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了。虽知她久已病笃，消息传来，仍深感悲痛，沉重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上世纪60年代我们初到语言学院时，负责外国留学生教学的来华部老师大都很年轻，比我们早来的李景蕙这一辈一般也只有三十多岁，彼此间多直呼姓名，既率真，又亲切。我们初来乍到，内心总觉着整天教“这是书，那是报”未免太简单，难以施展拳脚。是老教师的言传身教改变了我们的认识，而李景蕙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之一。她的语言理论有很好的功底，新教师在教学上遇到的问题她总能干脆、准确地解答。她的教学实践更是有口皆碑，特别是语音教学，突破不同母语背景学生特殊难点的方法可说是“一招鲜”。旁听她上课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她训练的学生对她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心领神会，她俨然是战场上的将军，威风凛凛地调动着自己的士兵，指哪儿打哪儿，一堂课下来，没有废话废字，不虚耗一分一秒。我们也像欣赏了一出名角的演唱，于艺术享受中获益良多：原来对外汉语教学大有学问，绝非如至今仍有人认为的那样是“路人皆可为之”。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李景蕙有她的“特短”之处。她在上世纪50年代初入党，但是她出身于地主家庭，社会关系也有问题，姐夫是国民党军官。姐姐李景兰辅仁大学美术系肄业，1948年随夫赴台。李景蕙在姐姐离京后应其要求给她寄去了大学肄业证明。此事是她在思想汇报时主动向组织交待的，却因此被认为丧失立场，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年轻的她虽遭此打击，敬业之心未尝稍懈，工作成绩依然优异。1955－1957年在广西南宁作为与越南合作的中国语文专修学校的中方教学负责人，她曾荣获越南“劳动奖章”。1964年她的一堂口语公开课得到了前来我校参观的埃德加·斯诺的称赞，并被拍成记录影片。她负责的教学行政工作也总是井井有条。谁知文革伊始这些业绩又被看成受“走资派”重用的结果，因而受到冲击。

文革初期的一天，群众被组织去教育部看大字报。王绍新和李景蕙也在其中。看过大字报之后，在位于教育部宿舍的李家，于迷惘中两人无语对坐愁城，闷闷地吃了一顿永生难忘的家常饭，从此开始了我们相知相交的漫漫十年。斗私批修、清队整风、下乡麦收、干校建房……，我们始终“战斗”在一起。遇到挫折，以非常年代的可能方式彼此安慰；看见荒唐事，交换一下心有灵犀的嘲讽目光。李景蕙聪明睿智，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中话语间常寓褒贬于无形。70年代中，一位教育界的老干部逝世，当时大约是处于斗争高潮间相对平静的空隙，悼词里说了些好话。她看了幽幽地说：“不对呀，十七年一直在教育战线，干的全是修正主义，有什么贡献！”我们明白这是反话，但也只能报以会心的微笑，再也无辞以对。

文革结束后，国运中兴，人心振奋，为人一向低调的李景蕙向组织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这时施光亨是党支部书记，刚从报上读到时任中组部长的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其中指出无论何时何地，什么问题，只要是冤假错案，一律推倒平反。他认为李景蕙当初给姐姐寄证件不属重大政治问题，而且是主动汇报的，虽然已是多年前的往事，但根据胡耀邦讲话的精神，也应予以妥善处理，所以建议她向组织提出改正当初决定的要求。李景蕙认真考虑后接受了这一建议，不久就恢复了党籍和党龄。据她的老伴说，她直到临终不忘此事，感念我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2001年11月，李景蕙郑重地寄赠我们一本精美画册，是《李景兰仕女画选辑》。李景兰女士赴台后潜心书画，成为一位颇有成就和影响的画家，在岛内外多次举行过画展。上世纪80年代初，她们姐妹其实曾同在日本，可惜当时两岸音讯阻隔，互不知晓，同胞至亲竟失之交臂，后来跟甥儿取得联系时，姐姐已经病逝，令人不胜惋惜。

李景蕙家住校外，退休后难得一见。平时我们常在电话里相互问候，交流信息，她虽体弱，头脑仍异常清晰，旧闻新事，无不明察洞悉。去年她病重住院，我们去北医三院探望，临走时她大约意识到此别或难再见，吃力而又徒劳地想从枕上抬起头来，面带戚容目送我们走出病房，那情景实在令人心碎。

不久前学校组织编写《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名师访谈录》，其中的“李景蕙卷”已经出版。本来她确是我校当之无愧的元老级人物，可是负责撰写她那一卷的年轻人对我们说，采访李老师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是因为她最怕张扬，对荣誉总是退避三舍。她像一片白云，飘走了，飘向了不可知的远方。在挚友心中，这片云永远是那样高洁，纯净，永不泯灭。（原载北京语言大学报2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