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术界承认政治学所作的工作吗？
有一位政治学者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直白地讲：在一个非宪政的环境下，政治学的发展空间有限，因此不必对中国的政治学学术有过高的期待，也不必对中国的政治学有过于苛刻的要求。这句话比较厚道，尤其是政治学圈内的人，相信对此会默然一笑。但这依然不能构成政治学发展不力的充分借口。因为，在纯粹社会科学意义的规范上，政治学表现得还是落后人家一步。结果就是，政治学的作品很难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通则去评价，成为一个让学者无法对话、无法评价的学科，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上更如此。80年代后的二十多年，中国政治学圈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得到了国际学术同行的一定承认，这不能说不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不管我们在国内如何的有成就感。
虽说伴随着现代学术分工的深化，“隔行如隔山”在所难免，但同为社会科学，彼此若连对方的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和基本成果都莫名其妙、置之不理，那也不是学术界的常态。当然，你若问其他学科的学者或学生：“目前国内的政治学在作什么？”他们可能至少能说上几句。但他们就是很少能认同政治学所作的学术贡献，这个表现主要有如下几点：1 政治学学科最为“权威”的杂志《政治学研究》是所有学科“权威”杂志中学术地位最低、学术声誉最差的，不仅其他学科的学人很少阅读，就是我们这些学政治学的人也越来越不愿意阅读这个刊物。在此情况下，政治学怎么能赢得学术同行的尊重？2 中国权威的社会科学杂志，政治学文章所占的比例基本上是最低的，这一点可以拿《中国社会科学》为例统计。最近几年来，该杂志只发表了为数几篇的政治学论文。3 引用状况。其他专业的学者很少引用国内政治学学者写作的论文和著作；但国内政治学学者却离不开广泛引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甚至基本概念，特别是对经济学、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全面吸收。这一点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自然可以说政治学本身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需要具有开放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不能不说政治学对其他学科的正向渗透力过于薄弱。从现在来看，政治学依然没有确立起自己独特风格的穿透性概念、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从而为公共学术界贡献自己的优秀作品。
在中国整体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比较落后的状况下，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学者说他们经常为自己的学科感到“自卑”，但是，在所有这种自卑中，最应该感到自卑可能就是政治学。因为，政治学从业者能够在学术同行面前自信地拿出多少公信力的作品来？
虽然国内的政治学从业者可以从纵向的发展积累不足和横向的权力局限中找到发展不力的理由，但若从学科自身寻找原因，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政治学这二十多年来缺少学术反思和自觉的学术传承；相反，却更多地受到了外界力量的影响以及政治学圈内部的种种限制。因此，从学术成长的内在要求看，政治学还需要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否则，赢得其他学科尊重的日期依然会被无限拖延。
四 公众知道政治学在作什么吗？
自从阴差阳错地学习政治学专业以来，每次返乡，我就一直面临着一个窘境，那就是当我被问到“你在大学学的是什么”是，我回答说：“是政治学”。这时，提问者就会一脸茫然：“政治学，是搞什么的？”我接着解释：“就是研究政治现象的？”然后，他们就会问：“学这个有什么用，可以作官吗？”我回答：“学这个可以作官，但这个专业不是为了当官。”到这个时候，他们又开始不理解了。个别人甚至直接跟我说：“那你这个没有什么用，还不如学法律和经济。”我就不好再叫真下去。这是很多农民兄弟对政治学的认识，我相信他们肯定都以为自己了解一些政治，包括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些政治现象，虽然可能是比较肤浅的。但他们肯定不理解为什么还有政治学。毕竟，对大不部分农民来说，政治学还是一个外来概念，比其他的学科名称可能更让人有陌生感。这对一个曾经“政治”泛滥的社会来说，也非常地具有讽刺性。
那么，一般的城市市民就会对政治学多一些了解吗？他们知道政治学的学科内容和基本话语吗？我相信他们一般会觉得更了解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人文学科的一些东西。可能他们听说得最多的依然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吧。
