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地图，可谓无人不晓，无人不用，如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城市交通、旅游地图、矿产地图、水利地图，甚至现在网上出现的三维立体卫星地图等等，真可谓五花八门。然而，如果告诉您还有一种用于表示汉语方言分布的特殊地图，那恐怕就鲜为人知了。它是把祖国各种方言按地理分布情况以不同的符号形式一一标记在地图上，让人一看便知汉语的某个词语，在不同的地方被用什么样的说法来表述。如“太阳”这个词，在中国按不同的方言就有“太阳”、“日头”、“热头”、“老爷儿”、“爷爷儿”、“阳婆”、“天地儿”等说法，而且发音上也不同。而编绘这样一部方言地图，却十分不易，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参与调研的语言学工作者需要付出非常艰辛的劳动方可完成。
今年4月，教育部公布了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的项目名单，其中就有这样一个关于记录汉语方言分布的语言学类研究成果——《汉语方言地图集》。“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1995年设立以来，已经评选六届，一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奖项，代表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最高水平。本届评奖是经专家评审、面向社会公示和奖励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共产生830项获奖成果。在45项一等奖中仅有2项语言学类成果，《汉语方言地图集》就获得了这难得的一等奖，而担任这部方言地图集的主编就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曹志耘教授。
初夏时节的北京语言大学已是树木苍翠，牡丹盛开。沿着林荫道一路前行，记者来到一座掩映在绿树中的砖红色老楼内。在这里，我们如约见到了曹志耘教授并在他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采访。午后的阳光透过宽大明亮的玻璃窗，洒满他整洁的办公室。戴着细边眼镜、身穿熨烫平整的淡蓝色衬衫、西裤、黑色皮鞋，眼前的曹志耘教授透出一种温文尔雅的学者气质。采访中，曹志耘教授娓娓向我们讲起了他在乡野从事方言调查研究的经历，以及他对方言日渐消失的担忧，他平实中肯的言语让我们不禁感到在他内敛淡定的性格中还有一种心忧天下的责任感。
他从乡野中走来
1961年出生的曹志耘，生长在浙江金华的一个农民家庭，祖辈世代务农，没有文化。小时候，曹志耘不得不经常跟随父母到农田里干些农活，但他却从小聪慧勤奋，善于思考，到了中学阶段他已经在同学中出类拔萃了。由于平日喜欢阅读和写作，在当年填报志愿时毫不犹豫便写上了山东大学中文专业，并且一举中的。
1978年，曹志耘从浙江乘着北上的火车，怀揣着人生的梦想踏进了大学的校门，从此他为自己人生找到了奋斗的方向。曹志耘的大学时代是在书海中度过的，并且经常与我国著名方言学家钱曾怡教授接触。受钱老师的影响，大学毕业时，曹志耘决定继续学习语言学，学习刻苦的他顺利地考取了钱老师的研究生。1985年硕士毕业后，他放弃面前众多择业选择，毅然留在山东大学当起教师，以便继续从事语言学研究。“80年代国家负责分配工作，毕业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都走上了从政道路，也都有不错发展。当时家里并不富裕，父母希望我也能有个稳妥的工作，可我还是选择了搞学问这条路。1996年以后我就调到北语工作了，就一直在北京语言大学做研究工作。”曹志耘云淡风轻地叙述着自己的三段式人生经历。
当问到他为何选择了一个即使现在看来也算冷门的学科时，曹志耘的回答更是在记者意料之外。“那个年代的学术氛围很好，选择专业时很少考虑它是热门还是冷门，我是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慢慢感受到了做学问的乐趣，顺其自然就做起了方言学的研究。”
曹志耘口中提到的乐趣，是在田野乡村中收获的。
通常情况下，研究方言的学者必须深入到较为偏僻的乡村，甚至山沟沟里进行调研，因为只有在那些地方才可能保持最原始、最地道的方言传统。有的地方甚至到了与世隔绝的地步，当地的人们一年中大半时间不与外界交往，守在自己的天地里，这才使得古老的方言得以流传下来。
为进一步研究汉语方言的地域性，自2001年起，曹志耘与他的团队成员们，分组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调研工作有时短到几天，长时则要长达几个月。这种专业要求高、工作条件有时异常艰苦的田野调查方式，如果没有对这门学科有浓厚的兴趣和超凡的毅力，常人未必能够坚持。但曹志耘却把田野中的日子及几十年的方言研究视为珍贵的“自主认识”的过程。如今回忆起来，感觉这其中是有苦有乐，曹志耘饶有兴趣地跟我们聊起了他带的工作组在外调研的一次工作经历：
那还是2005年秋天的时候，我们去一个叫大渭溪的地方调查乡话。大渭溪是湖南溆浦的一个小山村。所谓乡话，当地人戏称为“蛤蟆腔”，是一种非常难懂的方言，在溆浦县只分布在北部边境的几个小村庄，大约只有1000个人会讲乡话。
大渭溪离县城40公里。早上8点多钟，我们从县城坐汽车出发。由于连日来每天从早到晚都憋在宾馆里记录溆浦话，大家都已身心疲惫。现在看到车窗外开阔的田野，收割后留下的稻茬纵横交错，一望无际，老农在种菜，黄牛在漫步吃草，一派恬静的田园风光，使人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
经过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我们的车才到达目的地。我们的联系人是大渭溪学校的校长。因为有县教育局的领导打过招呼，校长很热情，中午请我们吃了当地的土鸡土鸭。饭后，校长帮我们找来一些能讲乡话的人，我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调查提纲逐字逐词询问和记录。由于乡话非常特别，发音缺少规律性，调查的进度十分缓慢。
到了晚上，我们被安排住在当地唯一的一家旅馆——5块钱一晚的“山乡旅店”。房间在三楼，木地板一踩上去吱嘎作响，能使整个房间晃动起来。房间里除了两张木板床，什么也没有。灯泡大概只有15瓦，几乎什么都看不清，我就赶紧出去买了一只100瓦的换上，亮倒是很亮，但也因此看到了床上大小不一各种各样的虫子，心想今晚只能与它们为伍了……
