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老人，她身患多种大病，却在家中一边做着透析一边收看十九大开幕式，热切地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她就是我校80岁高龄的刘广徽老师。刘老师是一位教龄52年的老教师，在北语任教38年，同时也是一位有着31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她患有多种严重的慢性病和两种癌症，住过十多次医院，做过多次大手术，近5年内3次病危……一次次与病魔作斗争，老人心中有着怎样的坚定信念，又经历了哪些不同寻常的人生故事？
采访当天，记者如约来到刘老师家。她刚刚完成当天的第一次透析，但精神面貌完全不是想象中的大病患者，尽管面色有些灰暗，但声音响亮、笑容爽朗、衣着整洁，透着老教师的风采。“当老师当惯了，总得好好收拾一下自己。”刘老师笑着说。
融于血液的坚定信念
刘老师家中客厅的钢琴上方悬挂着一封颜色泛黄的书信复印件，这是周恩来总理于1920年以郭隆真、张砚庄、于兰渚和他本人的名义写给刘崇佑的一封亲笔信。而刘崇佑就是刘广徽的祖父。再往上追溯，她的高祖父刘齐衔为清朝名臣林则徐的女婿，是福州市的名门望族。刘崇佑为光绪年间的举人，后留学日本攻读法律，成为有名的大律师。他思想开明，同情革命，曾为天津“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被羁押的学生首领周恩来等四人辩护，并在周恩来等人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多次寄去银元资助，由此和总理结下深厚的情缘。他们一家也在后来不同时期受到总理的关怀照顾。用刘老师自己的话说，周恩来总理对他们家“恩泽三代，情深似海”。
采访中刘老师讲了“祖母的糯米粥”的故事：“1957年11月的一天，那时我祖父已经去世了，周总理突然来到上海的祖母家看望她。得知祖母生病只能吃糯米粥，而当地很难买到糯米，当即就说：‘不要紧，我当送你。’以后就开始时常给祖母家送糯米。一直到1959年6月那一次，送来的是外宾送给总理的缅甸好糯米，可惜，这一大袋糯米还没吃完，祖母就病逝了……我们全家能不感念周总理吗，能不对共产党感情深吗？”说到这里，刘老师哽咽了。
1972年刘广徽老师的父亲病逝，给子女留下的遗嘱就是：“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正是因为受到这种特殊家庭的教育和熏陶，刘广徽很早就对党组织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我们少先队员就过组织生活，特别严肃地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55年正在上大一时她就提出了入党申请，并一直为之努力。1986年，刘老师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于1997年、2003年两度被评为北京语言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我这一辈子就一个信念：服从组织分配，组织让我干啥就干啥。”
矢志不渝语言教学
刘老师1937年在法国出生，9岁才回国。因为父亲从事外交工作，刘老师从小接触不同国家的语言，展露出很好的语言天赋，学语言、教语言就成为她毕生的兴趣和事业。
195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的刘广徽，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就填写了去最偏远、最艰苦的甘肃、青海、宁夏三个志愿，还为此主动开始练习吃平时不爱吃的羊肉，以便适应将来的生活。不料愿望没实现，她被分配到了沈阳师范学院教俄语，最初教的是数学系的专业俄语课。“俄语我擅长，可是数学专业术语从没接触过，我就抽时间去阅读微积分的教材，去旁听数学系的课，并向数学系的老师们请教。从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当老师知识必须广博，平时留心观察、学习，在课堂上总会用得上。”
教了一年俄语，学校要创办英语专业，领导让刘老师改行教英语。于是她服从分配，利用暑假回北京收集资料、去各高校听课、向专家请教、学习办英语专业的经验……“那个时候亲戚介绍我去向许国璋教授请教，他告诉我要多实践，还教我要熟悉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这些教诲让我终身受益。这也成了我的一个教学理念：教书得从实际出发，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要接地气。”后来学校派她边到辽宁大学英语系旁听，边上公共英语基础课，从此成了一名英语教师。
1972年，在周总理关怀下，刘老师终于结束了和家人多年的异地分居生活，回到北京。1973年，她接到通知到北京语言学院报到。她又一次服从分配改了行，教留学生汉语。
“我虽然是福州人，但是长期在北方生活，普通话很好，又教了十多年书，外语基础还不错，组织上就让我去教汉语了。一开始我也特别忐忑，因为自己非中文专业出身，能胜任这份工作吗？到了语言学院先去试讲，感觉和教外语的路子差不多，这才有了一些信心。”要强的她重新拿出边学边教、不怕吃苦的“法宝”，课余恶补中文专业课程和对外汉语教学技能，很快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讲台上站稳了脚，一干就是38年。
