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乡约、乡学与“主善”的“孔家生活”

从1840 的鸦片战争直到梁漱溟生活的年代，中国经过了数千年从未有过历史“变局”，这就是世界进入了以市场、资本为特征“现代”世界，每个民族都面临着文化更新与社会转型的重大考验。因此，农业中国如果要在此“现代”世界求得生存的权利，就要适合“世界”，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里，文化就是“方式”的精神沉淀，并用这个国家的宗教与哲学表达出来。在中国，儒家思想就是亚洲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与国家的进步也就是文化的进步。梁漱溟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近百年中国的失败，是文化上的失败，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之重新建造，民族复兴之关键在于文化之重建。23中国如果要在政治上找出路，就必须在文化上找出路，经济上找出路，问题也是文化。那么，到哪里去找这个文化的出路呢？梁漱溟说：一切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固有文化”，否则中国的出路“必无法找寻得出”。中国人要走的是“自家的路”，不是旁人的路。西方的路明确是走不通的，这个文化“一面制造罪恶，一面更妨碍人类美德的发挥”。24

梁漱溟借鉴中国传统的“乡约”文化，设计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乡农学校”。“乡农学校”由四部分人构成：校董会（日常行政管理），校长（监督、训导），教员（外来者），学生（全体乡民）。除教员外，乡农学校的成员都是当地的居民。这样的“乡学”有两个功能，第一具有教育的功能，第二具有组织的功能。教育的目的乃是改造乡村文化，乡村文化的改造有了希望，中国文化改造即可迎刃而解。

“单靠乡村人自己是解决不了乡村问题的，因为乡村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的感觉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不能了解认识。”乡村的文化改造是“外面”来的，“是通过外界的力量引进来的”，新文化无法从“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梁漱溟的“外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外国的“外面”，一个是乡村以外的“外面”。这里说的“外面”，不是外国，而是他自己，以及他所带领的团队。他们是“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而农民则不是。他感慨道：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孔子人们羞涩不能出口。“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他的孔子生活即是主“善”的生活。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纵有千头万绪，“善”是精神源头。他要农民去过孔子的生活也就是去过“善”的生活。他要把握一个“善”字，去做乡村教育的总纲领。

他的主善的思想体现于他的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书中指证，西方文化是主利的文化，东方文化则是主善的文化，这是中国文化本质与文化制度的根基，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根基。梁漱溟在这样的判断之上，形成他的儒家“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中国主善的思想存在于古代“乡约”中，这其中“有一个标准的礼俗”。在这“礼俗”中，“善是一个无穷的时时在开展中的”。善，将在他设计的“新社会”中得到“永远的开展”，从而形成新社会的道德基础与精神动力。

他认为，善是东方人的“道德”本能，意识到这个本能与意识不到这个本能，结果不一样。认识不到，就会出现“人性本恶”的误识，结果对中国的文化国情也误识了，对中国的制度设想也发生错误。错误的“人性”判断是错误的制度设想的思想本原。意识到人性本善则有“社会主义”的制度设想，意识不到必做出资本主义的制度设想。善，即是“主公弃私”，即是公与私“利益之间关系”的调适，即是“个人”与“组织”相处时，绝对地舍弃“个人”，随时“意识到组织的需要”。

善，是人生的本能，但可惜的是它总在后天中“湮没”，因此它又是“潜藏的本能”。梁漱溟不辞辛苦来到“乡下”，就是要把农民的善的“潜能”，明明白白地激发出来，让“乡下人”“每人心中都明白，则你作这件事如果作的不合理，自己固然明白，人家也明白”。25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的时候，心里就明白人的精神本质有着两方面的体现——善与恶，这两个本质是分离又结合的，是对抗又融合的，由此形成人类的完整人格。在对人类本性进行考察的时候，既要承认其善的一面，又要认可其恶的一面。也就是这个原因，亚当·斯密在完成《国富论》之后，又发表《道德情操论》。他不回避“恶”即人的自利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他承认人皆有的自利性可以成为现代“理性经济人格”的基础。这样的“合理性”人格，成为市场有效运作的精神杠杆。梁漱溟的思路与亚当·斯密有违，他确认人的“自利”性，是后天的“沾染”，而非先天的“本能”。他否认人的“自利”品格存在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也不明晓人的“自利“性格，乃是在“自身发展”与“种群发展”发展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个人因“自利”而“自助”，达到个体的保存与发展。民族因自利而“自救”，达到民族的保存与发展。自利的“本体”的“恶”，最后引出“客体”的“善”。

