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曙教授在报告中认为，清代碑学的发展，经历了清初至康熈的发韧期、雍乾嘉的兴盛期和清代后期的实践和理论同步的成熟期三个发展时期，近代书风正是在清代碑学兴盛和成熟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新的时代书风，其中以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黄宾虹、齐白石等人为代表。近代碑风传入日本，给日本书坛带来重大影响，多重渠道共同推进了碑学在日本的传播。其中杨守敬携带大量汉碑和六朝碑版到达日本，在赏鉴、品评和创作交流中，为日下部鸣鹤、犬养毅、中村不折等人所接受，并影响日本书坛对六朝书风的接受。吴昌硕的石鼓书风和篆刻艺术在王一亭、河井荃庐、长雨甲以及后来的青山杉雨、西川宁、梅舒适等人的直接推动下，大量作品传入日本，松丸东鱼等出版人出版大量的书法篆刻集，使吴昌硕作品得到广泛传播，近代碑学书风中的“金石气”和“大写意”风格对日本书坛产生重要影响。在书法理论上，随着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翻译成日文后，多次再版印刷，碑学理论在日本书法界得到广泛传播。此外，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关西学派虽主张二王书风为中国书学之正统，但对碑学书风中的创造性也予以肯定。

朱天曙教授认为，清代碑学不仅影响了中国和日本近代书风，对当代日本书法创作也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当代日本书风对传统帖学的消解和对西方抽象主义艺术的吸收，产生了新的书风变化，值得反思和研究。朱天曙教授还提出，中国书法艺术如何在当代语境下走向“现代性”？如何增强中日书法艺术的互动和交流？他提出三点思考：一是对书法艺术“本体”的坚守，二是对书法艺术“多元”的探索，三是书法艺术“现代”的展示。如何面向未来，又能守护传统，在“古”与“今”，“旧”与“新”，“古典”与“现代”之间求得平衡，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

报告会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吴孟晋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廖钦彬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等就近代中日学者的互动与实践、近代书法如何回应西方思潮的影响、蔡元培的现代文明观、美育代宗教等话题展开讨论，既有宏观的哲学思考，又有微观的技法解读。

在京都大学访问期间，朱天曙教授还参观了该校人文科学研究所、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资料室，与京大著名历史学者夫马进教授等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在京都国立博物馆参观苏东坡诗意书画特展和写经墨迹藏品展等专题展览。

（责编：王隽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