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艾恺，1942年出生，知名汉学家，梁漱溟研究专家。北京语言大学梧桐汉学学者讲席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从1972年起多次担任访美代表团翻译。作品包括《最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等。

汉学家艾恺一直以来被学界视为“梁漱溟研究第一人”。他的代表作《最后的儒家》早已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经典作，而上世纪80年代艾恺与梁漱溟先生的系列长谈，更是成为无数人最初认识和深度了解梁漱溟的重要渠道。

今年84岁的艾恺出版了新作《不绝文脉：芝大中华文明课》，在携新书访问中国之际，艾恺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从家族记忆、文明延续以及与梁漱溟的个人交往出发，给出了一位历史学者审慎而不失希望的回答。

　　《不绝文脉》

　　作者：[美]　艾恺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6月

　　中文是理想的国际语言

新京报：你在此前的采访中曾提及自己家族的移民经历。你还提到家族的某位祖先曾作为访华使者，与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渊源。请你讲讲这一段故事。几百年前，你的祖先曾来到中国介绍西方文化，而你几十年来一直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这是一种命运安排下的传承吗？

艾恺：这个对照确实很动人。几百年前，布利奥（Bu⁃glio）家族的一位成员来到中国，介绍他所熟悉的宗教和文化；几百年后，我却把大半生用来学习并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明。不过，我想先分清两件事：一种家族渊源，可以使人生多一层意味；一种家族传统，却未必真的决定了人生的方向。我是在已经走上中国研究这条路之后，才知道家族与中国还有这样一层联系。因此，无论回头看时觉得多么巧妙，我也不能把它说成自己研究中国的起因。

我所说的是耶稣会士利类思（Lodovico Buglio）。我的外祖父也姓布利奥(Buglio）。利类思出自西西里的布利奥家族，而我外祖父这一支后来定居在卡拉布里亚。这个家族联系极其遥远；我并不是他的直系后裔。他在中国留下了大量中文著述和译作，是早期中欧交流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但这层渊源，不能简单地讲成我是某位“康熙时代访华使者”的直系后代。

我自己走向中国的道路，起点很平常。大学时，我原本考虑研究意大利史。一位历史教授劝我，不妨看看非西方世界，因为当时美国人对它了解得还很有限。于是，一个暑假里，我接连读了几十本书，越读越被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吸引。到大学四年级，我已经决定将来读研究生要研究中国史，尽管那时几乎还没有相应的准备。后来便花了许多年，努力把这个次序颠倒所欠下的功课补回来。

所以，那不是我发现自己背负着一项祖传使命，而是一次真正改变了人生方向的思想相遇。当然，家庭的影响并非不存在。母亲一直鼓励我们读书，重视教育、音乐和艺术；外祖父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却极其聪明，富有学问，对我的影响很深。若要说我继承了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对知识的尊重、对世界的好奇，以及不肯让眼前的生活成为全部天地的那种心气。比起几百年前的传教士，这些我亲自认识、朝夕相处的人，对我产生的影响要实在得多。

新京报：《不绝文脉》这本书脱胎于你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四十年讲授的“中华文明的演进”课程。在这本书中，你特别强调中华文明的延续性特点。为什么说，汉字在中华文明的延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字与其他语言的文字相比，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艾恺：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统一，也经历过分裂。秦以后有汉，汉以后中国又经历了分裂。有时候是外部力量进入，有时候则是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矛盾。但无论是什么原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往往又会重新统一，并在原有的基本原则上重建秩序。在我看来，汉字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没有汉字，中国文明的延续可能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情况。

汉字与其他用文字记录语音的语言（表音文字）不同。汉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即使读音发生变化，汉字所表达的意思仍然可以被理解。例如，中国以外的一些地方，包括日本、韩国和越南，也有学者能够阅读和书写古代汉语，这就与汉字的特点有关：人们不需用相同的方式读出文字，也可能理解它所表达的意思。

因此，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国，没有汉字，也没有中国文化，没有汉字就没有一切，因为汉字能超越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一个具体的例子是，至今中国学生仍然在读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孟子》，还想模仿这些几千年前圣人先贤。这是不可思议的，除了中国，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甚至，我认为中文是很理想的国际语言，尽管事实上英文已经成了世界通用的语言。

　　图为2026年9月30日，艾恺在新书分享会现场。杨小虎/摄

　　希望与责任，在梁漱溟那里是相连的

新京报：你在1980年第一次在北京见到梁漱溟之前，已经对他形成了基本判断。你后来说，你对梁漱溟的这些判断在与他交往之后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那么，梁漱溟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艾恺：梁漱溟对我是这样的：第一，他好像真正接受了我这个学生；第二，他好像挺喜欢我；第三个，他把我当作西方世界的代表。刚开始访问他的时候，他经常会谈佛教、道教、儒家等思想传统的基本教义。我当时有些着急，因为我更希望听他讲自己的经历和个人看法，而不是只讲这些传统思想的基本内容。

