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下午，由中华文化研究院主办的“未来——北京语言大学文化青年学术沙龙”系列活动第五期在综合楼清常厅精彩开讲。
本期沙龙的主题是《英美汉学界的诗话研究》，由丁珂文老师主持、中华文化研究院讲师张道建主讲。张老师由于工作关系，目前远在巴基斯坦，因此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结合的形式进行。
张道建老师作讲座
讲座开始，张老师首先探讨中西文学发展的路径问题。他指出，在中国古代，学科界限不清晰，专门的文学理论体系构建著作并不多见。因此，英美汉学界的文论研究必然会站在跨文化的立场上以西方人的学术模式和思维模式进行研究。他引用黄卓越教授的观点，将英语国家汉学界对中国文论的研究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传记式批评（批评史研究）、理论的诠释和理论的建构，对诗话的研究兼具前两者的特征。
围绕“西方汉学家为何关注‘诗话’”这一问题，张老师指出，首先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是一种独特的形式。自欧阳修《六一诗话》之后，“诗话”实际上成为最重要的诗歌批评载体之一。其次，诗话通常较容易从某作家的文集中单独辑出，相对独立而具有系统性，不至于被笔记式的随感淹没，所以比较易于把握。
本次讲座的重点是林理彰、宇文所安等汉学家对于《沧浪诗话》的研究。
张老师认为英美国家汉学界对《沧浪诗话》研究的首要问题是《沧浪诗话》的主旨和“以禅喻诗”说。林理彰将“以禅喻诗”论放在宋代新儒学发展的背景中，并以“正”与“悟”为基本框架对《沧浪诗话》的“以禅喻诗”说进行了考察。林理彰认为，严羽将写诗当做一种自我教育的手段，它为个体和世界之间提供了联系。所谓“以禅喻诗”也只是一种借鉴式的类比而已，其要点仍在于坚持儒家之“正”。而在宇文所安看来，《沧浪诗话》是反儒家的诗学，因此他才会用儒家之外的术语挑战业已存在的儒家诗学权威。关于“禅”和“悟”与诗歌创作的问题，宇文所安和林理彰一样，都认为“以禅喻诗”是严羽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沧浪诗话》研究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书与理、（材）才与学的习诗之道”。林理彰认为，严羽的立足点在于反对以“理”为中心的文学思想。严羽虽然强调读书的作用：“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但他仍然坚持优秀之诗并非是一种靠诗人获得学问多少来加以简单测量的可量之物。宇文所安则认为，严羽把“材”与学识分开，将其转换成了主要是质量上的“材”，成为诗歌的真正材料。他还精心选择了“趣”的概念，提醒我们最优秀的诗歌提供的不是理解而是参与。
评议环节中，丁珂文老师对张老师的研究路径作了总结，并向大家推荐了黄卓越老师主编的《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英美卷），供有兴趣的同学研究参考。
丁珂文老师主持
谭惟老师认为《沧浪诗话》产生于南宋理学、禅学并盛时期，严羽“以禅喻诗”，是为了矫正“掉书袋”、“论理诗”的诗风。谭老师谈到禅宗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并指出禅宗 “不假思量”、“当下即是”、“直指人心”等特质与诗歌的某种特点契合。另外，谭老师认为不仅仅禅宗认为“言语道断”，中国哲学从先秦便已有“言意之辨”的问题，到魏晋玄学更有王弼的“得意忘言”的观点，严羽的《沧浪诗话》实际上延续了这些传统命题，故西方汉学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这个更广大的思想背景。西方学者的一些研究在阐释中国经典过程中，不免通过提取一些概念试图构建中国文论体系，这样的阐释容易失真，有些隔靴搔痒；但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个他者的参照系，让经典阐释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对话领域。
谭惟老师评议
陈皛老师指出，美国学界对《沧浪诗话》的研究可以追溯至第一波汉诗推进运动中张彭春对《沧浪诗话》的翻译。林理彰对《沧浪诗话》的兴趣是从研究论文开始，进而翻译了《沧浪诗话》，从林理彰到宇文所安，对《沧浪诗话》的研究是不断发展的，宇文所安对林理彰的观点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展现了西方汉学视域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动态面貌。随后，陈老师推荐了日本汉学家浅见洋二的《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供大家参考。
陈皛老师评议
陈民镇老师也进行了补充，他从张道建老师所指出的西方文学以《荷马史诗》为源头、中国文学以《诗经》为源头的说法出发，指出《荷马史诗》与《诗经》的差异，也奠定了中西文学差异的基础。一些西方汉学家根据《荷马史诗》的口头传统去理解《诗经》，认为先秦不存在《诗经》的写本，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诗经•周颂》中的若干篇章相当于西方的“史诗（epic）”，这些说法均存在一定的偏差。
陈民镇老师补充
李晗老师专注于译本的研究，向张老师提出关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英译问题。张老师以《沧浪诗话》中的“正”“悟”两个术语为例，指出对于古文论术语的翻译，需要提前理解它在原文文化语境下的含义，并在具体的操作中结合中国哲学宗教背景，以类似注释的方式来解决阐释中西方概念上的不对等问题。本次活动在师生交流和评议中圆满结束。
李晗老师提问
中华文化研究院文化青年学术沙龙每两周举办一次，旨在充分发挥学术交流的积极作用，营造良好的学术科研环境，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