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由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一个交流项目，十名中国学生赴英学习，而我和另外八名英国学生到北京学习了一年。赴英的中国学生都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学习英语以便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却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从1966年开始，中国就被受到“炮打司令部”鼓舞的红卫兵闹得天翻地覆。大学教授、外科医生、艺术家、画家、小说家、电影导演等纷纷受到批判，被说成是追求资产阶级东西的人，他们的思想被说成是与封建的或腐朽的西方思想一脉相承。
到了1975年，大街上已经没有什么暴力冲突。我们发现由工人、农民和党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在管理北京大学。这个革命委员会认为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东西，以免变成脱离群众的专家。当时学校的生活很清苦。寒冬腊月的时候，洗过之后晾在绳子上的衣物会冻得硬邦邦。洗澡只有一个淋浴头，还得和二十个朝鲜的女学生合用。
我们和同班的中国学生一样，有半年时间在工厂里，跟制造火车头的工人们在一起；或者在农田里，向农民学习如何捆白菜；在泥水里，学习如何插秧。我们艰苦奋斗，挑灯夜战，挖出了一些很浅的，据说是可以防止核攻击的防空洞。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里度过的。每个星期六上午，有两个小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必修课。此外体育课也是必修的，包括练太极剑、推铅球和扔手榴弹。我学的是中国历史，可是邓小平第二次受到批判之后，历史书随即作了改写，他的名字被抹去了。从树上的喇叭里不时传来政治宣传，不停地播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教。这种宣传只有在播放又一位老革命家逝世的消息时才会暂时中断。
我刚回国不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就去世了。过了几个星期，“文化大革命”不仅宣告结束，而且被定性为‘一场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复出后的邓小平宣称致富光荣，我曾在农村和工厂参加过的那些活动都成了被否定的错误行为。
吴芳思（Frances Wood）1975年9月至1976年2月在北语学习，1976年2月至1976年8月在北京大学学习。曾在剑桥、伦敦等学习中文，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她曾长期担任英国图书馆中文组组长，是英国著名的汉学专家。她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该书后来被改编成英国广播公司四频道的文献片。她的近期新作《狗与华人不得入内：中国通商口岸的生活，1843—1943》受到许多报刊杂志的赞扬，被称为“一流……杰作、非常有趣”（《泰晤士报》），“绝妙佳作”（《晚旗帜报》），“一流文章”（《星期日泰晤士报》），“文笔生动、可读性强，非常幽默”（《每日邮报》）。她近年已经退休，现在生活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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