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下午，张光裕教授应邀在人文社科学部讲授“浅谈文字、文物与文化”的讲座。张光裕教授历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研究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杰出访问学人，现任恒生管理学院中文系讲座教授、系主任，中国语言及文化研习所所长。在此次讲座中，张教授结合自己多年鉴别、研究出土文物的经验，为我们深入浅出地探讨了文字、文物与文化三者的密切关系。

   讲座伊始，张光裕教授简要阐释了文字、文物及文化的重要关联：文字是人类智能的结晶， 它的诞生和发展是人类迈向文明的重要指标，也为文明透露了曙光；文物往往是文字的载体展示和绵延着文字的无穷生命力；文字与文物一直是文化的摇篮，自有文明以来，三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张光裕教授引用了李孝定先生在《汉字起源的一元说和二元说》一文中的一段话进行补充说明：“在目前所能看到的远古陶文中，也许有一部分已具备了文字的要件，那便是除了形体和意义外，更有了固定的读音。这些文字，抽象的便成为指事字，具体的便成为图画文字，它们并非不相为谋的两个独自发展的不同系统，而是在文字萌芽期人们为了适应不同需要，配合着发展的两种不同的造字方法。”

   接着，张教授以1986年河南舞阳出土的贾湖龟甲片及骨笛为例，阐释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他认为，史前陶文及龟甲刻文虽不能视为原始文字，却与汉字的起源有一定的关系，汉字的起源可上溯至八千年前的贾湖龟甲刻文。因此，从宏观的角度以及事实说明，文字与文物一直都是文化孕育的摇篮，在黄土地上有着八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更保存着从未遭割断的文字体系，造就了文物与文化之间奥妙的联系，彼此所擦出的火花在今天依然灿烂夺目，精彩多姿。

   在谈到古文字的考释问题时，张教授认为偏旁分析法极为重要，并且引用了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的一段话：“偏旁分析法是把已认识的古文字，分析做若干单体——就是偏旁，再把一个单体的各种不同形式集合起来，看他们的变化；等到遇见大众所不认识的字，也只要把来分析做若干单体，再合起来认识一个字。”张教授以甲骨文“伐”、“戍”、“得”等字为例，逐一进行了偏旁分析的讲解。

   张教授以“簋”这类青铜礼器为例，进一步阐述了文字、文物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他特意为我们展示了一对簋的图片，意在告诉我们鼎和簋在使用时，鼎单数使用，簋双数使用，“于粲洒扫，陈馈八簋”（《诗经·小雅·伐木》），“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国风·秦风》）等文献用例便是左证。簋作为出土文物，其上的铭文可以印证古史，譬如“利簋”上的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就可以印证“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逸周书·世俘》），“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史记·周本纪》）等传世文献。

   讲座结束之际，张光裕教授再次强调古人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智慧宝藏。譬如“驷不及舌”，最早见于《论语·颜渊》，古人一贯强调诚信与慎言的道理，类似的话在出土文献中也能见到，譬如，秦简《为吏之道》：“口，关也；舌，机也。一堵失言，四马弗能追也”；《上博楚简·用曰》：“既出于口，则不可悔，若矢之至于弦。”他勉励在座的北语学子，无论以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记住诚信为本的千古哲理。

   来自校内外的一百多位师生聆听了讲座，同学们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争相提问。时至六点，同学们意犹未尽。张教授学识渊博、风趣幽默。给在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