就算到了大学这样的国民教育之地，又有多少人能够了解政治学是作什么的吗？中国目前的理工科学生居多，他们对政治学显然了解有限，因为他们只有很少的机会接触真正政治学的课程，相反，他们只能去听“两课”，除非我们假定两课的老师都以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思维将两课讲成公民教育课而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课，事实上不可能这样。我了解这样的一些老师，明知那套传统的话语已经失效，但还是因为担心“出事”而充当了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语的传声筒。
我没有作过严格的调查，但从传媒话语中的基本概念、命题和理念来看，政治学的身影很难寻觅。近些年来，公共知识分子中虽有个别政治学者的声音（比如刘军宁、秋风和王怡他们），但他们运用的更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的话语资源，而他们所讲的问题很多都是政治学的天然关怀对象。而就一般的政治学界而言，普遍的失语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也就是说，政治学在公众那里是一个隐而不显的角色。因此，政治学至多能够影响他的学生了，但全国的政治学专业不仅成立得晚而且为数就少，更因为就业问题而处境尴尬。因此，也难以有普遍的听众。政治学问题就成了政治学小圈子的话题，超出狭隘学术圈子的对公众的影响极其有限。相 比之下，别的学科如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作得比我们要强得多，虽说这里面有敏感性的因素在，但政治学从业者自身对权力不能作到相对超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公众的角度看，一方面是公众本身就长期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话语的泥淖中，缺乏现代政治学的概念和思维；另一方面，现实的生存问题使他们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关注政治问题；最后是现代的消费主义让他们更没有兴趣去理性地探讨政治生活，他们一般选择了从公共领域退却到私人生活的领域。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几十年，政治学从业者在传播现代政治概念和政治观念方面作为太少，结果，只有官方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教育在自我大生产。因此，在公众的思维和话语上也难以见到政治学的贡献。如果说，公众在政治方面的认识比以前更为理性更加文明，那也许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自身的变动让他们有直觉上的认识更新，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其他学科特别是法学界更具体的说是宪政学界的努力。
我一直认为，什么时候，我们的公众话语中少一些“老百姓”，“群众”、“人民”这样的一些政治词汇，多一些“公民”、“公众”、“国民”这样的政治话语，并在基本的思维逻辑上走上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轨道，什么时候我们才可能自豪地说：政治学完成了中国现代政治知识形态转型的历史使命。否则，就只能是权力的奴仆，而不是和权力平起平坐的社会建构主体。
但是，本来就崇尚“真理必须秘传”的政治学在西方的一开始就有如在中国，它习惯在秘密的空间操练神功或者只向权力核心奏呈。政治学自身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它深奥的演绎逻辑，多少让一般的公众难以接近。因此，中国政治学在日常公众话语中的缺位，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通俗化和与社会生活的结合力明显不足。相比之下，其他学科在这方面的作为比较充分，因而成为公众的日常消费。而政治学话语较少在公众言说中现身，自然一方面是由于公共政治生活还没有成为现实，民众处于一种非政治的状态，因此难以产生明确的话语需要；另一方面，自然也不能推卸政治学者在公民教育和公共话语方面的一定懈怠。毕竟，在现代世俗社会，政治学不能一直满足于摆弄屠龙刀的自恋绝技，或者一心想着“售于帝王家”的良辰美景。相反，政治学更应该为社会服务，就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就是，政治学从业者应该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社会传播现代政治常识，理性而有说服力地传播现代政治常识，甚至从事现代政治的实践比如人大代表的竞选。我不得不说，越是有影响的政治学者越有这个责任。
五 权力体系刺激了什么样的政治学？
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政治体系的国家治理技术大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惯性地制造神话和谎言，篡改历史记忆以改造公众的集体无意识；2 边缘化科学分析取向的现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涉及权力合法性的社会科学比如宪法学和政治学，而要作到这一点的优选方案通常是无节制地扩张非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再生产；3 用实际的利益让学者丧失表达的自主性并制造无用亦无害的话语泡沫，并让公众无所逃遁。4 设置话语禁区和研究禁地，使触雷者不得好过。5 推动“莫谈国事”的技术化专业的成长，以促进其建设性和适用性。
