而更应该体察到语言与人的性灵、心灵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的汉语史，就可以发现对于语言的急功近利的态度，是怎样损害了汉语的内在韵味和表现形态。语言的粗鄙和空洞，所反映的恰恰是灵魂的空洞，和性情的粗鄙。语言的暴力所折射的也正是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思维。如果以1949年为界，在此之前，其实汉语一直处于艰难而卓有成效的重建之中，民国知识分子很多既有传统私塾教育带来的古典气味，又有从西方留学耳濡目染的现代气息，他们的文字一如其人性灵，清澈、空灵而鲜活，这点只要我们去读读梁遇春、周作人、废名、林徽因、林语堂、张爱玲等人的文字即可感受一二。而从1949年开始，政治文化开始全面统摄文化书写，汉语在一次次被强暴中无声的呜咽，汉语成了阶级话语的垃圾桶，成了阶级斗争的传声筒，成了阶级思维的帮忙或帮闲。汉语的多样性的丧失，是跟整个民族文化的沦丧，以及民众心灵的空洞化结合在一起。在一个不自由的时代，汉语似乎只能成为政治的牺牲。这种情况到了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改变，尤其是网络兴起和博客出现以后，汉语自由表达逐渐成为一种可以期待的愿景。汉语的自由与人性的自由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个自我审查的灵魂，永远也不可能写出优美的富有内涵的汉语作品，相反，一个永远在困境中追寻自由意识与人生真谛的个人，才可能写出震动人心的汉语作品。比如我们在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高尔泰《寻找家园》、徐晓《半生为人》、北岛《失败之书》等著作中就可以充分体会到汉语的内在韵律与优雅表达。也许，我们不应该太过悲观，因为密涅瓦的猫头鹰只会在黄昏时分展翅飞翔，然后汉语的生命才会真正打开。
（刊于《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