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台、港、澳三地社会面对的不同危机与挑战时，很多人经常会提及身份认同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前，不论是经济民生或是个人自由，共产主义的中国大陆和资本主义的台、港、澳均有颇大差距，令后者的人民相对之下颇感骄傲，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本土意识，在建立起本土身份的同时，否定了原来的中国人身份。

进入21世纪，这种相对优越的身份渐因两岸四地差距缩小而受到很大挑战。人们或者会问：甚么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如何建立？如何转化？又如何影响整体社会行为？本文希望通过对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说明三地民众不同身份和态度背后的原因与特征，以及当中的一些含义。

一、身份认同的理论与背景

严格而言，身份认同（identity）是一个复杂的、流动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范畴。为了方便讨论，可采用伯格（P. Berger）的话作一概括性的引介。伯格认为，身份认同是社会授予、社会维持和社会转化的（socially bestowed, socially sustained and socially transformed）社会心理（Berger, 1966）。也即是说，身份认同既代表了整体社会的价值和生活模式，它是社会化的产物，而且会因应社会变迁而改变。

从理论层面上看，一种身份的建立，主要受两大层面的因素所左右：其一是先天的、主观的；其二是后天的、客观的。就先天或主观而言，由于台港澳人身上流着中华民族的血，对中华文化的历史和文化怀有一定感情，因而可能“理所当然”地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与此同时，这种情感上的身份投寄，又会受到后天的、客观的因素，如权力互动、法律规定和族群角力等所左右。对此施达郎说得十分清晰：要分辨一个人是否“中国人”，须从两个角度观察。客观方面，如果当其他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时，你纵然极力否认，也百口莫辩；主观方面则是你自认是中国人，即使其他人不承认也无法改变你的信念。一般人论定某人属何国人的客观标准，往往根据血统、肤色、生活习惯和思想方式。许多华侨（主要为第一代移民）虽然加入了侨居地国籍，但仍然以“中国人”自居，这是基于民族意识的驱使。(施达郎，1980：5）

可以说，主观认同固然是种个人情感投寄或自我感受，但不代表全部；而客观认同则是别人或政府对自我背景的理解和立场审视，欠缺这个元素，身份认同便无从说起。身份认同的塑造和建立，不单要考虑主观的因素，客观的、他人接纳与否和态度冷热，同样十分关键。施氏的界定与陈清侨在探讨身份认同课题时的论点相近。陈清侨认为：身份认同绝不是一件容易确定的事。至少有两重意义至为关键：一方面，在社会的认同中，自我必须能透过生活实践辨认出（identify）一己身之所属；另一方面，人在自我确认的漫长过程中，又无法不受别人对自己认同与否、如何认同所深深影响。 (陈清侨，1997：xi)

泰勒（C. Taylor）指出，认同本身便包含自我的观点和别人的看法，因此，身份的产生和建立，自然不能是单方面的，或是与外界隔绝的。他说：“因此，我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我是在孤立状态中把它泡制出来的。相反，我的认同是通过个体与他者半是公开、半是内心的对话协商而形成的。”（Taylor, 1997: 11） 米德（G. H. Mead）则认为，自我身份的形成，主要是透过游戏、玩耍、角式扮演和他人对自我的态度和感受，来观看自我和建立自我。在这些自我塑造的过程中，“关键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简称“他者”）对自我行为的建立影响最大。小孩子便是透过模仿学习、相互接触和审视观察身边的人情事物，慢慢地建立起自我的身份、价值观、个人形象和人际关系等。（Mead，1934）

从历史的眼光看，台、港、澳三地本土身份的滋生和发展，也是“他者”与“自我”在拉扯互动、角力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1949年以前，台、港、澳居民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并无多大分别；但从1949年开始，情况便出现了巨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击败中国国民党，取得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并实施共产主义后，落败而逃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另起炉灶，与香港及澳门这两个英、葡殖民地一样，割裂于中国大陆，继续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共产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水火不容与各树藩篱，最后影响了台、港、澳居民的身份认同 (萧新煌、尹宝珊，1998；萧新煌，2000；郑宏泰、黄绍伦，2002 & 2005；黎熙元，2005)。