这样一来，权力体系就制造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重要专业，并在经费上予以不计成本的扶持，这样作的结果一方面是非社会科学的话语漫天飞扬，不管公众相信与否、认同与否，别的话语传播和生长的空间就因此变得非常有限；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地灌输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和逻辑，使部分公众的头脑不知不觉之间已经结构化，并丧失公开言说不同话语的能力和勇气，更缺乏倾听其他现代话语的基本耐心和素质。在此生存情势下，政治学有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由于强大的意识形态自行运转，公众很难接触到理性科学的现代政治学知识，这客观上使他们的思维依然落后于社会现实的需要，表现之一就是明明可以用准确的现代政治学词汇表述的社会政治事实，他们只能在传统的思维中寻找语言，结果就是帮助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尽管可能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表现在中国政治学上，就是一定要寻找到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合适位置，否则，就无法言语或不敢言语，就算付出牵强附会的代价也不能过于执着，由此，败坏了政治学自身的形象，更使其他学科的学者以“不伦不类”来定性现今的中国政治学。
另一方面，政治学学科被意识形态学科边缘化。这体现在：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个政治学博士点，却有数百个意识形态专业的博士点，更不用说数量不多的政治学博士后来又有多少能坚持政治学的基本理念。这样的学科安排可谓直截了当。给人的意象非常直白：跟我干听我的话按我的意思论证就有饭吃，否则不要和我谈学术。政治学从业者的选题由此具有明显的建设性、实用性和非敏感性的特征。在回避最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望社会领域倾斜，望历史领域倾斜，望纯西方倾斜；要么干脆就向意识形态倾斜。政治学学科的自主性由此可以想象。
最后一点，就是公共管理专业的急剧膨胀。在“行政吸那纳政治”的标榜下从行政管理到公共管理，一路高歌猛进。使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转向狭隘的行政体系，关注日常的琐碎过程，而不追问背后的权力体制——虽然每个人都明白行政困境的背后是政治体制。结果就是，所有政治学出身的人最后只能选择公共管理，作“务实”的研究。核心的问题再次被悬空，切中要害的讨论不仅在学术圈淡出，更在公众话语圈销声匿迹，虽然这一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动的。不能否认的是，权力的运行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
六 余论：我们离真正的政治学还有多远？
任不寐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政治的条件》一文中，重复了米诺格的一个判断：专制社会中没有政治学的位置。我的判断是，在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也没有现代政治学；而在一个后极权主义的社会，只有极其有限的空间留给了政治学，而且这一空间的边界异常地不稳定——每个人都不确切地、有预期地知道它的边界；同样，在一个过于强调威权的社会，政治学也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它所戴的政治正确与否的紧箍咒同样会成为它自然生长的一大局限。在一个存在重大局限的话语环境中，政治学的发展不仅仅需要艺术，更需要勇气和担当。需要艺术是指在有些话语表达上的技巧和策略，但这种技巧和策略只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需要勇气和担当是指在参与公众话语的生产时，政治学应该能够以独立的姿态对社会发言，引导公众理性地看待政治，分析政治，评价政治，包括理性地批判和建构，从而为培育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文化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而欲作到这一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现在，一方面需要学院派的进一步沉潜，也需要有从业者将政治学的研究成果通俗化并主动参与社会。
总体上看，在目前，中国政治学在官方话语中受到意识形态的强大挤压和牵制，在学术话语中难以作到学术自信和学术独立，在公众话语中明显缺乏影响，在消费主义话语面前无能为力。这一难关是由当前的时势造成的，但政治学是一门异常重要的事关中国未来国运的社会科学，从现在开始，政治学从业一方面要在学术积累上稳步前行，同时也要逐步介入公共领域，为公共话语圈贡献现代政治常识，实现与现代社会的积极互动，为未来新型政治社会的创生准备公共文化基础。最近俞可平先生引发的“民主是一个好东西”的公共讨论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任何有责任感的政治学从业者都至少不能无视这样的积极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