“记得大学时代北师大的操场上竖着‘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大标语牌，虽然我身体一直不太好，但超额实践了这一口号，我很欣慰。”
汉语教学的多面手
在北京语言学院这个对外汉语教学的“摇篮”里，刘老师得到了很多磨练自己的机会，成长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多面手”。初来北语，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教阿尔巴尼亚体育班学生汉语，一边教还一边和北大的同行合作编出一套体育汉语教材。“那个时候什么都是刚开始，全靠边教边摸索。几乎每个学期、学年或临时接受的教学任务都不一样、不固定，都要从头开始准备。”她先后教过7国的驻华大使夫人及多国的其他级别的外交官夫人，几年下来她教过所有初级和中级班汉语的精读课、听力课、阅读课、口语课，还加上报刊课、新闻广播听力课、用英语讲中国文化课等，并先后开设了中国古代史阅读课等四五门新课。1983年，她被派往菲律宾任教两年。在菲律宾师范大学，她的课激发了学员们学习汉字的兴趣，拉刹大学、马尼拉华侨学校等也慕名邀请她去教汉语、做讲座。1991年，她接到任务赴保加利亚执教，成为我国派去保加利亚教汉语的第三任教师（第一任是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南开大学的同行董淑慧老师后来在她所著的《保加利亚汉语教学五十年》中这样评价刘老师：“她的课内容丰富、方式灵活，富有趣味性，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1995年，刘老师在汉语学院给澳门公务员培训普通话的同时，被校人文学院借去担任来华进修汉语教师的语音课，并被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指导3名外国研究生。1998年3月和2003年6月，分别应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和澳门理工学院聘请，为培训普通话教师作短期讲学。1999年起，曾4次被定期派往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合作办学，培训对外汉语和普通话教师。1997年11月她从汉语学院退休，很快就被人文学院和教师进修学院返聘至2011年8月，主要培训对外汉语和少数民族汉语师资。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一次次另起炉灶，她都愉快地接受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从1973年3月初踏进北京语言学院的校门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一番事业以报答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和周总理对我家的关爱。”敬业乐业使她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1990年被评为校级先进工作者、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6年被授予北京市首都劳动奖章。
退而不休笑对人生
多种大病使得刘老师不得不在2011年74岁那年彻底告别讲台。几次病危，她凭着坚强的意志咬牙挺过了鬼门关，还鼓励、开导一起住院的病友们，生死关头她脑子里还惦记着欠出版社的两本书稿。多年教学，刘老师在语音教学和教学法领域颇有建树。即使在治病养病的日子她也不停止工作，而是利用病情好转的时间修订教材、总结语音教学经验。她和新疆当地教师合作的《汉语普通话语音教学详解与训练》在2015年5月出版，另外一本关于语音教学的书稿也已交给出版社。
多年党的教育让刘老师始终有很强的组织观念。病倒后的前3年因为身体太差，支部的同志们怕打扰她养病，有活动也很少通知她，她直言那时自己就像个没娘的孩子。这几年病情稳定多了，又可以参加支部活动了，“刘老师虽然身体不好，但是党支部组织的学习活动她能参加的都尽量参加。自己不能走路，让老伴推着轮椅送她来参加。”离退休处党总支书记袁丹告诉记者。
十九大的召开让刘老师特别振奋，“这几天我和老伴一起看习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感到国家和民族大有希望。我也爱看党代表的系列专访，他们的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每天都看新闻，还会把国内发生的变化通过微信分享给海外的亲友们，他们也都为祖国的变化感到高兴。”党组织的关怀，亲朋好友和海内外学生的关爱都藏在她心里，化为战胜病痛的信心和勇气。生于不平凡的家庭，经历了新中国的诞生、曲折和正在走向复兴，刘老师始终心怀不灭的信念之火，把坎坷的人生走得广阔而光明，她坚定、敬业、乐观的精神也会成为照亮别人的一盏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