因为仅是标榜一个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总是“动”不起来。他有点悲哀：“我不是说经济不要紧，也不是说利不足以动乡下人，我正是说你在这里动他，他当然有点动，而终归动不起来”。他不承认群众的动员，有其内在的规律，他不对农民的实际需要与具体利益作切实的研究，又何能把群众“动”得起来。梁漱溟本人是一名“君子”，君子不求利，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他以“君子”之心作全社会的“动员”，则肯定会遇到问题。他看不到这一点，他的“君子”之心很执拗，甚而有点不耐烦，于是就把自己的教育对象——农民，直呼为“乡下人”。不过，他还是四处游说：不要以利诱乡下人，应当从根本上复苏农民的精神，发动其进取之心，才有办法。自然，究其结果，梁漱溟也拿不出其他什么办法。他的乡村建设结果是失败的，留下的是他的高岸、执著与“悲壮”。 26

余论

人类在其历史进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首先是“丛林社会”，人们以血缘氏族公社的形式生活在“丛林”中，以采集与狩猎为生，实行财产的公有。然后是“土地社会”，人们从依赖丛林而生，转而依靠“土地”而生。自然自足，分散独立的小农经济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特点。这个社会也称“农业社会”。此后人们又从“土地”走向“市场”，工业与市场文明的序幕由此揭开。此为“市场社会”，也可称“工商社会”。人类的社会形式，从“丛林”到“土地”，又到“市场”。人类的生产方式从“采集”到“农业”，又到“工商”，这是人类进步，艰难攀升的必由途径。倘使一个民族在任一文明的“驿站”驻立不前，即有可能因停滞而落伍，因落伍而消亡。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则。

到达“工商社会”之后，历史不会“终止”，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然而纵然是社会主义，依然与“工商社会”有着不可骤然分割的联系。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论述，凡是落后国家（这里也包括俄国）在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必须注意的是要把“工商社会”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运用到心的制度中来。这个“肯定的成就”，第一是“工商社会”的工业大生产与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巨大的生产力；第二是“工商社会”长期积累的，已被历史证实的，远大于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的“市场”经验。马克思说，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应该把发展生产力设定为中心任务与核心本质，应该“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他还说，既然“工商社会”已经创造了一个以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为代表的宏伟精密且卓有成效的市场机制，那么能不能“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这样，落后国家一旦实现社会主义，就“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27邓小平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与发展，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又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商品市场制度在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作用。

这一百年来，中国围绕以何“立国”，发生两条道路的大争论。其一是农业立国的道路，反对工商与市场，固守“农业中国”的自然经济。其二是工商立国的道路，不排斥市场与资本，发展工商，以求强国之道。第二条道路反映中国人明识规则，趋应时代的理性历史观。在此同时，中国人还围绕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展开讨论，事实已经证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合理运用市场经济制度及一切人类文明的“肯定的成就”，充分发展生产力，坚持“强国之道”，以求“强国富民”，这才是真实可行的社会主义。

梁漱溟以中国属“村落社会”性质为理由，反对“资本”，质疑“市场”；反思“强国之道”，力主“农业立国”；阐扬“乡学”的传统，倡导“孔家生活”，都说明他对上述第二条道路存有异议，而成为第一条道路的策议者与实践者。他主张的“社会主义”，忽略生产力的发展，淡漠“强国富民”的目标，撇弃“工商社会”的“肯定的成就”。他着力描述的“社会主义”实为美丽空阔的乌有之乡。

当然，若对梁漱溟一生言行作更深切的省察，依然可以发现思想的亮光。他关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为社会的发展出谋划策，对“资本”的针砭入木三分。尤其是他对中国农村的观察细致入微，为对其作改造与建设，身体力行，精神感人。梁漱溟一生实践深思，无论其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都可以为当下中国稳定的发展与和谐的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1李凌己编：《梁漱溟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2、5、6、8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乡村书店出版社1939年版，第26、413、413、414页。

3、7 、9、10、24、25、26引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154、154、154、154、151、157页。

4、17、18、19 梁漱溟：《中国社会构造》引李凌己编：《梁漱溟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117、117、149页。

11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12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44 页。

14、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503、503页。

15《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9页。

16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8页。

20《< 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22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

23梁漱溟：《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乡村建设论文集》，乡村书店1938年版，第52、53页。

27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