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出国教书实在1970年，正当“文革”期间。那时候走出国门，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感到既新奇又神秘。出国前，教育部军代表找我去谈话，大意是说：出国是一项政治任务，是为世界革命贡献力量。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为毛主席站好岗。之后把一部毛选合订本十分郑重地送到我的手里。

到了我国驻外使馆，使馆领导又进行了一番国外教育，说我们驻外人员是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里，到处都有敌对势力，一定要又敌情观念，时刻保持警惕。要严格遵守纪律，一个人不能随便走出使馆大门，有事出门要请假，三人同行。我作为教师，每天要去学校上课，不能总有人陪同，于是使馆同校方商定，由学校派车接送。为安全起见，不能坐公共汽车或搭出租车。使馆还告诫我，不要同其他国家的教师私下交往，不教第三国家的学生。有一次校长找我，说有一个瑞士人想学汉语，我请示使馆，使馆要我以我国当时同瑞士没有外交关系为由，回绝了他。那时教课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没有教材。原有教材都受到批判，认为里面充满了封、资、修的内容，不能使用，甚至连《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新华字典》等工具书也都封存，不准发行。别无他法，只好自己临时编写教材。当时一切都要突出政治，编教也不例外。毛主席语录进了教材，报刊上一些应时的内容经过改写也作为教材用。虽然教材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学生倒也能结婚搜。编出教材没有印刷条件，就用蜡纸钢板一字一字地刻，然后再用手推油印纸一张一张地印，最后用订书器订成本本。完全是手工操作，很费功工夫。我赶去，对这些事情很不熟悉，刻蜡纸也是头一遭。幸好我的前任做了大量工作，并亲手教我如何做，才使我这个新手不至于手忙脚乱。但在学校看到德、法、苏等国家派去的教师发给学生的都是印刷上乘，装镇精美，图文并茂的教材，使我感到我们还处于原始时代。

那时编写教材还要送使馆领导审查，经批准才能使用。有一次，我想使教材有点趣味性，就改写了两篇以前用过的课文：《曹冲称象》、《南辕北辙》。送给领导，那位领导看了看对我说：“曹冲是曹操的儿子，是个历史人物，该肯定改否定，现在还说不清楚，最好不用。《南辕北辙》倒是秦始皇要推行的改革措施。当时叫书同文，车同轨，是进步的，可用。”我听了这一番话差点笑出声来，但不敢造次，只好默默无语。那时候“老九”不夹紧尾巴就不能做人。

“文革”后（1981年），我又一次获得出国教书的机会。这时候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敞开，出国也不那么神秘了。取消了对出国人员不必要的“禁令”。这次我独自住在大学公寓里，行动完全自由自主，可以同任何人交往，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甚至可以自行到周边国家旅游。这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传播了友谊，同时也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体现出我们中国人新的精神面貌。过去那种作茧自缚，自我封闭的作法，实在不可取。

（原载《霜叶》，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