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是不是知识分子必定的“宿命”？我是怀疑的，因此，提出过一个“思想的实现，即思想和思想者的毁灭”的命题，并提出要“还思想予思想者”。李零说：“我读《论语》，主要是拿它当思想史”。这是李零读《论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他的追求，就是要去意识形态的孔子，还一个思想史上的孔子，将孔子还原为一个“思想者”，或者再加上一个以传播思想为己任的“教师”。在李零看来，为社会提供思想——价值理想和批判性资源，这才是“知识分子”（李零理解和认同的萨义德定义的“知识分子”）的本职，也是孔子的真正价值所在。
三、怎样看待当下“孔子热”、“读经热”中的一些现象
有些学者，宣称要用孔子来救中国。因此，他们不但重新独尊儒学，还要提倡儒教，主张政教合一，把孔子再度变成国师，其实也是“拿孔子说事”，真正想当国师的是他们自己。
李零并不讳言，他之所以要读《论语》，是受到当下孔子热、读经热的刺激，也就是说，他在21世纪初的中国，重新强调“孔子不是圣人”，是有针对性的。坦白地说，我之所以产生强烈共鸣，也是对他的针对性有兴趣。或者说孔子热、读经热中的一些现象，引发了我的思考与警惕。
首先我注意到的是，孔子热、读经热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推动。而推动的动力有二，一是想用《论语》凝聚人心，二是要把孔子推向全世界，显示中国的软实力。这又涉及到“大国崛起”的问题。我对所谓“大国崛起”，始终持怀疑态度。首先是我们讲“崛起”，会不会盲目乐观，掩盖许多真实存在的问题；其次，“大国”心态的背后，我总觉得有一个“中华中心主义”情结在作怪：这几乎是我们这个“老大中国”的一个痼疾，一有机会就要发作。李零说得好，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有问题，“忽而自大，忽而自卑”，但无论自大、自卑，都要“拿孔子说事”。现在，大概是因为经济有了发展，就自我膨胀，要拿孔子去“拯救全世界”了。本来，作为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向外国朋友介绍孔子思想，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将孔子当作“软实力”，“救世良药”，向全球推广，就不但是一厢情愿，而且明摆着是在利用孔子。不但自我膨胀，也把孔子膨胀了。
在我看来，李零强调孔子是一个“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就是要给这样的远离孔子真相、真价值的膨胀降降温：“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李零说：“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有兴趣”，我也如此。
但还有些学者，宣称要用孔子来救中国。因此，他们不但重新独尊儒学，还要提倡儒教，主张政教合一，把孔子再度变成国师，其实也是“拿孔子说事”，真正想当国师的是他们自己。他们不但要把孔子道德化，而且重点放在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功能，也把孔子意识形态化了，而且进一步宗教化了。历史仿佛又在重演，就像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所说的那样，“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又把孔子捧成“圣人”了。在这个时候，李零来大谈孔子“不是圣，只是人”，还是个边缘化的“丧家狗”，还一再论证“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这都是在扫兴。不过，我觉得这个“兴”扫得好，不然我们真要被“孔子热”给热得昏头昏脑，而就在这样的热昏状态中，孔子又成了一些人的“敲门砖”了。
还有商业炒作。李零说得好：“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我要补充一句：在一些人那里，孔子只是一块“招牌”。这就是鲁迅说的“孔圣人”的“摩登化”。现在有打着“振兴国学”旗号的这“院”那“院”，我衡量是真的要“振兴”，还是只是打“招牌”、吃“招牌”，有一个简单的标准：你是不是引导大家读原著，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沉潜下来研究传统文化，还是只在那里吆喝，或者用手机来贩卖孔子语录？对前者，那些潜心研究的学者，认真读原典的读者，我们应该表示最大的敬意；而对后者，则要保持警惕。问题是，据我冷眼旁观，在当下的“读经热”中，真读、真研究者寥寥，而吆喝者、买空卖空者多多。如李零所言，这也是中国人的积习：“从骂祖宗到卖祖宗”，现在最时兴的是“卖祖宗”。
还要说到我们的老百姓。有一件事，我百思不解：《论语》字数并不多，文字也不是太难懂，为什么大家都不去读，只是一个劲儿地追逐讲《论语》的明星？这大概是因为读《论语》原著，总是要费点劲，那像听明星讲，就像吃冰淇淋一样舒服。还有的人是把听讲《论语》当作一种时尚，做出“欣赏状”就足够了，当然无须读原著：那是别人看不见的。这里透露出来的整个社会的浮躁心态，将一切都功利化、实利化、游戏化、表演化的风气，实在令人担忧。
我因此赞同李零的态度：“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我还加一句：不跟着虚炒的意识形态走。在当下“孔子热”、“读经热”中，保持冷静、低调，独立，充当一服清醒剂。
这样降温降调，是否会贬低孔子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会。李零说：“读《论语》，要心平气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这才会有“真实的孔子”。我也想加一句：“去商业化”。被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商业化的孔子，膨胀得神圣无比，高大无比，却是虚的，更是一种遮蔽。降温降调，其实就是“去蔽”，去掉人为的遮蔽，真价值就出来了。以平常心，心平气和地去读《论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个在痛苦中不懈追求、探索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孔子，为我们民族提供了具有源头性的思想与精神传统，在当今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我们是可以，或者说特别需要和他进行精神的对话，他不会给我们指路，却会引发我们思考，给我们自己的探索以启示，这就足够了。李零说：“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在我看来，单这两条，就够我们受用的了。而且这两条也真是鉴别“真懂”还是“假懂”，“真学”还是“假学”的试金石。
