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于丹的《‘论语’心得》已经成为出版界轰动一时的事件。从最新的统计来看，该书在中国的销售量已经突破四百万本。世界其他地方也关注这个现象：主要的报纸和其他媒体形式开始谈论于丹现象。诸如“孔子回来了”之类标题非常典型。在此之前在中国出版的书引起如此关注的可能是毛泽东的“红宝书”吧。如果说毛的书的问题在于把我们日常生活的过于政治化，那么，于丹的书的问题则正好相反。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有必要问一下为什么于丹的书这么受欢迎？实际上这本书很薄，其中大量引用《论语》原文，接着是现代汉语译文，这类工作以前做过很多次了。为什么于丹的著作这么与众不同呢？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于丹的书开始于她在中央电视台的讲座。她在黄金时间向亿万观众讲解《论语》。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得到官方媒体支持的。但是这不能作为主要原因。在很多情况下，听教授阐述理论或者经典哲学著作是非常乏味的，人们不会期待听众有这么热烈的反应。
所以，于丹走红的重要原因在于于丹本人。她显然非常聪明，从我个人来说，我当然佩服她对汉语经典的娴熟，好像已经将经典烂熟于心了。她的女性角色也是重要因素。男尊女卑似乎是儒家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人们甚至可以说“父权制”是儒家学说的致命弱点。因此，有些现代理论家试图说明儒教可以在不改变其主要价值观的情况下接受男女平等的现代思想。但是反驳儒教将父权制合法化的观点的最好理由或许是让一位典雅的女性知识分子显示她在认真研究儒教，于丹正好充当了这个角色。当然，这仍然无法解释她为什么受到那些不关心理论问题的普通民众的欢迎。我猜测她的性格魅力在起作用。她表现出迷人的魅力和道德热忱，也就是古代的儒家所谓的“德”或者“道德力量”，显然相信她在讲的内容。对于西方观察家来说，最接近的情况就是宗教狂热者充满激情和使命感要阐述圣经对当代人生活的意义。当然，公平地说，于丹和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不像煽动性的狂热分子，她没有用永久毁灭的威胁恐吓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她兼收并蓄，旁征博引，显示了开放的心态，这是宗教宣传家很少具备的素质。她在书中广泛涉猎了其他宗教和哲学家如道教，圣经，黑格尔等内容。在美国背景下，就好像美国布道家葛理翰牧师（Billy Graham）在做弥撒的时候引用佛教，伊斯兰教，儒教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于丹并没有把儒教作为宗教来辩护。她避免了形而上学观点，也没有明确反对儒教作为伦理和政治哲学和其他宗教基础和睦相处的可能性。这是我觉得儒教吸引人的地方（这和把儒教看作需要形而上学基础来和佛教和基督教抗衡的观点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让于丹更强大些吧。
于丹的书出版也恰逢其时。我们知道，中国是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国，随着经济的复兴，人们的文化自豪感应运而生。如果考虑到受儒教影响的东亚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儒教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韦伯式观点越来越受到广泛的怀疑。和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不同，儒教从来没发起反对现代化的大规模行动。现在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轮到中国肯定自己的文化遗产了。于丹的书正好做了这个工作，让人们对中国的传统感到自豪，同时显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要求是和谐一致的。
但是现代性也有不好的一面。随着经济上的进步，人们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一个曾蹲过监狱的朋友说连监狱的管教干部都梦想着开公司，赚大钱。我的朋友为这些管教感到遗憾，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肯定是要失望的。在城市，人们发现找到好工作越来越难，即使你从名牌大学毕业。对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的竞争肯定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期望和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面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减少期待，这正是于丹提出的忠告。不要过分担心你的汽车，房子和职业，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心。只要你有信心和自我价值的强烈认识，你就会感到幸福。你的幸福不在于外在的世界。
但是它并没有到此为止。现代性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人们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讲究个性，而社会责任感和关心别人的愿望在减弱。但是至少在中国，多数人并不想被人看作只关心自己。只关注个人生活美好显得太自我为中心了。我们要想真正自我感觉良好，也需要对别人好。这里，于丹也提供了让人感到舒坦的观点。而且重要的是，它不需要多大的努力。我们所需要的做的只是关注于我们自身的幸福。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别人也能从中获益，整个世界也变得更加美好。所以在我看来，于丹成功的真正秘诀在于信息的内容。她诊断出现代中国的抑郁不适，告诉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容易的方式，只是需要一点内省。她还激起了人们成为好人的欲望，如果我幸福，别人也会幸福的。