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间的冷战状态，令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朝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以自由经济作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复苏带动下迅速摆脱战前困境，本身各有独特优势又处于东西敌对阵营夹缝中的台、港、澳，也在这股经济复苏动力的刺激下迅速腾飞。相对而言，实施计划经济的共产国家，不但经济发展乏善可陈，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和整肃运动，更令国力虚耗殆尽，国计民生苦不堪言。两岸四地生活水平和生活模式的差距日渐扩大，令台、港、澳三地居民认同中国人身份的动力日弱，而认同本土身份的动力则日强(萧新煌，2000；郑宏泰、黄绍伦，2002 & 2005；黎熙元，2005）。

另一方面，两岸四地人民和政府因本身立场不同而彼此角力，又强化了本来同文同种的人民那种“你我有别、彼此不同”的感觉。举例说，中国政府严格规限内地人民进出台、港、澳，并规定台、港、澳居民返回内地时须要申请“回乡证”或“台胞证”的政策，以及台、港、澳政府刻意阻挠两岸四地交往的相应政策，便令两岸四地的接触几乎断绝，进一步刺激了本土意识的成长 (郑宏泰、黄绍伦，2004)。换言之，台、港、澳三地本土身份的冒起，既建基于物质生活的差距和比较之上，亦受各地人民交往的时疏时密、政府政策的时紧时松，以及彼此态度的是敌是友所影响。

20世纪末，随着中国日益开放，令两岸四地的人为阻隔敌对日渐消除，相互接触的机会日趋频密，生活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台、港、澳三地的本土意识和身份亦受到很大的挑战。有人认为，港、澳已经回归，法理上同属中国公民，还谈什么本土身份；有人则坚持，在《基本法》“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港、澳的地位特殊，社会制度、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仍有差异，因而继续强调本土身份；至于台湾人民虽然也表示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并大声疾呼台湾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某些较深层次的转变和冲击，似乎又与其主张不一致。

对于当前台、港、澳三地民众在身份认同上的纠缠不清，卡尔斯泰斯（M. Castells）的观点或可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在The Power of Identity一书中，卡尔斯泰斯认为，在全球化和信息发达的年代，世界和生活已被环球化和身份认同那些相互冲突的力量所占据和扭曲。人们身处的社会已经是一个网络社会――一个由科技革命转化了的资本主义和没落的国家主义所组成的社会。与此同时，卡氏也相信全球化的身份认同并非没有阻力，它时刻要面对其它的集体性身份认同如性别、宗教、国家、族群、领土或社会生物等的挑战。这些身份是多重的、高度分化的、也是因应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形成的。它们可以是进步的或反动的，甚至会不断利用传媒和通讯系统进行抗争。整体而言，这些不同的身份认同，会借着各自文化的特殊性和人为调控去挑战环球化和都会主义（Castells, 1997: 1-10）。

为了加强理论的说服力，卡尔斯泰斯进而提出三种不同身份认同作为系统分析的圭臬：“合法性身份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是指支持并主导社会支配机制的身份；“抗拒性身份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则是抗拒该社会支配机制下的非主导性身份；而“计划性身份认同”（project identity）则是要求重新建立一种新的身份，这种新身份的建立过程，暗示要转化社会的整体结构 （Castells, 1997）。

借用卡尔斯泰斯的理论，可以粗略地将中国人身份看作“合法性身份认同”，将三地民众的本土身份粗略地看作“抗拒性身份认同”，而将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国两制”模式粗略地看作一种“计划性身份认同”。也即是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承诺能够真正落实，未来台、港、澳本土意识与国家意识纠缠不清，甚至相互排斥的现象或可结束，令两岸四地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时代。由于资料和篇幅所限，本文无意就卡尔斯泰斯所提出的各种身份认同相互角力的问题深入论述，只想利用三地社会调查的数据，简略分析三地民众主观身份认同的特征，以及对某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从而探讨构建一种全新身份认同的可能性。

