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孔孟之道、孔孟思想等等标称，各人用字相同，而所指可能非常不同。首先，彼此连所用的“材料”范围都可能不一样。首先即相关于人们对儒家和孔孟二者之间关系的解释不同。儒家把孔孟和儒学看作一回事，孔孟当然和儒学有关，但反过来秦后儒学和先秦孔子、孟子其人及其传承话语并无关系。是秦汉之际的儒教政治家和儒教经学家硬把孔子当成儒教教主加以膜拜，硬把“五经”的创始权安在他的头上，以至于今世海内外大儒多如是言之（熊十力心学用功如是，而不能辨析历史之真伪又如是！）。久而久之，孔子就和儒家儒教难解难分了。古人对此不易区分也不想区分，现代人则必须将二者区分，以蠡清历史上的来龙去脉和义理上的逻辑先后。古史辨派对此早已做出结论，而后来学者却是固守旧习。为什么？功利心也！结果今日海内外知道孔子和儒家儒教不是一回事的倒还真不多。本人强调一定要从儒家文献的汪洋大海中“抢救”出《论语》、《孟子》两部奇书，使其显示出以下两种不同的面目和功能。一方面作为独立历史文本，将其纳入现代社会和学术语境重新分析其意涵，以图使其在现时代发挥相应的积极作用，成为时代有生的精神指导力量（如若让它们继续披着儒教外衣，则只能被不断曲解和误用）。另一方面研究二书在两千年儒教世界中的作用方式，将其作为儒家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对象。两套研究又各含两种不同目标。作为先秦思想史和儒家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二书均为被研究的历史文藉。而作为独立文本，二书既可以纳入现代伦理学系统作为一般伦理学研究对象，又可以作为现代伦理学教育实践的原理手段之一，此时其作用相当于外国的宗教教化经典。所不同的是，此经典是现世性和经验性的，或相当于一种“人本伦理学宗教”，而非超越性宗教。孔子的“仁学伦理学”和近现代“孔教”，为截然相反之二事。由于“孔子”之名被滥用如是，所以宁可改以“仁学”〔避免多用“孔学”，更勿代之以“儒学”〕为此伟大伦理学系统的总称。况且，本来《论语》也非“孔圣人”个人的天才发明，而是秦汉以前千年间的民族集体智慧之总结，“集大成”之意深矣！《论语》和“孔子”作为个别文本和人身个体，不过是一个符号标称而已。绝对不必将仁学发挥成另类个人崇拜。（国人习性不关心读解论语思想，而热衷于崇拜和神化论语之作者）不是因为崇拜了孔圣人（把孔子当成民族神），所以信奉论语；而是在今日，根据人类普适理性，经再次判定论语有大道理在，才决予信奉之。这个理与信的次序关系要搞清楚。《论语》可比喻为千年间形成的的集体智慧财，切忌将其神化或个人崇拜化。所以到处塑孔像、将其“偶像化”，乃愚蠢透顶的反《论语》作为；孔教主义者，即将孔子思想宗教化者，竞可成为仁学之公敌。此外，也不必因为文本的古远性而怀疑其现代可应用价值，国外宗教经典那个不具有古远性，而那个不能与时俱进？所不同的是，国外宗教是在隐喻的层次上发挥其现代化的教诲作用，而论孟文本是在直意的层次上发挥其现代教诲作用的。（孔孟话语之“直道”，为孔孟思想修辞学之最大特色）但是，从现代角度来解释孔孟，反而应先摆脱民族本位而采取全人类伦理学视角；也就是使孔孟思想之原本，先脱离其儒家思想史上的历史语境，然后从解释学角度重新对其普适伦理学潜能予以再发掘。

