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段江丽老师2018年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共发表论文8篇，其中CSSCI收录5篇、北大核心1篇，出版红学专著3部《红楼梦文本与传播影响》《红学研究论辩》《红楼人物家庭角色》；荣获北京语言大学第十三届科研报告会论文一等奖及“2018年度科研人物”称号。段老师长期致力于古代小说等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渊博的学识、严谨踏实的学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广受好评且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学生。本人受《北京语言大学报》编辑部委托，特对段老师进行了访谈。

持之以恒 厚积薄发

记者：我认真拜读了您的刊发在《文学遗产》上的《中国“小说”概念的四重内涵》一文，印象最深的是材料丰富、逻辑严谨，读完之后收获颇丰。请问在一篇文章中，您是怎样收集到如此丰富的材料的呢？

段江丽：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两篇论文都是有关古代小说理论的，除了《中国“小说”概念的四重内涵》，还有一篇是前几年刊发在《文学评论》上的《譬喻式阐释传统与古代小说的缀段性结构》。这两篇论文都是经过长期的思考、追踪、补充、修订才完成的。说句不夸张的话，关于古代“小说”概念的内涵，是我从硕士学习阶段起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多年来持续搜集资料、关注研究动态，并根据有关资料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和观点，然后才写出了这篇论文。即使如此，有些问题仍值得继续探讨。

记者：去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批“中青年红学论丛”中有3本您的专著。我和一些同学很荣幸地参加了新书发布会，与会专家对您同时出版的三部专著大加赞赏，老师能否谈谈您的红学研究呢？

段江丽：拙著“红学三书”其实是对自己二十余年研究《红楼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我撰写红学方面的论文，始于1998年博士生阶段的中期考核，那篇论文后来拆分为3篇文章，分别发表在《红楼梦学刊》等核心期刊上，自此可以说与红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者：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在红学研究的选题和方法上老师有什么建议？

段江丽：关于红学，初学者都有无从下手之叹。在文学研究中，细读文本、读懂文本永远是第一位的，红学也不例外。所以，我的体会和建议是，首先认真研读《红楼梦》文本，从阅读中发现问题，以具体问题为线索，再去了解相关研究现状，寻找问题的突破点，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肯定又会不断引发新的问题，再逐一去解决，这样不断累积，自己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研究的面越来越广，对问题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入。

记者：无论是您的小说理论研究，还是红学研究，都具有持之以恒、厚积薄发的特点。请问您二十余年的红学研究有什么具体规划吗？

段江丽：我之前的红学研究虽然没有具体的“写作提纲”，但心中一直有个大致的规划，主要围绕《红楼梦》文本阐释、传播影响以及红学论争史展开。所以，“红学三书”中的一些文章虽然发表在不同时期，但是，集中整理、修订时很容易形成专题性论述的特点。接下来，我将集中关注《红楼梦》版本以及艺术特征等方面的问题。

视野开阔 融会贯通

记者：除了小说理论和红学，您还关注哪些领域的课题呢？

段江丽：这些年来，我比较关注的还有性别文化、日本汉学等领域。关于性别文化，曾就明清小说中的同性恋、“审父”意识、毛评本《三国演义》的女性观等论题发表过论文；日本汉学方面，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日本学人所撰‘中国文学史’著作研究”，已发表了几篇论文。

记者：我知道，您曾做过陈庆浩、孙康宜、金文京等国际著名汉学家的深度学术访谈；曾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从事学术访问与研究，并邀请了金文京、大木康、崔溶澈等中韩著名汉学家来我们学校讲座。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您在访谈录以及学术讲座总结语中都表现出了宽广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可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经验？

段江丽：“渊博的学识”不敢当，兴趣比较广倒是真的。中国传统的学问本来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我们在六十年代初出生的这一辈人，小学和中学底子薄。尤其是我本人，早年从医务工作转行到文学专业，更觉先天不足，而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广泛阅读并勤加思考，希望以勤补拙。广泛涉猎、大量阅读，通过书本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的哲人对话，不仅能够给我们提供学术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纯粹的获取知识的愉悦！除了你说到的几位海外汉学家，我还对梅节、胡文彬等著名红学家做过深度访谈。我很向往这些大家、名家身上那种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融会贯通的学术境界。所以我总是鼓励同学们要多读书，而且要拓展阅读面，读研究对象文本、文史哲领域的经典以及相关专业优秀的研究著作。

严谨求实 薪火相传

记者：去年4月份，您的导师、我们的师爷爷周先慎教授不幸去世，当时在一些微信群和公众号上广泛流传您写的一篇纪念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同时，您前几年刊发在《文艺研究》上的《周先慎教授访谈录》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您能谈一谈您的老师们以及他们对您的影响吗？

段江丽：我的硕士导师黄钧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指导学生向来以要求严格著称。博士期间导师周先慎先生及其他诸多老师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北京大学校训中“严谨”一词的内涵。我手头至今保存着博士期间多篇课程论文及中期考核论文、毕业论文的打印稿，上面都有导师密密麻麻的批语，细致到标点符号的修改，它们是我学术上的箴规和鞭策。每年四、五月份“论文季”到来时，我都会不时翻阅这些已经有点发黄的“批改本”，它们会让我的内心远离周遭的喧嚣与浮躁，沉静下来，认真地对待每一篇学生的论文。

记者：大家都说您是一位和蔼可亲而又理性的老师，您自己怎么认为呢？

段江丽：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似乎越来越母爱泛滥了。在情感上总是习惯把你们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这大概就是你们说的和蔼可亲了。不过，即使是基于血亲的母爱，也需要理智的参与才有质量。对你们学业上尤其是毕业论文上严格的要求，又何尝不是一种负责任的理智型关爱呢？我总觉得，不管同学们日后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认真对待每一阶段的学业，并尽量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知识的获取、问题意识的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辨能力的训练与提升，都将是伴随终身的宝贵财富！我想，这应该也是严谨求实、薪火相传的意义所在吧！

记者：老师对学术可谓情有独钟，请问您的动力主要来自哪里？

段江丽：开始是因为兴趣，我从医学改学文学；自硕士毕业、改行做了高校教师之后，除了兴趣，还有一份教书育人的责任，催我不断努力。

记者：老师因为兴趣和责任而在学术道路上越走越远，令人羡慕和感动！祝老师生活幸福、学术之树常青！

段江丽：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