四、如何看待孔子和鲁迅的关系
在我看来，鲁迅和孔子，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找不到还得继续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在鲁迅博物馆讨论孔子，意味深长。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把孔子和鲁迅绝对对立起来。捧鲁迅时，像“文革”时期，就用鲁迅打孔子；现在，孔子地位高得不得了，就用孔子打鲁迅。我一讲鲁迅，就会有人质问我：当年就是鲁迅把孔子赶跑了，现在正要把孔子请回来，你还讲鲁迅，居心何在？看来，现在是鲁迅倒霉、孔子走运的时候。
但孔子和鲁迅真的是决然对立，水火不容，有孔无鲁，有鲁无孔吗？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鲁迅和五四那一代人对孔子有很多批判。在我看来，这样的批判是有两个层面的。首先，他们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在当时的中国，正是这样的中华中心主义妨碍着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吸取，而在五四先驱者看来，打开思想的闸门，向世界开放，正是当务之急，因此，在思想文化界就需要破除将传统文化绝对化的文化神话。他们的批判锋芒又同时指向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其实，在晚清以来，儒学的垄断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诸子百家有更多的关注，五四时期只不过是把这样的打破垄断、独尊的努力，推向自觉。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鲁迅在内的先驱所做的，其实也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他们所批的正是李零说的被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当然，鲁迅和孔子之间是有分歧的，甚至是重大分歧，原则分歧，从这一层面，鲁迅也批孔子。如李零所说，孔子是一个“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因此，他想当“国师”。而鲁迅，连“导师”都不想当（他的理由是：我自己都找不到路，如何为年轻人指路？），更不用说当“国师”。更重要的是，鲁迅对统治者没有幻想，他曾经说过，统治者遇到危机，车子要倒了，你别去扶，让它自己倒。孔子却拼命要扶，不让扶也要扶。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有批评，说批判也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就是现在，有不同选择的知识分子之间也经常有争论，相互批判。但并不妨碍彼此在别的方面有相同之处。如李零说，孔子也是“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当然，他是力图在体制内批判，鲁迅则是自觉地进行体制外的批判，这确有不同，但在批判权贵这一点上，也自有相同，所谓“同中之不同，不同中之同”。我们不必掩饰分歧，也不必夸大分歧。
在我看来，鲁迅和孔子，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找不到还得继续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尽管道路的选择有不同，但那样的不屈不挠地追求探索，以及在追求、探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浩然正气、韧性精神、理性实践精神，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前面说到李零说，《论语》中最难做到的两条：“匹夫不可夺志”，视富贵“如浮云”，都是孔子精神的精髓，而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最能体现这样的精神的，就是鲁迅。
我们可以说，从孔子到鲁迅，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传统的。我们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有了一个鲁迅，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宝贵遗产，理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从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出发，总把他们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让他们一个损害一个，这不仅是愚蠢，更是犯罪。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今天在鲁迅博物馆里讨论《论语》，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它对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是大有启示意义的。
（此为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研讨会上的发言，有增补。尤其是王得后先生后来的发言，对我的分析提出了不同意见，提醒我更全面地来考虑“丧家狗”孔子的复杂意义，李零、我和“丧家狗”孔子的复杂关系，以及孔子的真正价值，因此，作了补写，特向王得后先生表示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