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 日是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教授逝世10周年的日子。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在2008年教师节到来之际，愿以此文献给张先生以寄托我的哀思。
如今北语的校园变得更加美丽，北语的中、外学生成几何级数递增；北语的青年教师个个英姿勃发。但是再也看不见张先生那清癯的面庞，那消瘦的身影，听不到先生那娓娓动听的话语，那语重心长的教诲了。张清常教授是我的恩师，是他引领我走进科研的大门，是他教我如何做人，如何教书育人。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谆谆教导令我终生难忘。
1981年，张先生从南开大学调到北语，任我们来华留学生二系的系主任。我清楚地记得，在一次中青年教师会上张先生对我们说：“在座的诸位老师在我校复校的这几年，挺身站立在教学第一线，为完成教学和各项任务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学校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但是新时期、新任务给大家提出了新要求。你们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不用“淘汰”这个词）。希望你们每年都写出一篇论文来。不会写或写不好都没关系，写了拿来我给你们改。”当时我已经教了七八年基础汉语了，但还没有真正在科研上下过功夫，真不知该如何下手。冥思苦想终于写出了一个提纲，我很不自信地找到先生门下，大概是缺少竞争者，我很幸运地成了这位知名学者的“入室弟子”。
先生丰富的学识令我钦羡，先生的平易近人更令我动容。每当我遇到困难和不快时，先是自己设法排解，实在排解不开时就去找先生，在那里总能找到满意的答案。至今我还保存着他的手迹和信笺，这份师生情谊持续了十五年。
记得当年，我为自己服从组织安排，在北外学习柬埔寨语而懊恼，觉得没用。先生说：“咦，语种再小也是一门语言，北语有谁懂啊？你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你的强项，你应该高兴才是。那些看不起小语种的人是错误的。对于北语来说犄角旮旯的语言都有，那是学校的财富。要不怎么叫语言学院呢。小语种可以做大文章嘛。”于是张先生给我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说：“上哪个图书馆我不管，只要找齐了，认真看完了，选好题目，重写一个提纲，再来找我。”那时没有网络，我把国图、北图、相关高校的图书馆，跑了个遍，借全了书单里的书，又从陆俭明教授处借来一本非常关键，非常好的书：《汉藏语导论》 (R·SHAFER Introduction to sino_ Tibetan Harrassowitz,Wiesbaden 1966 )。我认真地读起来，并且按张先生的要求，对书中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真地做好了心得笔记。
终于有资格去找先生了。第二次到先生那里时，定下的研究题目是《关于柬埔寨语的语系归属问题》。历来相关的语言学书中，都是同一句话——“柬埔寨和中国云南的一些地方使用南亚语系的语言”。这是个向权威挑战的题目，我有些怕。张先生鼓励我说：“他们哪一个懂柬埔寨语？你最有发言权。我们后人应该思考前人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要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要不哪儿来的创新。” 先生在我的提纲上勾勾画画，写出一大串问题让我思考。布置的作业是：针对每个问题脚踏实地写出论据，每项至少三条，以供取舍。要认真落实若干个数据。先生强调必须要准确，不能模棱两可。
于是我到柬埔寨大使馆找真正的柬埔寨人，录下标准的金边音，然后反复听这些语音资料，试着用国际音标注音。为了得到准确的注音，先生还介绍我去社科院语言所找他的朋友、著名的语言学家李荣先生。李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一起把声韵母的国际音标定了下来。为搞清楚高棉语基本词汇和句型系统的构成，我以先生为榜样，愣是把柬埔寨知识出版社编篡的1200多页的《柬汉新词典》一遍又一遍地从头翻到尾，人工统计出高棉语有多少个单音节词，多少个双音节词，多少个带辅音韵尾的词；总结出有多少个辅音韵尾，多少个梵语词；多少个巴利语词；有没有区别事物的量词……等诸多数据。那时没有计算机，手工做出上千张卡片。等一切确认下来后，先生又介绍我去请教季羡林先生，季先生是梵语的权威，我向他请教了柬语中的梵语词汇问题。最后我又去拜访了民族研究所的藏语、苗语、羌语、侗语、壮语、布朗语、崩龙语的学者和研究员，向他们学习，与他们探讨。等一切论据都准备好后，先生才批准我着手撰写论文。
我和先生多次讨论的结果是柬埔寨语属于非典型性汉藏系语言。功夫不负苦心人，该篇论文获得北语第四届科学报告会一等奖。
