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4日,是北京语言大学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学校举行了特聘教授的聘任仪式,韩经太教授成为学校首批特聘教授,这是学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从普通教师到特聘教授,从人文学院院长到副校长再到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主任,无论站在哪个舞台,无论担任哪种角色,韩教授始终坚持学者的使命感,辛勤耕耘,不断求索,保持着学术“思想者”的本色。
穿越“相似经历”的个体经验
作为“50后”初年的一代人,韩经太教授有着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相似经历”:文革辍学,插队落户,抽调务工,恢复高考后赶赴考场。1968年底,年仅17岁的韩经太被“分配”到甘肃酒泉插队,四年后,又被抽调到甘肃省粮食机械厂做车工。在插队、在务工之余,韩经太始终在读书,站在书店的书架下读书,趴在油灯下的被窝里读书……读杂书,找到什么读什么,当然,是以文学作品和文史著作为主。
对于韩经太那一代人来说,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给他们带来了实现自己梦想的重大机遇。但是,消息传来时,韩经太只有不到三个月的准备时间,他必须自学高中数学,其他科目只能依靠平日积累了。由于信息不通畅和填报志愿的失误,韩经太与北京上海的名牌大学失之交臂,考入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但是他终于走进了大学校园,可以全心全意地读书,可以聆听那些也是刚刚回到讲台上的大学教授们的谆谆教导。
“对于我们这些77级的学生来说,除了难以遏制的求知欲望以外,弥漫在整个校园里的,还有那种对于学术和人生进行热情思考和激烈讨论的渴望。那时的大学生,生活经历往往比较复杂,大家久经压抑之后,心中有太多的想法希望与别人共享。”韩经太教授说,“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往往来得很激烈的论辩,多少带有年轻人的血气方刚和改革开放所激起的思想热情,但同时也无可掩饰地表现出思维的粗糙!”。不仅如此,韩经太教授还特意指出,由于十年停顿已然中断了固有的学脉传承,当时的授课教师队伍并不整齐。好在高等学府的学术氛围有时候是弥漫在不经意的细节里的,譬如,第一次提醒韩教授不能只看文学作品而需要关注文学史著作的,只是中文系资料室的一位姓高的资料员老师。“她的神情,我铭记终身!”
大学毕业后,韩教授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的吉林大学,不仅在理工科领域有着诸多“学部委员”,在文史哲领域也不乏全国顶级专家学者,如于省吾、高清海、关梦觉、张松如等。“在吉大学习后,我被学校那种文史哲各学科既相互打通,又凸显各自特色的氛围所深深感染。在那种各个学科争奇斗艳而又融会贯通的氛围中,中国语言文学虽然只是一个小学科,却充分浸染在不同学科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彼此影响之中,正是这种相互间的碰撞和交织,使中文学科的青年学子具备了开阔的视野,毕业后都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对于一个学生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而言,老师的影响最为关键。”忆起学生时代的生活,韩教授抒发了自己对老师们深深的敬意:“研究生时期自己的导师喻朝刚先生把我们这些弟子当朋友看,最令人感动的事情,是请学生对自己的论文提意见。当时,我初出茅庐,竟然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想来真是太冒昧了,因为我那意见其实很浮泛。”张松如(公木)先生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在论文答辩会上明确表示自己被答辩者说服。唐圭璋先生以词学大师身份,细心呵护青年学子的治学勇气,当访学求教之际,一面介绍案头最新的资料,一面特意关照:任何一个选题,大师做得,后学也做得。数十年过去,韩教授在述说这些求学细节时,仍然充满感动的神情。
严密的逻辑思辨,独到的美学审视
1984年,韩经太教授来到北语,成为一名普通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对学术研究没有丝毫懈怠,并逐渐形成一种坚持独立思考的学术“思想者”风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陆续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学界公认的权威核心刊物《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和《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30余篇关于中国古典诗学的论文;与此同时,出版了被学界公认为新时期引领文化诗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的《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国内宋诗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的《宋代诗歌史论》,以及入选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的《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等十余部专著。他在国家顶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连续发表的8篇“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专题论文,成为韩教授治学的标志性成果。为此,他获得了“全国优秀教师”光荣称号、首批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国家级人选)等一系列骄人的荣誉,并担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等重要学术职务。