我认为他多少有些谦虚，他不认为他本人的看法有多重要。相反，更重要的是让西方世界了解佛教、道教、儒家等东方世界的传统思想。而我作为西方世界的代表，他就想要训练我，再让我把这些知识带给西方人。当然后来，他也慢慢接受了我的想法，开始谈自己的经历和看法。

新京报：梁漱溟曾对“这个世界会好吗”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从研究者的角度，你认为梁先生的乐观更多地来自何处？他的智识、人生经历，还是内心深处的信念？

艾恺：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既是一个研究问题，也是一段非常具体的谈话记忆。我与梁先生讨论人类前途时，他并没有说世界上从此不会再有惨事。恰恰相反，他明确承认，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会发生，发展中也会有重大的破坏。但他紧接着强调，我们仍然应该努力避免这些破坏，至少使它们减少、缩小。随后，他又说自己好像是一个“乐天派”。

所以，不能把他的乐观理解为对苦难缺乏认识。一个经历过他那样漫长而曲折的人生的人，不大可能是因为没有见过世面，才觉得世界还有希望。他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见过许多足以使人悲观的事情，却没有因此放弃对人类的信心。

如果一定要在智识、经历和信念之间作一个选择，我会说，最深的根基是他对生命和人的道德能力的信念；但这种信念又与他的思想和经历交织在一起，不能截然分开。他相信，人不仅会竞争、争夺，也能够体谅别人、照顾弱小、扩大彼此理解的范围。在我们的谈话中，他谈到人类有可能逐渐减少隔阂和仇视，把共同生活的范围扩展开来。这是他看待人类前途的重要依据。

不过，作为研究者，我也必须指出，他的乐观确实包含一种相当强的历史方向感。他不只是认为人应该努力向善，也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体上会朝着更好的方向走。他甚至说“发展总是好的”。当时我就追问他：这样一来，您岂不是与许多保守主义者的看法恰好相反？这也是理解梁漱溟复杂性的一个好例子。我们如果只给他贴上“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标签，就很容易漏掉他对未来的这种信心。

我尊重这种信心，但不认为历史研究能够替它提供一张保证书。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为什么作出某种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带来了什么后果；它不能保证人类下一次一定比上一次更明智。研究历史多年以后，我尤其不敢轻易替未来签发合格证。

新京报：梁漱溟一直在追问现代化最终将走向何处。你在《持续焦虑》中认为，在世界范围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中，现代化带来的进步与它造成的损失之间，存在一种难以消解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这能否看作是你对梁漱溟的回应？如果人对现代化的焦虑是注定无法消解的，那么我们是否仍然能和梁漱溟一样，对人类的未来保持乐观呢？

艾恺：可以说，《持续焦虑》与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有很深的联系，但我不愿把它简单归结为对梁先生的一次回答。研究他，使我更深入地面对一个问题：当一个社会取得现代化的成就时，人们究竟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而把眼光放到不同国家和文化中去，就会发现，这绝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不只是所谓落后社会追赶先进社会时才会出现的问题。

现代化所带来的许多进步是真实的。医疗改善、教育普及、物质生活的提高，都不应被轻描淡写地抹去。我们不能坐在享有现代医疗与便利生活的书房里，把前现代生活想象成人人安居乐业的田园诗。但与此同时，社会关系的瓦解、生活节奏的压力、地方文化的消失，以及人对自身价值的困惑，也不能被一句“这是进步的代价”就打发掉。

“持续焦虑”不等于“永远绝望”。这里的焦虑，不能完全理解为个人心理上的不安；它也涉及现代社会不断产生的价值冲突。我们希望提高效率，却又不愿生活完全受效率支配；我们珍惜自主，也需要与他人的联系。这些诉求都可能有正当性，却未必能够同时得到充分满足。承认这种张力长期存在，并不意味着任何改善都没有意义。

相反，它要求我们更具体地承担责任。不能永久消除所有损失，不等于不能减少某一种损失；不能替全人类设计一个毫无矛盾的未来，也不等于不能让眼前的人生活得更有尊严。一个问题没有最终答案，并不妨碍我们找到比现状更好的办法。

在这一点上，我与梁先生是可以相通的。他虽然相信历史的长远发展，却没有因此认为人可以袖手旁观。他说，即使破坏难以完全避免，也应当努力使它减少、缩小。我觉得，这一点比单独摘出“世界会好”几个字更值得重视。希望与责任，在他那里是相连的。

因此，如果你问我，我们是否仍然可以对人类未来保持乐观，我会说，可以，但我愿意对这种乐观加上一点历史学者的谨慎。我没有把握断言世界必然越来越好，却仍然相信，人能够学习、反省、合作，也能够纠正自己造成的某些伤害。

梁先生对未来的信念，也许比我更笃定。我愿意继承的，是他在看清困难之后仍不放弃努力的态度。我们不必等到能够证明人类必然拥有光明的未来，才开始做一些使未来更值得期待的事情。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