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要读经典，怎样读经典

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

如果今天我们口喊经典阅读，年轻一代或者大众，却都不读原著，只读别人的解释，这就会误事，会造成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的后果，说不定比不读更坏。

李零这本书实际上是他在北大的一个讲稿。据李零介绍，他这些年一直在北大开“经典阅读课”，引导学生读他所说的“四大经典”：《论语》、《孙子兵法》、《周易》经传和《老子》，像《孙子兵法》，他已经讲了20年。这使我想起，我在北大也讲了20多年的鲁迅，而且在退休以后，还在讲，在全国各地讲，还到中学去开《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这也算是开“经典阅读课”吧。

为什么要如此热衷于“经典阅读”？“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经典的阅读而代代相传的。这几年我提出过一个概念：“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到这样的经典那里吸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几部经典，可以说家喻户晓，渗透到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就文学经典而言，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德国的歌德，等等，都是进入国民基础教育，扎根在青少年心上，成为他们民族年轻一代的精神的“底子”的。具体到我们中国，我曾提出这样的设想，要在中学（或者大学）开设四门基本经典的选修课：《论语》、《庄子》选读，唐诗选读，《红楼梦》选读，鲁迅作品选读。——当然，究竟哪些是我们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该在中学（大学）开设什么基本经典选读课，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这样的经典阅读，实在是民族精神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应该认真对待的。

而且，在当下在青少年中提倡经典阅读，还有某种迫切性。青少年时期，读不读书，读什么书，都不是小问题。现在我们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首先是不读书：一方面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除了课本和应考复习资料以外，没有时间、精力，也无兴趣读其他任何“与考试无关”的书，老师、家长也不允许读；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点课余时间也耗在影视和网络阅读上。——我并不反对影视和网络阅读，并且认为影视和网络确实提供了阅读的新的可能性，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其明显的愉悦性对青少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这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有可能削减，以至取消了深度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因此如果以影视、网络阅读代替经典文本阅读，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读什么书的问题。像鲁迅所说，胡乱追逐时髦，“随手拈来，大口大口地吞下”的阅读——这颇有些类似今天的“快餐式阅读”，吃下的“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当下中国读书市场上这样的“新袋子”、“红纸”包装，实在是太多了，没有经验的青少年特别容易上当，但吃下去的却是“烂肉”、“酸酒”，仰赖这样的“快餐”长大，是可能成为畸形人的。鲁迅因此大声疾呼：“我们要有批评家”，给青少年的阅读以正确的引导。“经典阅读”正是这样的导向：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

近年来，我在和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交谈中，还经常讨论到一个或许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就是“价值理想重建，信仰重建”的问题。很多青少年都为自己信仰的缺失，生活失去目标，人生动力不足而感到困惑。我总是引用鲁迅的话作回答：不要去找什么“导师”，要自己“联合起来”，寻找自己的路。但我也总是给他们提出两条建议。一是信仰、价值理想，都不是凭空建立起来，而是要有丰厚的文化基础。这就要趁年轻，在校学习时间充分，精神集中，大量读书，特别是古今中外的经典，以吸取最广泛的精神资源，吸收得愈多愈广，精神底气愈足，就愈能在独立的选择、消化、融会、创造中建立起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另一方面，信仰、理想又不是在书斋里苦思冥想所能构建起来的，这就必须有社会实践；因此，我建议他们，在校期间，在以主要精力读书的同时，适当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到中国社会底层，以了解真实的中国，和脚下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建立某种血肉联系，这就为自己确立基本的人生理想、目标，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我的这两点建议，对讨论经典阅读，也是有意义的。它强调：阅读经典，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是要从中吸取精神资源；经典的选择与阅读，必须有开阔的视野，不仅要读古代经典，还要读现代经典，不仅要读中国经典，而且要读外国经典，不仅要读西方经典，还要读东方国家的经典，不仅要读文学经典，还要读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经典，等等，绝不能将任何一个经典绝对化，神圣化，吊死在一棵树上；而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还要阅读生活这部“大书”，关心、参与现实生活的创造，在生活实践中加深对经典的理解。集中到一点，就是不要为读经典而读经典，目的是要促进自己的精神成长，我们是为了“立人”而阅读经典。

