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提出的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建议似乎与孔子的观点不一致。比如，她讲了一个故事，隐含的寓意是我们应该帮助离我们最近的人，我们应该毫不耽搁马上就做。（17）但是这更接近基督教圣经的思想，撒玛利亚人帮助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孔子看来，我们做什么取决于我们占据的角色以及与我们交往的人。我对父亲比对陌生人有更多的义务。（于丹也没谈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著名故事-13.18）我们应该反思这样不同的义务，而不是不顾后果地投入行动。于丹的说法也与孔子为别人树立典范的个人性格不一致。比如她引用孔子的学生子游劝说我们应该避免与人太过亲密，包括我们的朋友（39-40, 42）。但是子游不惜牺牲人间温暖也要强调正规礼仪的观点是很有名的，这未必是孔子的主张。孔子自己如果不是充满激情的话，至少是感情深厚的。他听到优美的旋律就忍不住唱起来（7.32），也为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去世而伤心难过（11.10）。对于受儒家思想熏陶，以讲义气而自豪的山东人，这有什么奇怪呢？于丹不必重视过分亲密的社会交往上的观点可能更多来自庄子，庄子似乎对自己妻子的去世非常冷漠。（18章，也可参阅第3章）按照庄子的观点，最好“随遇而安”，用冷静和稳定的方式屈服于命运而不是释放过度的感情。的确，于丹确实在书中几次明确提到庄子，所以她并没有掩盖其对论语的解释带有道家的色彩。在现代社会提倡道家的应对方式也不一定就是错误的。人们各种各样，背景和性格都不一样，喜好自然不同。有些人或从与众人畅饮高歌中得到极大的快乐，或从自我牺牲中，从对朋友没有任何折扣的忠诚中（即使这样的行为可能不完全是理性的）得到极大快乐。其他人可能更倾向于于丹似乎提倡的淡漠的，疏远的自我认识。这也无妨。但是于丹著作的最大问题是受道教思想驱使下努力把儒教思想去政治化。
《论语》的去政治化
孔子是激进的社会批评家。他对当时统治者的评价很低（13.21），从一个国家辗转到另一个国家，希望找到愿意接受他治国思想的明君。值得注意的是他提供的是政治批评：孔子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个人品格，而是鼓励那些拥有统治权威的人采用胜任和仁的方式管理国家。我们知道，孔子没有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被迫以教书为生。但是孔子不仅仅限于教书，他仍继续批评政治当局，指出现实和理想的差距，用仁政的观点奠定未来政治改革者诞生的基础。
当然，儒教一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后就变得保守了。但是孔子思想蕴含的批评精神不只肤浅皮毛，一笔带过的，勇敢的儒家思想家如黄宗羲就是对政治现状的激烈批评家，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于18世纪的儒家思想家章学诚来说，儒家思想家不管具体情况如何，都应该永远是社会批评家：他认为历史作为永不停息的时代变迁在不断重演，不同的思想倾向被过分强化，追求道德完美的个人的任务就是抗拒主导性时尚的过分泛滥，以便保持平衡。遗憾的是，于丹没有讨论这样的观点。她的书的突出特征就是将论语去政治化。
当于丹讨论政治篇章时，其中的政治内容被省略了。比如在子贡问政的著名段落中，孔子回答说政府应该获得足够的武器来防御，足够的食物，人民应该对统治者有信心。（足兵, 足食, 民心之矣） (12.7)）接着孔子被问到要把这些按重要性排顺序，他说充足的武器在最后，人民的信心最重要。于丹把这个段落解释为国家应该关注人们的幸福而不是GDP的规模。（10）但是我们怎么判断人们是否幸福，是否对政府有信心呢？于丹暗示它是个人内心的感受，而不是政府为人民做的任何事情。为了说明她的观点，她指出颜回在贫穷环境中也很幸福的例子。（11）但是颜回对于于丹来说是个非常糟糕的例子。一方面，他没有把幸福作为追求目标，他追求的是道，要成为好人，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个信念和承诺给予他力量，生活在贫困中同时不沮丧、不失去道德追求，个人幸福不是他追求的目标，只不过是副产品而已。于丹也没有提到颜回是孔子特别出色的学生（孔子说他自己也比不上颜回5.9）。颜回在艰难环境中或许需要坚忍不拔的顽强才能成为好人（幸福作为副产品）但是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英雄主义。孔子不大可能想象普通大众能够在没有充分资源的情况下获得幸福的可能性，或者能按道德行动。4不然他怎么会说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为人们提供基本生活需要，只有在满足基本需求后才去教育他们（13.9）。所以获得人们信心的关键条件是为他们提供基本生存需要。一旦信任存在，在特殊情况下（比如战争）剥夺他们的食物才是合理的或者可行的。但是首先要让他们幸福！