二、调查目标与方法

2005年，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香港的“社会指标调查计划”团队与澳门的“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中心”委托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澳门推行一个大规模的入户调查 （household survey）。此次数据再加上这些机构以前采集的调查数据，终于建立起用以检视社会发展的数据库。本文所用的台、港方面数据，来自2004年12月进行的电话调查，而澳门方面的数据，则来自2005年8月的入户调查。虽然三地进行调查的时间略有不同，但因牵涉的问题时效性不强，彼此间作一简单比较不会有什么误差。

先介绍电话调查的方法：首先从两地最新的住宅电话簿中，以分层等距抽样方法随机抽出若干电话号码，作为调查对象。为了使未刊载在住宅电话簿上的住户也有机会被选中，我们利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System, 简称CATI），将已抽取的电话号码上最后两个数字删去，配以计算机产生的随机号码，作为访问样本。在这个调查样本中，部分为无效电话，部分因故未能成功接触，部分接触后未有合资格受访者，也有部分合资格受访者以种种理由拒绝或终止访问，扣除所有不成功访问的个案，台、港两地分别访问了1,231及1,008位18岁或以上的华裔居民，响应率分别是48.6%及55.7%。

在澳门的入户调查中，我们在“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协助下，先以分层抽样的方法抽选调查样本，之后再以相关研究单位的名义发信给目标住户，邀请他们接受访问。访问员成功进入目标住户后，再利用随机抽样的基什网格(Kish Grid）抽选其中一位年满18岁的家庭成员接受访问。在调查样本中，扣除部分无效地址、部分因故未能接触，以及部分未合资格等，我们成功访问了2,060人，回应率高达70.7%。由于澳门入户调查的问卷与台、港电话调查的问卷在设计上略有不同，比较时明显会出现一些困难，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会作出说明。

在本报告中，除了比较三个调查的总体数据分布外，还会集中探讨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主观阶层认同4个变项的深层次差异。在交互表列 (cross-tabulation) 分析时，我们会采用统计学上的卡方验证法 (chi-square test)，测试各个变项之间关系的强弱。为方便讨论，我们只会集中于那些呈现显著性 (significance) 的数据 (即p<0 .05) 上，至于没有显著相关性的，则略去不表。以上这些分析方法和标准，为国际学术界目前普遍采用。

三、身份认同的人口及社会特征

在台、港、澳三地的调查中，我们曾经不约而同地问了一道主观身份认同的问题：“在考虑你的身份时，你认为你自己是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多些，或是中国人多些呢？”一如所料，有些觉得自己是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多些，有些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多些，有些觉得既是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亦是中国人，有些则觉得既不是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亦不是中国人，是外国人 （如日本人、英国人、葡萄牙人等）。

针对海外华人心目中的主观身份认同问题，王赓武 (1991) 曾经十分简单地指出，所有自认是“中国人”的人，皆视作“中国人”。在同样原则下，刘兆佳 (1996) 也将受访者自认是“香港人”的称为“香港人”，把自认是“中国人”的称为“中国人”。我们过往也采取这种主观化的方式来区分受访者的身份，并发现这个分析方法有其可取之处 (郑宏泰、黄绍伦，2002 & 2005)。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答案是“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我们便把他们看作“本土人”；答案是“中国人”，我们便把他们看作“中国人”；答案是“既是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亦是中国人”，我们便把他们看作“两者皆是”；如果答案是“既非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亦非中国人”，我们便把他们看作“两者皆非”。当然，这些身份的简单区分并非学术上原来的定义，也存在一些局限 (梁世荣，1998)，但作为一种分析的切入面，却有其可取之处。

表1: 台、港、澳身份认同的分布状况* （％）

地 区 本土人 中国人 两者皆是 两者皆非 受访人数

台 湾 56.7 5.7 36.3 1.3 1,186

香 港 29.7 14.9 54.1 1.3 983

澳 门 37.5 41.1 20.2 1.2 2,040

表1显示了三地受访者不同身份认同上的分布。一如所料，台湾受访者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最低，香港次之，澳门最高；至于选“两者皆是”的，则以香港最强，台湾及澳门次之。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调查者在三地都问了同样的身份认同问题，但选项则略有不同。在台、港的电话调查中，除本土的“台湾人/香港人”及“中国人”选项外，还有“是台湾人/香港人，也是中国人”及“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香港人”两项，与澳门简单地称作“两者 (澳门人或中国人) 皆是”颇有出入。事实上，在历次香港社会指标的调查中，当选项只有“香港人”、“中国人”、“两者皆是”或”两者皆非”时，其结果明显不同，具体情况请参阅我们在2002及2005年发表的相关文章。

