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中国思想?中国道路论纲

三、中国思想走向成熟：面向中国的自身经验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说民族中国是中国现代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这意味着，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也必须将自身上升到文化与文明的型态，这才是其完成自身的理想之境。事实上，民族国家的中国已经建立，但问题是，国家的主权性始终是一个外铄性概念，也就是它是针对其他国家的存在而建立的。正如章太炎所论：“近世存生之术，皆由势不得已而为之，非理有当然而为之也……今之建国，由他国之外铄我耳。他国一日不解散，则吾国不得不牵帅以自存。”

他还进一步指出：“一、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二、国家之作用，是势不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三、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

这里所谓的国家，指的就是主权型态的现代民族国家。它要获得实体自性，就必须将自身上升为文化与文明型态，以至于使得自身不再通过对他者的依赖来自我定义。因而，向着文化或文明型态的拓展，是现代中国完成自身、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

2005年5月，在一篇题为《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的访谈中，甘阳提出：“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历史上的“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以国家形态出现的巨大文明。”“‘文明－国家’的基础在于粱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也就是‘文明性’。”

重建文明国家的努力，其实首先是民族国家的基体上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回归天下，从而在新时代扩展中国的内涵，使之从主权型态的外向性概念转化为一个同时具有内外双重涵义的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这一回归。

第一，天下思想进入现代中国的国家路径。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重建礼乐文明。今天的中国公共政治文化毫无疑问为制度至上主义所主导。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就是被体制化的“事实”，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科层制现象就是现代制度的实质。制度要求规范化、一体化，谋求理智化的速度与效率，但却没有精神与道德的内容。因而，这个理智化体现的是机构的理性，而不是人性。如果制度本身能够体现人性的内容，提供道德与精神的目的，那么这种制度就不再是出于人为的意志设计建造的“制度”，而是体现天理人情的“礼乐”。从民族国家到天下的回归，面临着从韦伯发现的现代科层制中突围，并在此基础上回归礼乐。因为天下思想的核心，就是以典章型态出现的能“化”之“文”，后者在古代的表述就是礼乐。

西方现代性毫无疑问是一个制度化、体制化不断加强的过程，其最核心的表现是科层制的理性化机构的兴起。马克斯?韦伯的经典研究早就告诉我们这一点。但是在延安道路中，却出现了一个具有与科层制具有紧张关系，并因而具有典范意义的游击队现象，这一现象同时也标画了中国现代性的复杂特征。按照卡尔?施米特的概括，游击队具有几个显著的特征：非正规性、高度灵活性、强烈的政治使命感与依托大地的乡土品格。

游击队的十六字口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按照施米特与什克尔的分析，这种理论乃基于辩证法，基于中国传统中的“道”。正是与这个传统的“道”密切关联的游击队理论，形成了作为现代中国政治人的共产党的一个核心品质，这个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抵抗现代性核心的正规性、合法性的科层制统治。施米特指出：“所谓合法性、正规性均属官僚制的运作模式。官僚制乃是命运，在这点上韦伯可能说对了。无论国家行政、教会以及任何其他机构，抑或大工业和大型军队——所有一切都必须运作，而运作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意味着合法性。合法性并非无足轻重的表面文章，而是在紧要关头方显其强大……这是一种可怕的现实。”

什克尔认为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击队行动，一种摧毁官僚科层制的行动：“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党，实际上是政党的统治机构，也就是作为制度化、正规化、去全权化的政党被击得粉碎并被完全重新形塑。我想说，这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游击队员的行动，一次真正的游击队行动。”