当然，我不想做出不公平的评价。于丹很可能同意政府有义务确保人们获得基本的生活需要。她所批评的只是对GNP增长的盲目崇拜，表示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对人们幸福很重要。但是本篇在探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她能够而且应该更多谈论政府应该如何赢得人们的信任。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状况开始恶化的时候。这里于丹本来应该提到孔子强调激励大众道德正直的领袖的重要性（比如12.19），或许还可以添加一点对于当今中国官员腐败猖獗现象的批评。或者她还可以建议采取比如举贤竞试或者民主选举等其他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手段。但是如果这样做，她可能遇到政治麻烦，或者至少很难想象她能够在黄金时段在电视台谈论这样的论点。结果，付出的代价是她背叛了孔子自己的政治理想。
她在其他一些篇章也隐去了批评性内涵。于丹提到君子应该关心更大的善，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家庭或者亲友的善。这当然很好。但是她接着说这个观点变成了儒家思想“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57)”。当然，这句话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开头的“天下”和“国家”几乎是可以互换的。不管用哪个词，都表示普通人应该关心国家，为它的富强做贡献。但是于丹没有提到这句话来自17世纪儒家社会批评家顾炎武，他的思想中有更多叛逆的思想。顾炎武明确区分了国家的灭亡和天下的灭亡，指出普通人的义务是针对天下的，而维护国家或者朝代的长久的责任是统治者和官员关心的问题。
于丹讨论了“和而不同”这句名言，强调在人际交往关系中宽容和尊重差异的重要性。（60-1），这固然不错。但是于丹把这个思想琐碎化了，当她说作为晚宴的好主人意味着照顾到每个客人，而不是熟悉的一帮朋友。（60）其实“和而不同”是有政治含义的。“和”与“同”的对比来自《左传》，很明显指的是统治者应该在谋士中广泛吸纳不同政治观点。当代社会批评家被吸引拿这个说法敦促政府宽容不同意见，而不是向全体民众强行灌输单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当然，于丹没有讨论这样的观点。
或许于丹这么做并非因为政治上的谨慎所驱使。我猜想她对道教的热爱可能也扭曲了她对论语的阐释。在论语中有一个看似困惑的篇章，也许是整本书中最长的一篇，或许是“没有政治性（或者反政治性）”的解释。一点都不让人吃惊的是，于丹花费了几页的篇幅谈论这一篇。她全文引用和翻译了这一段话，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坐在一起，问他们各自的理想。（11.26）第一个学生子路说他想管理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他将打败外国军队，战胜国内灾荒，三年之内让民众有勇气。孔子撇嘴笑笑表示怀疑。冉有更谦虚些，接着说要治理更小点的国家，让民众富足，至于修明礼乐就要等待贤德君子了。公西华说得更谦虚，他仅能够做一个小小的司仪。看来让人困惑的地方是曾皙的回答，以及孔子对他的回答做出的反应。曾皙说他要和朋友一起洗澡后，一边唱歌吟诗，一边往家回。孔子的反应是赞许性的回答“吾与点也”。正如人们可能期待的，于丹认为这篇意味着自己的态度比对政治的承诺更重要。（90）她求助于朱熹的权威（在书中唯一一次求助他的权威）说曾皙的理想比较起来似乎渺小，但是实际上比别人的更优越是因为曾皙目标是培养内在的态度，和自我陶冶而不是具体的计划。（91）后来，她再次讨论曾皙的理想，使用道家的语言指出欣赏大自然的重要性。（93）还提到了庄子的思想“独与天地精神”解释孔子对曾皙理想的欣赏。（99）