这就涉及“如何阅读经典”的问题。李零的书，正是在这一点上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李零说：“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这话说得很实在，却真是说到点子上了。讲经典，就是引导人们读原典，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篇一篇，老老实实地读。李零是学术界公认的古文字学和古典文献根底深厚的专家，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将前人的研究成果，1990年代以来竹简的新发现，以及自己的研究心得结合起来，查考词语，考证疑难，梳理文义，进行文本细读。然后，又以《论语》中的人物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纵读《论语》；再以概念为线索，横读《论语》。这样，通读，细读，又横读，纵读，听他课的学生，读过来读过去，硬是要把《论语》过它三、四、五遍，这才叫读经典，真读，实读。说实在话，北大学生能听李零先生讲课，是非常幸运的。我真有点羡慕他们。我在读大学时就没有这么认真读过，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因此，我今天来读李零这本书，就有补课的性质。刚才吴思先生说他读了李零的这本书，纠正了以前许多读不懂或者读错的地方。我也有同感。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讲儒家的精髓是“和谐”，大谈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说得很玄乎，我越听越糊涂。这回读李零的这本书，才弄明白：这里“说的‘和’是和谐，‘同’是平等”，“孔子不讲平等，只讲和谐”，“所谓和谐，是把事实上的不平等，纳入礼的秩序，防乱于未然，比如阔老和穷措大，怎么搁一块儿，相安无事”。在我看来，李零的这一梳理，是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的。弄清楚了原意，我也明白了许多事情。这也说明了两点：一是弄懂原意的重要，道听途说会上当；二是对经典词语的解读，还是有接近或比较接近原意和曲解原意的区分，不能随便怎么讲都行。

这也就证实了读原典、原著的重要。我因此注意到李零这书其实有两本，一本是《我读〈论语〉》，是李零讲课的讲稿，另一本是：《论语》原文，再加上“主题摘录”和“《论语》人物表”，最后还有“人名索引”。这样的编排背后，是有一个理念的：作者、老师的讲解，只是一个引导，最终是要将读者、学生引向读原著。这也是我在讲鲁迅课，写有关鲁迅的著作时，反复强调的：我只是一个桥梁，我的任务是引起读者、学生对鲁迅的兴趣，唤起他们读鲁迅著作的欲望，一旦读者、学生读鲁迅原著，自己走进鲁迅，我的使命就完成了，而且希望读者、学生忘记我的讲解，把它丢掉，这叫做“过河拆桥”。读者、学生最终能够自己阅读原典，有自己的独立体会、认识，而不受我们的阐释约束，限制，这就达到了目的，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好的教学、写作效果。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只听宣讲《论语》而不读原著。很多讲《论语》的书，发行量很大，上百万册，我关心的是，讲解《论语》的书在发行上百万册的同时，是不是也发行了上百万册的《论语》原文？或者打一个大折扣，有十万人读《论语》，也是很大成功。我们常说需要面对大众传播经典，但大众如果不读经典，只读别人的解释，会有什么后果？我就想起自己的教训。我读大学时，也读鲁迅的书，很多地方都读不懂，很费劲，年轻人没有耐性，就希望找捷径。结果就找到了姚文元的一本解读鲁迅的小册子，当时觉得读起来很带劲，也很贴近现实，于是，就把鲁迅原著丢一边，只把姚文元书里摘引的鲁迅的文句抄下来，把姚文元解读里的警句也抄下来，挂在嘴边，到处炫耀，以为这就懂得鲁迅了。一直到大学毕业，到了贵州边远地区，精神苦闷又无书可读，手头有部《鲁迅全集》，就一卷一卷地读起来，一读，就发现上当了。鲁迅的原意和姚文元的讲解，是满拧着的。但我的脑子已经被姚文元的马践踏了，我要走近真实的鲁迅，先要把姚文元的“鲁迅”驱逐出去，这可费了大劲。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教训，我就有了这样的担心：如果今天我们口喊经典阅读，年轻一代或者大众，却都不读原著，只读别人的解释，这就会误事，会造成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的后果，说不定比不读更坏。鲁迅曾说，“选本”和“摘句”“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而“可惜的是（选者）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而我们现在是只读解释和解释者的“摘句”，那就更是“浩劫”了。

二、怎样看孔子——“丧家狗”及其他

在我看来，李零这样的“以心契心”的研究心态与方法，这样的“平视”的眼光，是他读《论语》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个贡献。

李零以心契心的结果，发现了“丧家狗”孔子。……我读这个词，感觉其中有一点调侃的意思，但更有一种执着，一种悲哀在里面。

李零这本书，除了对原典的细读之外，还有自己的阐释。李零在书名的副题上标明，是“我读《论语》”，大概就是要强调解读的个人性。同样读《论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看法，形成不同的“《论语》观”，“孔子观”。去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谈在上世纪30年代胡适、周作人、鲁迅三位不同的孔子观：胡适在《说儒》里认定孔子是“五百年应运而生”的“圣者”，周作人在《论语小记》里，说孔子“只是个哲人”，《论语》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可以供后人的取法，但不能做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则把孔子称作“摩登圣人”，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大体上说，他们三人其实是两派：“孔子是圣人”派和“孔子不是圣人”派。现在，李零到21世纪初来讲孔夫子，而且开章明义：“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那么，他也是“非圣人”派。