按照这种理解，在延安道路上前进的共产党人一直具有游击队员的特点，他们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科层化体制，保护发源于中国大地的乡土生活道路。但刘小枫在他的新作《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中分析了游击队理论与中国现代性的复杂关联：（1）游击队现象是一个现代性的政治问题，而非单纯的军事问题，游击队员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现代政治人——反现代的现代政治人，反资本主义，反技术理性；但是，为了有效地战胜敌人，游击队员不得不使用敌方的技术手段，也不得不象技术化与理性化方面发展，以至于最终损害自身的政治品质。（2）保卫乡土生活方式是游击队员的独特政治使命，但是在抵抗外来入侵时，却采用了全民皆兵、全面本土动员的战略，从而深刻地破坏了乡土生活方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将支部建到村庄上。这样，保卫乡土，正如刘小枫所说，就不再是游击队理论的起源问题，无宁说是其后续问题。刘小枫因此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中，游击队员能否保持自身的政治品质，或者说如何澄清、化解自身非常现代地反现代这一内在矛盾，看来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所在。”

只有面对礼乐，才能提供突破现有的科层制，回归礼乐，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战争中最为艰难的持久战。所谓制度化建设与政治改革，都应该面向在现代中国出现的这一自身经验。而游击队理论的本身基础就是在《周易》的三易思想，易本身可以包纳变易、不易、简易这三重内涵，规范、制度、法则必须确立，但确实要避免机械化的科层制的统制形式，由此，科层体制回归礼乐，作为中国道路的完成形式的意义，就在这里。

天下进入民族国家的中国的文化途径则是历史观的建设问题。天下并不是一个空间概念，还同时包含着时间－历史的境域。延安道路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部分，按照曹锦清的分析：就是，“重建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思想结合在一起，使得马克思思想在中国成为传统思想的一种延续形态。正是这个史观，使得共产党人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凭借这一史观，毛泽东就可以引领中华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从而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史观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中国这个特定的民族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民族。“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宗教创造教义，哲学创造各种主义。中国的史学承载着西方史学、哲学和宗教三重责任，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无论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都没有完成传统史观的替补结构，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建构了这个东西，成了传统史观破碎后的替补者。没有这个史观基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不可能成功。然而在当代，随着革命时代的结束，这个在革命战争时代建立起来的以全民动员为核心指向的史观也遭遇到了自身的问题，已经不再适应新时期的文明国家的建设。它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在这一问题上，儒家思想传统仍然是不可绕开的精神资源。

天下思想回归个人生活与生命的根本途径。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建设过程落实在个人层面，就是一个建设“新民”的过程，正如梁启超论述的那样，这种“新民”实质上是“国民”。为了将个人建构为直接对国家承负责任的个体，现代化事业去除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种种中介。为了民族国家实施更为有效的全民动员，改进原有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盘散沙”状态，以多取国际与国内战争的胜利，传统的宗族、家庭与行会等中间组织，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急剧萎缩，甚至消失殆尽。这样，经过100年的国家建设，个人越来越具有原子化的趋向。这一趋向的消极负面意义已经日益显发出来。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市场改革加速了这一过程，个人不得不以个体的方式来承负系统的政治、社会的压力与矛盾，或者说，系统的压力与矛盾在市场体制下已经被转嫁为、被化约为个人的问题。一旦个人成了脱离地方共同体的个人以后，国家的体制性力量就会显的愈发强大，但另一方面，本来由国家承担的责任现在却转化为由个人来承担后果。由此，对个人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境。

因而，必须重新思考成为国民与成为文明个体之间的紧张。古代的天下思想框架中，并没有成为国民的要求，而是要人成为一个文明的个体，这就是成为君子。君子是一个向着更高人性开放的人格存在，却并非由爱国主义主导的国民。民族国家回归天下的问题在今日个体建设的语境中，就是协调国民与文明个体的关系，而国家在这后一层面应该扩展自身的文化功能，文化国家才是中国人的存在归属的依托所在。在这方面必须提出儒学思想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提升与转化：只有它才能将作中国人的认同与存在问题，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这就是最终引导个人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样，做中国人的问题，才不是不做美国人、俄罗斯人、德国人等等的否定性行为的剩余物，而是具有自身内涵的道德－精神要求，在传统儒家所谓的士君子中，它将获得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最深层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