4。古典（中国）和现代（世界）在新世纪的解释学对话条件

为什么当前海内外儒学讨论如此混乱？首先就是语义学的问题。彼此使用的“语义系统”不同，而所使用的字汇系统相同。为什么史学家在这方面的问题较少些？因为所着重的是儒学的实义方面较多，也就是经验性方面较多，故易于和古今中外不同学术系统共同采取的客观经验来源有关。哲学家因为涉及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抽象观念系统，彼此的“语义构造”非常不同。因此如果史学家涉及理论性或哲学性问题时，情况也会一样。比如，你如何用中国的“天道”观和现代西方哲学家沟通？如果把“道”字作为一个抽象规律的“象征”，其“意义”是可以按照自由联想任意加附的。它只不过提供了一个诗意性符号供人“附会”，其中那有什么“逻辑”可言？反过来也一样，你如采取海德格那些诗意抽象词作为什么逻辑“基础”，除了增加谈话的修辞学快感外，其中哪有什么哲学家所谓的深层“义理”在？时当多元文化主义盛行，人们不再思考自身学术改进的必要，而是实用主义地考虑如何强化本身价值的“固有性”和“历史性”。其办法就是维护学术权威性，甚而重返封建主义时代的“天地君亲师”传统，期待着国师时代在大陆的复兴。或者说，有心人认为，社会政治等等尽可以现代化，而学术意识形态则须固守民族传统。结果成为百年前“中体西用”运动的新倡导者。很多人在一个方面很开通，包括严复这样的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的大知识分子和辜鸿铭这样的西方通。但在文化思想的高层领域他们的知识境界就不够用了，结果是一味地意气用事。严复不懂政治经济与文史哲的关系，辜鸿铭熟读欧洲古典文学而不懂得社会科学。今日海外华人中不懂得区分五四时代的学术思想和其后的政治历史演变的关系，把什么都笼笼统统混为一谈。（海内外今日有关“五四功过”的辩论，甚至于比有关“儒学”的辩论还混乱到不能原谅的地步。）。

海外一些儒学家们，其见识往往只及其一，不及其他。牟宗三批评梁溯溟想做教主。梁溯溟在1948年的心态，也真能显露他是多麽幼稚，其根源就是这个儒家的“自大狂”。但牟宗三最后岂非变本加厉？他真以为在大度山上就能为中华民族精神“继绝世”、“开太平”！以情害理，乃新儒家思想方式的通病，史学派的“国师”更是放弃理论思考，以重复旧藉为业，而缺少的正是一个“大儒”应有的刚气。大陆天翻地覆的年月，一些海外大儒们就是这么读古书自娱的。新儒家（兼含哲学派和史学派）复古学术思想采取的是一种现实逃避主义。但他们给予自己的精神逃避主义（以前我称之为避重就轻）以种种理由化美饰，却何曾敢面对社会、学术、思想的“真实”。如果我们简单地以为社会政治和学术风格之间有逻辑性联系，就推论说在另一种社会政治中存在的任何一种不同的学术样式就是当然的正确学术替代物，也就等于从一种错误转换为另一种错误。须知，学术自有学术本身的道理，是不能简单化地或者从左的方面、或者从右的方面，将学术思想和社会政治混为一谈的（“以政养学”和“以学养政”，都是不实在的性格流露。不懂得“素其位而行”究为何意。结果往往是学不像学，政不像政，却从二者中博取虚名以为自得。这是乡愿论的现代表现方式之一）。二者都是打算把学术当成社会政治的工具，而从业者可能对两个方面均无足够的专业资格加以贯彻。在人文领域，真正的“才学识”，是与“博导”、“院士”、“委员”没有直接关系的，后三者都须学术外的社会性人际关系经营，所以极易偏离学术本身的内在逻辑，但却直接满足着学者的“功名”欲求。在这里，仁学和儒教的历史二分法再次起着决定性作用。学者持什么动机，学术就会是什么方向。一个外部的（社会性）“成功”是判断不了的。我们放眼中外“学坛”，不求“成”者几希，而这个“成”本身的结构却鲜少有人进一步思考。而两千年前我们的孔夫子就对此加以思考，可惜仁学的“动机结构力”抵不过儒教的“社会结构力”。孔孟自己也是知道的（好仁者稀）。但如我所分析，传统仁学因“智维”的不足，虽能判断动机之是非，却不知如何在社会层面上实践此动机所产生的目标，故被“儒教”（其“司令部”是法家）所长期利用，使其通过法家式读解（“移孝为忠”），成为服务于专制帝王的道德工具。民族优良精神和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是处处缠结在一起的，必须予以细心分疏。孔孟伦理学思想是在和封建主义制度的互动和冲突中延存和发展其生命的。政治封建主义固然不可取，学术封建主义也一样不可取。中国学术思想的前途必须应该是理性的和科学的。孔孟伦理学思想（仁学RD）与科学精神可以完全一致，而属于中国封建史范畴的儒教风俗（RA）和学术制度（RB）则和二者（仁学和科学）相互对立。