李零如此看孔子，在我看来，和他看孔子的心态有关，方法有关。他说他“思考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理解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心，从儒林外史读儒林内史”。那么，李零是和孔子是有心灵的相遇的。这正是我最为赞同的。我研究鲁迅也强调“与鲁迅相遇”，而且在我看来，学术研究的本质就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心灵的相遇，没有这样的相遇，无法达到真正的理解，而没有理解就谈不到研究。教学也是这样，所谓引导学生读经典，其实就是引导学生和经典作家进行心灵的对话。这样的对话能够进行，其前提就是彼此是平等的：既不是“仰视”，如许多尊孔派那样，也不是“俯视”，如许多批孔派那样，而是“平视”，把孔子看作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普通知识分子，有追求，也有苦恼，有价值，也有缺陷。当然，孔子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源泉性的思想家，他的价值就很不一般，他的缺陷也就影响深远。但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明的，可以总结经验教训的。——在我看来，李零这样的“以心契心”的研究心态与方法，这样的“平视”的眼光，是他读《论语》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个贡献。读者、学生可以不同意他的具体分析和观点，却可以而且应该从他的这种心态、方法和眼光中，得到许多启示。

李零以心契心的结果，发现了“丧家狗”孔子。这大概是最具特色，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李零“孔子观”。我读这个词，感觉其中有一点调侃的意思，但更有一种执着，一种悲哀在里面。李零说，他感受到一种“孤独”。因此，他对“丧家狗”的孔子有这样的阐释：“他是死在自己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见了知识分子的宿命”。李零解释说，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概念，用的是萨义德的概念，主要特点是：“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具有业余、外围的身份”。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也就是说，孔子是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有“乌托邦”理想，西方还有“孔教乌托邦”之说，他的乌托邦就是“周公之治”，这也可以算是他的“精神家园”吧。问题是他在“现实世界”找不到他的精神家园，甚至找不到将他的精神家园现实化的任何可能性。这一方面唤起了他批判现实的激情，李零说他是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是“不满现实”的“持不同政见者”；另一方面，就注定了他在现实社会里，只能处于“疏离主流，边缘化”的地位，终生“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像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弃自己的努力，还在现实世界不断寻找精神家园，找不到也要找，因此，李零一再说，孔子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既可爱可敬又可笑。在我看来，这是抓住了孔子本质的东西的，这也可能是一切真正的知识分子本质的东西。有人说，李零是丧家狗，我一开头说我对李零的书有强烈的共鸣，原因就是我也是丧家狗。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孔子还有另一面，这就会引发对“丧家狗”的不同理解。孔子尽管实际上处于“疏离主流”的“边缘”地位，但他却无时不刻不希望进入主流，因为他有一个“国师”情结，他自认有一套安邦治国的良策，而且认定只有为统治者所接受，才得以实现；因此，如李零所说，他一方面“批评当世的权贵”，一方面又“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任何统治者都不会愿意有一个“国师”高居于自己之上，天天指手划脚；偶尔听听意见，也不过是利用而已。统治者要的是甘心充当帮忙和帮闲的知识分子，但孔夫子不愿意——在我看来，这正是孔子可贵之处，他尽管对统治者有幻想，但却始终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和独立性，也正因为如此，他就必然不为统治者所用，而成为“丧家狗”。但也幸亏他成了“丧家狗”，而没有成为“被收容、豢养的狗”，他才具有了为后人与今人敬仰的地位和价值，这也就是李零说的“因祸得福”。但无论如何，“丧家狗”在孔子这里，意义是复杂的，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他对“乌托邦”理想的坚守，因而决定了他的思想原意上的“批判性”和原初形态的“边缘性”；另一面，是他的“国师情结”，决定了他“替统治者操心”而又不被所用的现实命运，同时也使他的思想具有某种被意识形态化的可能性。李零说：“乌托邦的功能是否定现存秩序，意识形态的功能是维护现存秩序。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宿命”。李零所认同的，显然是“乌托邦”意义上的，不懈地追求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孔子，而对“国师”意义上的“丧家狗”孔子有所保留。在这个意义上，李零（或许还有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和“丧家狗”孔子的关系也是复杂的：这是因为我们对孔夫子的观照是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观照。

还可以追问下去的是：孔子试图将乌托邦理想现实化的努力本身，是否有问题？上世纪90年代，我写过一本《丰富的痛苦》，讨论的就是“堂吉诃德”（现在我从李零的书中知道孔子也是“堂吉诃德”）的“把乌托邦的彼岸理想此岸化”的问题，我的研究结论是：乌托邦理想此岸化，必然带来灾难，即所谓“地上天堂必是地狱”。我还谈到“理想主义很容易导致专制主义”的问题。这都是可以用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许多历史事实来证明的。因此，我非常认同李零的以下论述：“知识分子，最有智慧，最有道德，最有理想。让他们管国家，谁都觉得踏实，放心。其实，这是危险的托付”，“真理难容谬误。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谁都专制。如果手中有刀，首先丧命的，就是他的同类”。还有李零对“知识分子理想国”的批判：无论是西方的柏拉图，还是东方的孔子的“理想国”都是“一切靠道德和智慧”的“知识分子专政”；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名曰哲人专政，实为军人专政”，“它的灵感来自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加奴隶制”，最后，柏拉图自己在多次“无功而返”以后，也叹气说：“我理想的头等国家，只合天上才有，地上的国家，还是交法律去管吧”。——在我看来，这都是李零对包括孔子在内的许多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总结，是他读《论语》的极具启发性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