韩经太教授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学术追求,并以其独到的学术造诣形成特有的学术风格。社科院文学所《文学遗产》前主编曾概括韩教授的学术风格为“严密的逻辑思辨,独到的美学审视”。这分明是在说逻辑理性和艺术审美、诗学理论和诗歌艺术的密切结合。在《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一书的导论中,他这样写到:“不言而喻,诗与哲学的交壤层面,正是一个民族达到人生旨趣与思维模式的交汇处,而人生旨趣与思维模式的统一,正从总体上制约着诗歌的主题构成方式与艺术想象方式。不仅如此,只有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才有可能深入把握有关诗学范畴的文化意蕴,而不至于长久徘徊在词义例释的圈子里不能自拔。”当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此书时,责任编辑就感叹“直到读第三遍,我才觉得您所说道理的深刻。”
严密的逻辑思辨可以说是韩教授学术研究的特色和亮点,同时也是他的一种学术追求。这当然也让学界的一些师友认为他的文章“艰涩”。对此,韩教授的回答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可以说是对真理的追寻。真理如同钻石一样,要想放射出丰富多彩的光芒,必须拥有不同的界面。对于真理的不同界面,我们需要不同的方式去分析和描述。比如说追寻美感的妙谛,我们就要用赏心悦目的语言去解读,即所谓美文谈美。而对于纯粹思辨的理性界面,就要用逻辑理性的语言去推理和论证。美文虽好,但它绝不适合对于理性思辨的研究。逻辑的语言比起美感的语言自然要艰涩,但它却是表述理性思维的有效方式,这也是我的文章至今不改‘艰涩’之风的主要原因。”但是,文学研究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美感喻示,韩教授缘此而长期呼吁重视文学作为艺术的艺术研究,并因此而在近期的论文题目中特意标明“文学艺术”的“艺术讲求”,足见他的学术风格原是“叩其两端”的。实际上,韩教授在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时,一直在强调“只有想透彻,才能写清楚”的道理。在这里,或许能读懂这位学术“思想者”的内心秘密!
实践“本色”与“特色”兼容的学术理想
2008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落户北语。这个研究基地的宗旨是利用北京语言大学长期从事留学生汉语和中华文化教育的丰富经验,发挥在跨文化教育与研究中的独特优势,立足首都的特殊需求,研究中华文化的现代阐释和国际传播,服务于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文化繁荣与发展需求。韩经太教授受命担任了这个研究基地主任和首席专家,他团结和组织了一大批中外知名学者,以基地为平台整合校内外相关学术资源,组建了“首善之区文化发展与传播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外国媒体报道分析中心”以及“留学生博雅教育研究所”,出色地完成了一批规划与公建项目,以优异的成绩获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基地”。
如今,“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成为举国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韩教授和他的团队努力将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打造成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最富特色的重点研究基地。“我们希望能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前沿窗口,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高端平台,为北京市留学生博雅教育提供校园文化体验基地和教育范式,为中外联合培养高层次中国语言文化人才提供成功经验。”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坚持“本色”与“特色”兼容的发展理路,一方面强调学者个体学术专长与团队课题之间的兼容,另一方面强调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兼容。“我们的研究成果既要树立学术精品意识,有独到见解,又要富于现实诉求,为北京市作为世界大都市的文化建设建言献策,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基地团队完成的规划项目《老舍与京味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共建项目《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与现实》(人民出版社即出)均以优秀等级结项。
谈到基地以及个人的下一步学术规划,韩教授举其要为“两本书”。“就我个人而言,经过多年的学术积淀,我希望在‘中国诗性艺术哲学’这一总主题之下,将相关焦点问题的深入探究继续下去,坚持已经比较成熟的‘艺术与思想’及‘美论与美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关于中国诗性美学的新体系。”目前,他已确立了十大焦点问题为专题。譬如,关于中国造型艺术的传统艺术精神,他想用“马乘飞燕”来替代目前流行的“马踏飞燕”,一字之差,所含蕴的艺术精神自然不同,当然,其间造型原理的解析必须非常精微化。同时,他也描绘了关于另一本书的构想:编辑出版《中国美诗新选新译1000首》,其核心理念是“精选”、“妙解”、“美译”。学校领导对此十分重视,“我个人也认为这应成为北语人服务中华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重大选题,也必然会成为北语人学术胸襟和学术眼光的生动显现。”韩教授如是说。选诗见眼力,翻译见功力,北语中外语言文学两大一级学科的综合实力,将在这一课题的实践中获得新的提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的“中国梦”,建设世界一流的语言大学是每一个北语人的“北语梦”。韩经太教授怀着须有“中国创造”的高远心志,践行着要做不愧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学术研究理想,激流勇进,再攀学术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