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举办了第四次公共卫生事件和全球治理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国际组织与疫情治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多所高校和研究院的学者以及来自联合国和NGO的代表等十余位嘉宾围绕在疫情环境下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展开讨论。贾烈英教授代表北京语言大学参加了会议。 

研讨会由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主持。他指出，疫情爆发后，世界卫生组织（WHO）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整体而言却不令人满意，美国领导人也做出了对WHO断供、退群的行为。在疫情的冲击下，现在国际组织都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我们应如何看待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特别是公共卫生、疫情治理方面的合理性、合法性、有效性，以及国际组织的制度设计、自主性等，是本次研讨会的重点。赵可金教授同时指出，此次会议的目的是集思广益，收集经验，提出国际组织在未来全球治理方面的中国方案。他同时代表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对各位参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

在主旨发言中，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教授以“疫情防控的中国经验和国际启示”作为发言主题，从中国疫情防控的实践来看对国际卫生新治理有哪些启示。刘远立教授认为，中国在疫情期间主要积累了三方面的经验：第一，这是一个传染性极强、病情极为复杂的新发传染病；第二，在没有有效的药物、靶向药和疫苗之前，传统的传染病控制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保持社交距离，作用明显；第三，传染病无国界，团结就是力量，全球共下一盘棋。刘远立教授同时还从专业的角度提出全球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及时发现；反应迅速；全球协同。他也对如何加强全球卫生的监测预警网络从而及时发现病毒并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如何在下一次全球大流行中反应迅速、如何全球协同尽快研制出疫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联合国粮农组织原副总干事何昌垂先生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几点思考”作为主旨发言的题目，分析了国际组织在疫情之后的变化，并提出几点应对措施。何昌垂先生认为，本次疫情对全世界的影响可谓是“至暗时刻”，不仅源于自然病毒，同样来自于政治操纵，给全世界的外交、经济、贸易等带来了全方位、综合性的负面影响。他提出，疫情之后的国际组织可能出现多边机制的削弱、马太效应等现象。关于如何应对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何昌垂先生认为中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的立场，力所能及地支持国际组织的正常运作，同时要深刻认识到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不是要取代和排挤别人，最终要自身能力过硬，才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在国际组织中主动引领、有所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同时也要加强全球胜任力人才的培训和储备，在各个层次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这样才能更好地把“危”变成“机”。两位主旨发言嘉宾分别就其他参会者的提问做出了精彩的回应。

在“制度设计与全球卫生治理”讨论中，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烈英教授以“联合国与全球疫情治理”为题，梳理了疫情爆发之后联合国大家庭内各个机构的做法，并提出了联合国在当前疫情治理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和中国对未来疫情治理所能发挥的作用。他表示，没有联合国的世界会更加无序和可怕，中国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引领全球治理的各项议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毛瑞鹏副研究员以“驻地协调员与联合国应对新冠疫情”为题，具体地讨论了驻地协调员系统对于联合国应对疫情所发挥的作用和它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协调性是联合国加强疫情治理能力的一个迫切需求，发挥驻地协调员的协调作用是联合国应对此次疫情的一个突出特点，总的来看有利于提升联合国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将推动联合国未来的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蒲俜教授以“疫情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反思”为题进行发言，她认为本次疫情打破了我们之前对于全球治理，包括对于公共卫生领域的很多传统的认知，如果要实现能够发挥作用和效力的全球治理，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推动形成防控流行性疾病的共同理念、推动形成目标一致的国际合作行动、亟待产生能够凝聚多元力量的领导力。她提出，在疫情面前，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从全人类的高度达成共识，在现有的多边机制之下，在世卫组织的主导之下，构建一个有效的合作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室副研究员任琳主任以“疫情后世界的治理赤字与国际组织应对”为题，提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法国时提出的“四大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均因疫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对国际组织的未来发展提出四点建议：不管目前国际环境多么严峻，局面多么艰难，国际社会依然需要国际组织发挥它的专业性、客观性、权威性的作用；即使国际组织非常重要，但是国家，特别是大国依然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行为体；如要想要全球治理进一步发挥作用，做好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国际组织的协调和对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国际组织在疫情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也应该根据变化提出新的治理理念和规则。Diinsider中非健康与发展传播项目总监赵继国先生以“国际组织应对新冠疫情”为题，提出全世界的防备体系仍然存在很多漏洞，需要更加针对性地去完善。他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传播和倡导的作用，助力各个国家应对疫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晋继勇副教授以“G20与全球卫生治理”为题，提出了G20参与全球治理的三个主要路径：在议程设置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多边融资、影响主要相关的多边机制。他同时也提出了G20参与全球治理遇到的优势、挑战和局限性：优势是可以实现共治、跨机制、致力于发展；挑战是议程存在冲突、倡议约束力低；局限性是不易达成共识、可执行性低、协调性尚且不足。

“国际组织建设与卫生治理实践”讨论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汤蓓以“PPPs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的角色与作用—以GAVI为例”为题，对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和GAVI疫苗研发以后的交付问题展开了讨论，她认为GAVI成为了制度性模板的同时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垂直的“盖茨路线”方式，她同时也认为疫情也对企业大规模风险、价格和出口现在、生产能力等问题创造了挑战和难题，技术、资金、交付等问题可能会影响其发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高级官员蒋逸航先生以“新冠疫情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影响”为题讨论了新冠疫情对于环球治理的影响。他提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对环境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对全球环境治理带来很大挑战，新冠疫情使全世界的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给人类上了很深刻的一课。他提出全球环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全球环境公约的制定和执行来进行的，全球环境公约所包括的各个环节的活动因为新冠疫情基本已经停滞。他从自己在联合国的工作经历出发，认为现在很难增强多边合作，应研究新的对策，塑造一个新的环境机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自然生态圈计划原秘书长韩群力先生从“发展风险与共同安全-新冠疫情的若干启示”引发思考，他提出，现在出现了许多新的灾害风险，这些风险大多都是和现在新的发展相关，包括技术的进步、互联互通，发展就伴随着新风险，现在关于新风险还缺乏认知度，我们需要加强对这方面的认识。他也认为国际治理体系确实面临着诸多严峻的考验，建立一个新的关于发展安全的观念，或者是一个更新的共同安全的理念是很重要的，中国首先要独善其身，对自己的人民负责，对自己的国家负责；在此之后要兼济天下，寻找新共识，开辟合作空间。

随后，与会学者与嘉宾就“国际组织哪些方面会强化，哪些方面会弱化”、“现在全球治理或国际组织的短板”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赵可金教授对讨论的内容加以总结：首先，作为一个自然病毒，其危害是可以控制的，最大的问题是“政治病毒”，或者可以概括为病毒引发的次生灾害。病毒灾害的危害更大的是次生灾害，而次生灾害之所以形成，主要还是人为。其次，在疫情的冲击下，客观规律、人为因素等原因使国际组织陷入了一种困境。再次，把人、发展、环境、健康、灾害这些问题看作一个整体，建立一个符合科学逻辑的反应系统，完善治理体系，加强治理能力，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样才能促进全球治理的优化。整个会议持续四个多小时后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