调查数据显示，不同年龄受访者的看法呈明显差异。在台湾，超过6成的老年（54岁或以上）及青年（30岁以下）受访者认同本土身份，其比率高于中年(30-54岁)的五成多。虽然只有极少数台湾受访者认同“中国人”身份，但年龄愈长比率愈高的形象，还是颇为清晰。而在香港，中年受访者表示认同本土身份的比率最高，其次是青年及老年；表示认同“中国人”身份的，以老年人最高，中年及青年次之；认为自己“两者皆是”的，青年人占61.8%，中年人及老年人则各为51.8%及49.7%。在澳门，青年人最为认同本土身份，占52.9%，其次为中年人及老年人，各为35.0%及31.3%；认同“中国人”身份的以老年人居多，其次为中年人及青年人；至于认同“两者皆是”的，老、中、青受访者的比率分别只有20.9%、20.5%及19.0%，差别不大。台湾及澳门青年较为认同本土身份的情况颇为特出，值得将来再作深入探讨。

不同教育水平受访者身份认同的层次也有不同。在台湾和香港，教育水平愈低者一方面较为认同本土身份，另方面亦较认同“中国人”身份，情况颇为特殊；至于认同“两者皆非”的，则学历愈高比率愈高。调查数据显示，在台湾，低教育水平 (小学或以下)、中教育水平 (中学或专业学院)、高教育水平(大学或以上)受访者认同本土身份的比率分别是74.5%、56.2%及44.1%；认同“中国人”身份的比率分别是9.5%、4.4%及5.5%；至于认同“两者皆是”的比率则分别是16.0%、38.0%及48.4%。在香港，低、中、高学历认同本土身份的比率分别是32.9%、31.3%及25.7%；认同“中国人”身份的比率分别是21.1%、14.6%及10.5%；至于认同“两者皆是”身份的比率则分别是43.5%、52.9%及62.7%。在澳门，情况明显不同，不同学历背景的受访者认同“两者皆是”的比率十分接近，低、中、高学历的比率是20.8%、20.0%及19.8%；认同本土身份的比率，学历愈高比率也愈高，低、中、高学历的比率依次是31.6%、39.2%及44.4%；至于认同“中国人”身份的，则学历愈高比率愈低，低、中、高学历的比率依次是47.0%、39.9%及32.1% 。

受访者的社会阶层也影响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在台湾，下层受访者认同本土身份的比率达68.2%，明显高于中下层 (54.5%)、中层 (54.9%)、中上或上层(43.1%)；认同“两者皆是”身份的，下层受访者明显较低，只有18.9%，至于中下层、中层、中上或以上层的比率，则分别是41.5%、37.9%及50.0%；认同“中国人”身份的比率虽然也略有差别，但不像认同本土身份和“两者皆是”那么大。在香港，不同阶层受访者的身份认同虽然也存在差异，但并未呈现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在澳门，低层受访者偏向认同”中国人”身份，而高层受访者则偏向认同本土人身份，认同“两者皆是”的，则差别不大。举例说，下层、下中层、中层、中上或以上层受访者认同“澳门人”身份的比率，依次是30.0%、35.3%、42.4%及48.0%；认同“中国人“身份的比率，依次是49.4%、43.4%、35.5%及33.0%；认同“两者皆是”的比率，则分别是20.6%、20.6%、20.4%及13.0% 。

上述调查数据显示，台、港、澳受访者的身份认同颇有差异，若再从人口及其社会经济背景的各个“横切面”看，我们甚至可以清楚感受到不同组别或群体之间的差别相当巨大。这些差别和台、港、澳三地与中国大陆交往接触的密度和强度有紧密关系――交往接触愈密、愈强，抗拒“中国人”身份的程度便愈低，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