但是如果该篇仅仅是关于追求个人幸福，或者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那是非常奇怪的。这样的观点与书中强调社会关系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的强调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在我看来，该篇是关于政治承诺的，但是孔子的强调政治承诺的手段不单单是管理国家。考虑一下该篇的末尾，孔子和曾皙对话时解释他对冉有和公西华的反应。孔子说，他们仍然在思考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形式，即使他们没有谈及国家权力之类的重量级字眼。（于丹对孔子就这个问题进一步讨论无法做出解释，如果她的解释正确，论语的那段话应该在曾皙阐述其理想之后而告结束才对，没有必要再写下去了）那么曾皙的理想又是如何的呢？如果放在论语的其他篇章的背景下意思就清楚了。孔子指出与关系密切的人的非正式社会交往以及对歌吟唱的重要性，这是支持社会和谐的信任纽带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曾皙描述与朋友一起吟诗唱乐有助于形成社会信任（也即社会资本，如果借用当代社会科学的用语），为和谐社会的基础。孔子赞同这种活动是因为它是在道德上可行的更高层次的政治活动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子路认为仅仅通过个人性格和正确政策来做出改变就能管理国家，但是他忽略了能够让那些政策有效实施的社会信任的必要性，难怪孔子最不赞成他的理想。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解释来分析曾皙的理想（以及孔子对这个理想的反应），整篇文章的意义就更加明确了：政治承诺大到体现在管理国家的理念，小到与亲朋密友间的非正式交往的准则，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
当然，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阐释进行争论，这正是学术界的任务。但是有必要关心一下于丹努力把论语去政治化的政治原因。她的阐释并非想起表面上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通过告诉人们他们不应该抱怨太多5，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关注内心幸福，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于丹实际上转移了实际上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导致人们生活巨大改善所需要的种种集体的解决办法。比如，如果我缺乏工作机会，我应该反思自己的失败(80)而不是思考社会和经济结构和财产所有权模式。实际上，她倡导安于现状，其观点是保守的、支持保持现状的。孔子的在天之灵一定十分不安。
原文注释
1．有人批评她为了弱化《论语》中的歧视女性的部分而误译部分篇章，但是这些错误集中在公开出版的演讲中。在她卖得最火的版本中，她根本就没有提到孔子对于女性的观点。在包含论语的完整翻译和解释的版本中，她是这样解释把女人比作小人的名言的(17.25): 这一章表明孔子轻视妇女的思想. 这是儒家一贯的思想主张, 后来则演变为“男尊女卑”, “夫为妻纲”的男权主义。这里，显然没有美化孔子思想的意思。
2．该书比较靠前的一个短篇(48-9)确实提到“精英”对社会进步的特殊责任，（但是做了修正，指出首先要提高自身修养。（修身养性, 做好自我, 就是起点）
3．于丹盲目把孔子称为“圣人”(6)比君子的地位更高。另外的观点，比如孔子不是圣人，是“丧家狗”，请参阅李零对论语的学术性更强的解释。
4．孟子明确指出普通人如果没有可靠的生存条件要走上邪路或者挥霍浪费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为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1A.7).
5．非常奇怪，于丹利用西方自由传统的概念说明这个观点，她说女人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无形中剥夺了其他人选择话题的权利（78）我必须承认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为这样的权利辩护。
原载：《读书》2007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