5。学术材料无关古今，研究方法必需现代

生当二十世纪，一些保守的儒家思想研究仍然是属于前科学时代类型的。他们不区分对象和方法，把二者混为一谈。“儒学”究竟是指研究对象，还是指研究方法？是应该把“儒学”作为最广范畴，还是应该把“社会人文科学”作为最广范畴？是用现代学科分类法来组织自己的思想和研究，还是用汉代、宋代、明代、乃至清代的学科分类法来组织自己的思想研究？是要用全人类的学术文化遗产来装备自己的知识库，还是主要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材料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而新世纪的今日，中国学术是打算按照人类知识最新水准来关心自己的学术水平的提升，还是只关心为古今中国学者树碑立传？

在二十世纪前一段，中国人刚从两千年“思想一贯制”脱离，就想着如何为他们立先贤祠，以便和洋人在场面上（绝不想在实质上）争强斗胜；在后一段，两岸刚从学术文化沙漠时期走出来，就忙著安排“升等封圣”，一心要争要比。怎么都不想想中国人文学术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是民族学术文化的努力提升（百年来走了这么多弯路就不想想根源么：认知之严重不足！），还是关起门来排交椅座次？今日我们如果强调中国的民族精神应该是仁学的精神，被批评为违仁逐利的权威们则完全可以本其集团势力反诬自保，以达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目的。而他们最后又多半可以得逞。这是有求学向真之念者须先得认清的：所谓学问的“甘苦”，还不是指无名利可图，而是要抵御来自学术权威的舆论上的和制度上的压力。

一些海外人士对五四精神的批判由来已久，其表面的原因大家都清楚。重要的是注意到：一些海外人士对此持相当一致的认同，表明着他们共同的教育职业背景；一些海外人士普遍表现出认知分裂：政治社会尽管西方现代化，思想却要中国传统化。一方面他们混淆着学术思想史和政治史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混淆着现代政治和传统思想的关系。我们是否应该把穿马褂的辜鸿铭当作当代海外人文思想的“象征”？中西就是这样结合的：用流利的洋文宣扬中华封建主义思想。民国遗老有此倾向时尚有其情有可原之处，即有其历史文化的自然原因。当代人士生活于洋人环境里有此类意识不是很奇怪么？（此一现象可间接证明，他们的教学职业和学术准备之间联系单薄，即所处环境不要求他们在学术思想方面深思熟虑）中国未来学术的发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现在国内外的文科研究条件的区别主要在于图书资料之有无，互联网时代已经大大缩小了这个距离。中国未来学术必须由中国学者在中文地区组织古今中外全方位的高级理论研究，不是为了俗气无比的“炎黄子孙扬眉吐气”（孔孟思想里那一条教你要以炫耀于世人作为人生目标了？），而是为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学术思想的提升。时代在等候着、催促着中国学者有朝一日能在此精神领域内对全人类做出创造性贡献。全世界都在物质领域内争领第一，两千年的中国仁学则呼吁国人在精神领域内争领世界“第一”。不是在此要与洋人争强斗胜，而是要于此人间俗世“当仁不让”。我们正面对着今日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义理认知混乱，我们不仅须要超脱儒学形上学局限，也必须超越百年来西方哲学本位的局限，并从“儒教史地”之一隅跨越到“仁学世界”之全域，再根据人类最新人文理性主义科学成果以追求如下境界：乱中取序、动中取定、理中取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