歪曲《论语》？
于丹的书成为一些儒学专家猛烈批评的靶子。我的一些学术界同行对她的著作不屑一顾。主要的指控是她把论语简单化了。比如在谈论语言和行动的关系时，于丹的结论是“所以一个真君子, 总是先把事情做到, 然后再去说”（63-4）论语中有些语句或许有这样的解释比如（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 2.13）但是显然肯定不是每句话都先由行动开道。如果那样的话，组织讨论会就很困难了，也无法给别人讲述未来的行动计划了。这难道是孔子表达的意思吗？当然，于丹在这儿讲的是大家对这句话的通俗理解， 即我们应脚踏实地，不应自吹自擂。
我们也不应该太学究气了。于丹的听众是大众，不是专家，我们没有理由期望细致入微的、有分寸的解释，独到的学术成果，或者对评论传统的深刻认识。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认为，专家和普及者之间是有分工的，这种分工对双方都有利。普及者可以从专家的见解中学习或者结合专家的观点，专家也可以从向当代世界展示经典价值的尝试中学习一些东西。我们---指讲授和研究经典的人---应该感激于丹的贡献。她显示我们的工作能够而且应该对学术圈外的人提供帮助。这样一来，质疑我们工作的价值就更加困难了。
对于丹更严重的指控是说她歪曲论语。如果她误读或者误译了论语，我们就需要担心了。这意味着她在利用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的权威地位传播自己的思想。如果是有意这么做的，我们要质疑她的学术品格，如果不是有意的，我们要质疑她的学术水平。
但是就我所知，并不存在明显的误译。1 至多有些引起争议的诠释。比如于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 66”但是她弱化了论语的精英主义思想。2 的确，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成为君子。（有教无类, 15.39）但是相信孔子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有点太牵强了。实际上，正好相反。他认为少数君子能够而且应该统治大众。（比如12.19, 14.42）孔子显然相信有些人比如宰予有无法克服的道德缺陷。（5.10）他还认为普通大众有思想上的局限性：“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8.9)”也不是每个人的动机都一样，孔子说他只教导那些迫切愿意学习的人。（7.8）于丹没有提到这些段落，或许是因为这样的观点不适合她心目中的读者。但是她或许已经大大歪曲了孔子最初的观点。
这有什么关系呢？孔子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时候写的这些东西，他的观点也许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特征。或许他根本没有想到大部分人都可以受到体面的教育，追求自己内心的幸福的社会，而不必在田野中劳作。因此于丹更加平等的思想或许更适合现代社会。但是如果真是如此，她应该更加明确地指出她是在改变孔子的思想（如果不是颠覆的话），而不是简单的阐释。
或许更严重的是，于丹的观点或许并不像咋一看那么吸引人。按她更加平等的思想，如果我们集中在自己的内心，培养内在的信心的话，都可以成为君子。但是如何做到这点呢？她呼吁我们不要把物质财富作为生活的目标，限制对这些东西的欲望。到现在为止，这个观点还没有多大争议。我想象不到有任何哲学家或者神学家会反对这些主张。但是，究竟该怎么办呢？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培养内在的幸福呢？任何企图寻找现实指导的人注定要失望。她的有些建议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她说拥有正确工作态度的人不应该做超过自己份内的工作，（42）以及君子不应该集中所有精力在工作目标上（64）这两种态度共存于一身远非易事。除此之外，获得内心幸福的方法仍然是神秘不清的。于丹没有谈到比如祈祷和打坐等任何别的传统模式。更让人吃惊的是，她弱化了儒教机制的重要性。显然对孔子来说，终身学习是自我修养提高的必要和重要手段。（参阅“默而识之, 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何有於我哉” (7.2或者19.5)。在书的最后一章，于丹深入地讨论了孔子自己人生阶段及成长过程的名言（2.4）。她讨论了学习对孔子早年生活的重要性，但是把孔子付出的努力最小化了。对于孔子来说，学习是永不停息的知识积累过程。她为什么不提到这点呢？这里我再次猜想这个观点和她的人人平等可以不费力气获得启蒙的愿望是不相容的。在孔子看来，只有少数人有足够的动机和智慧投入到不断的学习中去。他的话在现在看来仍然是真实的。毕竟，孔子自己也否认已经实现了成为君子的生活。（7.33）3 如果于丹清楚表达这个观点，将会失掉部分读者。但是她能提供什么作为替代呢？除了让人瞥一眼内心外，并没有提出提高自我修养的任何其他方法。
更让人吃惊的是，她弱化实践的重要性。在于丹看来，内在的生活是关键，适当的勇气可以克服缺乏专业技能的局限性，正如剑术新手仅仅通过作茶师者时掌握的心理素质可以打败武士（30-3）。但是儒教是以行动为基础的伦理学：人们通过参加不同的仪式来学习，学习如射箭和音乐等不同的技能，完成不同角色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实践中学习的一个关键就是孝，对父母长辈的关照。正如孔子所说的“孝第也者, 其为人(仁)之本与” (1.2)”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实践孝道，他就不可能成为道德完美的人。这样的话，就排除了许多人：在当今中国，往往是上年纪的父母关照孙子孙女而不是成年的孩子照顾年迈的父母，至少在父母非常老迈之前。当然也有人辩解，让年迈的父母感到有所作为，帮助照顾孙子女、子孙几世同堂，也是孝道的表现。但我怀疑这是孔子讲孝道的初衷。这里，如果于丹明确表达孔子孝道的观点将再次失掉许多的读者。可她提出的替代方法是什么呢？拥有正确的内心是不错，可我们如何做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