听着曹志耘讲述那些从事方言调查工作中的历历往事，记者深感他们当年工作的艰辛和敬业精神。如果不是有他们这样一批执着可爱的学者，如此忘我地投入工作，那是不可能完成《汉语方言地图集》这样的巨著的。
乡野让他爱，也让他忧
始于大学时期的方言学研究，让曹志耘有大量的时间游历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山边寨。大山深处那些充满原生态意味的风景和民俗，犹如一幅幅让人心醉的图画深深地触动了曹志耘的内心。然而，当看到这些“最美好”的地域民族文化悄悄地远去时，作为一位有使命感、责任感的学者，曹志耘逐渐流露出对这种现状的深深忧虑，正如他在自己撰写的那本《走过田野——一位方言学者的田野调查笔记》一书中提到的：“只要爱上她，就会忧着她。”
“方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曾经闭塞的乡村开始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方言走向消亡的速度非常快，并且会越来越快。”谈到方言的现状，曹志耘不自觉皱紧眉头，也提高了音量。
曹志耘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满族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民族，曾入主中原近三百年，但现在能说满语的人寥寥无几，几近消亡。故宫内现存的大量满文文献乏人翻阅。这使满族民族文化本身也受到很大伤害。
“方言文化的保护十分紧迫，因为它是不可复制和再生的。”曹志耘向记者解释说，“以物建筑为例，古代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建筑风格迥异，但这几十年，传统民居被拆除翻新，人们到了不同的城市，看到的却是千篇一律的楼房，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性。建筑是物质文化，有技术有图纸，我们还有机会重建、恢复，但方言是非物质性的，它的消失意味着某个文化部分的永久逝去。”
如南开大学人文学者裴钰所言，语言不是工具，不是“用”的，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需要我们拿出真诚的心去“爱”。“抢救和保护方言这种快要消亡的文化，是我作为行业内学者的自觉。”正是方言这种不可复制、不可重生的特性，让曹志耘立下编制《汉语方言地图集》的决心。
从2001年起开始的这项《汉语方言地图集》的调查研究工作历时7年多。曹志耘回忆说，考虑到传统方言现象的保存程度，所有调查地点普遍选在偏僻、较封闭的山村。当年每个调查点的经费只有500元，研究者们除了支付日常吃住及交通开销，还要拿出一部分钱给被访者作为报酬，日子过得相当拮据。
曹志耘坚持白天考察采访，晚上整理资料、做笔记，数年如一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奉献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支撑着曹志耘和同道学者们完成了这长达7年的调查研究。期间，他们经过科学筛选，实地考察了全国930个村镇，选择60至70岁左右，土生土长，不曾外出，方言地道的老人作为采访对象，利用统一的单字、词汇及例句进行系统化记录，获得第一手具有可比性的方言资料100多万条。经过分析研究，编辑整理成为语音、词汇、语法3卷地图集。其中包括510幅方言特征分布地图，全面、科学地描绘并展示了汉语方言中重要语言现象的共时差异和地理分布状况。
“西方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绘制方言地图，甚至有专门的学科分支——地理语言学。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更是早就有方言地图集。相比之下，我国虽然地广人多，方言丰富，但此前在学科上是空白的。”曹志耘解释说。“通过编制地图集，我们很容易分析出江河山脉对语言文化的影响，例如以长江为界的方言分布现象和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方言分布现象，这是我国语言地理中非常有特色的类型。”
可以说，这部历时数年完成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是世界上第一部在统一的实地调查基础上编制的、全面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基本面貌的原创性语言特征地图集，填补了我国在方言学科上的空白，也是凝聚着曹志耘从事汉语方言学研究以来全部心血的呕心之作。
曹志耘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外，还有着一颗火热的心。
2010年，曹志耘在《关于建设汉语方言博物馆的设想》一文中又提出建立汉语方言博物馆这个崭新的课题。他设想的汉语方言博物馆包括三大板块：方言和方言文化展示、方言语料保存和收集、方言研究。他希望通过这样一座博物馆，让人们既能读到用方言创作的文艺作品、体验方言民俗活动，也能通过图片了解到用方言命名的具有地方特色、濒临灭绝或已经消失的事物。
为了鼓励年轻大学生和研究生积极开展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田野调查研究，曹志耘利用《汉语方言地图集》的获奖奖金设立了一个“輶轩使者田野调查基金”。“‘輶轩’是古代的一种车子，‘輶轩使者’是上古时代专门负责采集方言民俗的人员。”曹志耘解释道，“方言文化调查是一项艰苦的、冷门的工作，但也是一项具有永恒意义的工作。我希望看到更多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投身到这项事业中来。”
“如果有一天，方言地区能实现方言和普通话双语的语言生态那就最好不过了。”这也许就是曹志耘在田野中筑起的一个梦想。
除去学者身份，曹志耘从2011年起还担任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的职务。每周他都要用大量时间管理学校的行政和教学科研工作。当问到从事行政工作是否会影响学术研究时，曹志耘说：“我现在周一至周五做行政，周末做研究。我的心愿是能在任期结束后，重返学术本行。”
话虽不多，但这朴实的话语出自内心，让记者感到他的名字“曹志耘”似乎早已包涵了一种特别的意义：志在耕耘。
（注：转载自《中华英才》杂志2013年5月1日发文，作者王玉君系北京语言大学84级校友，现为中华英才半月刊社采编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