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2009年说成“就业年”，相信反对者不多。

去年底，教育部在连续多年作出“就业形势严峻”的判断后，再次发出了“2009年更严峻”的重要提示。在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渐显露之后，大学生“就业难”成为今年的民生难题。春节前后，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部署，各地正在千方百计推出各种措施，力促百万“待业”大学生和新增610万毕业生顺利就业。

团中央加大了对“大学生西部志愿计划”的支持力度，免除志愿者大学期间的贷款；军队征兵加大了大学生入伍的比例；许多地方政府提出了“保就业就是保企业”，通过对中小非公企业的扶持，确保岗位的存活；大量“见习基地”应运而生，为毕业生们提供免费的技能储备……这些措施，温暖着寒冬里的莘莘学子以及他们的家庭。

近期许多高校毕业生反馈的就业动向仍不容乐观。调研显示，尽管有种种鼓励之举，但面对西部与基层、农村与中小企业等政府力推的就业去向，大学生们仍犹疑不定。而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以及大城市，仍然是他们的就业首选。

与农民工找工作不同，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劳动者队伍中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却不到5%的大国，在一个正在快速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一年新增600万大学毕业生，应该不至于难以消化。

问题在于，中国的城乡分割、东西差距、户籍制度、保障差异，让很多大学生不得不承载改变自身乃至下一代“身份”的重任；高等教育的高成本投入，更让一个个大学生家庭就业期望值“水涨船高”。倘若无法实现这些期望值，甚至面临长期失业，对大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的影响，可想而知。

拓展就业空间，除了要改变就业观念、调整产业结构外，更重要的，还是要逐步完善制度，让大学生就业少承受一点附加的社会转型之痛。

为什么公务员考试能成为“第一考”？稳定的饭碗，规范的劳动关系，养老、医疗的保障等，意味着公务员少有生活风险与各种后顾之忧。而如果是去农村，去民营企业工作，或者个人创业，待遇不同甚至相差很大，在保障指数迥异的制度与社会背景中，就业的“广阔天地”，确实有很大的局限。

社会保障滞后所带来的转型之痛，因其复杂性、困难性，而常常不得不让人“绕行”。拓宽就业空间，确实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当务之急；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需要的是制度创新，让大学生敢于走向更广阔的就业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