世界汉藏语协会每年都向先生发出邀请，1988年先生就推荐这篇论文参加了在加拿大举行的汉藏语年会，从新华社前方记者站发回的消息得知，该篇论文引起强烈反响并得到好评。
先生蜗居在西城松鹤胡同寓所的一间不足9平米的小屋里，入得门来可谓四壁皆空。但先生指着床下和后院小储藏室里的一箱箱书籍对我说：“你看我富有得很，还有好多书放在亲朋好友处呢。”这些书都是他平生省吃俭用买下的，先生仙逝后，他的儿子张晓华按先生的遗愿，向我校图书馆无偿捐赠了珍贵的线装古籍72种591册，更有大量的精装书和平装书，其中外文书50种54册；中文书903种4772册；期刊58种1293册，先生走了，却留给我们后人何其丰富的精神食粮。
先生写《胡同及其他》一书期间，有一次我去看他，正赶上他要出门调查北京胡同的情况。我说：“先生您为什么不跟学校要车？”他拍拍口袋里的月票说：“北京有上千条胡同，那要花公家多少汽油费呀！还要搭上一个司机。这不挺好，抬腿就走。”正巧我有问题要请教先生，于是我就陪他去调查。他要知道北京究竟有多少条斜街。我说查查地图数一数不就有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做学问可不能敷衍了事，要落笔写在纸上的，一定要对读者负责。正因为我有疑问我才来实地考察。” 那天我们乘公车到鼓楼，然后步行拐进一条通向什刹海的斜街。先生说这叫“烟袋斜街”。接着，先生讲了好多北京胡同的趣闻。
张先生古稀之年还坚持带研究生、为教师开讲座。1996年我去西班牙之前赶去向他道别。没想到先生生病住院了，我又赶到北医三院，只见先生背影，正以病床为案，坐在小板凳上写着什么，走近一看是讲稿，旁边还放着研究生的作业本。我心疼地说：“先生您不好好养病，我去报告医生。” 先生说：“我好多了，快出院了。”
我告诉先生，我终于能跟丈夫去西班牙工作了，是“编外夫人”。先生说：“世上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追求。做学问不分编内编外，你好好利用在国外的有利条件为对外汉语做些事情。你教了那么长时间的课，正好利用一下不上课的工夫，好好总结总结。” 临别先生送给我一本日本人编的《六国语词典》（日、英、法、西、葡、俄）说：“我一直想编一套中国版的专门给外国留学生用的字典，要简单、易懂、实用的。可能我没有时间和精力了。你看外面的情况，在完成新华社的工作之余，编一套适合国外的教材也行。”当时，我只编过柬埔寨语的翻译课教材，不知编基础汉语教材的深浅。更不知道如何编字典。
到西班牙后我遍访了西班牙的汉学家。了解到西班牙和拉美地区非常希望有一套专门为说西班牙语的人设计的教材。和多所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和学者交谈后知道了他们需要一套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材，内容要实用，教学法要体现在教材中，用以指导非专业的汉语教师进行教学，同时也要有利于学生学习。我就写信给先生，告诉他我还没有合适的合作伙伴，自己的西班牙语又是第三外语，编教材成吗？ 高级的编不了编初级的吧。先生回信说：“人的能力是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有自信就成功了一半。别以为基础的好编，越是基础的越难编。把困难估计充分些，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人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前进的。记住学问是一点一滴地做出来的，来不得半点虚假。要做就要做最好的，要一丝不苟地去做。相信你能成功”。
我的想法得到大使馆文化参赞崔为本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介绍我去西班牙中国之友协会教汉语，给了我一个边编、边教、边改的平台，学生就是我最好的老师，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安排内容的前后顺序，控制难易程度，编起来就顺手多了。正当我结识了西班牙汉学家毕隐崖（I?aki Preciado Idoeta）先生, 开始合作编写教材，并且准备写信把这个好消息报告张先生时，突然传来了噩耗……我哭了许久，先生慈父般和我交谈的场景，一幕幕在脑海浮现，先生的谆谆教导，一遍遍在耳边回响……
先生从不收礼，和先生相识十五年，我没送过一件礼物，而内心里想献给先生的唯一的礼物——新编教材才刚刚起步啊！远在万里之外无法奔丧，只好委托好友替我为张清常先生献上一个花圈，以寄托哀思。
2005年归国和张晓华夫妇到京郊墓地给先生扫墓，我把完成的《新思维汉语》的光盘，哈瓦那大学颁发的特别校长令和嘉奖我的奖牌、奖状摆在碑前，哭诉道：“弟子不才，来晚了。书稿是写好了，也试用过了，但还没达到您的要求是‘最好的’。先生！我来看您来了，安息吧！我敬爱的张先生。”晓华也哭着告诉先生，《张清常文集》1－5册的后续工作已完成，现已正式出版了。
如今，历时七年编写修改的《新思维汉语》终于正式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唯愿以此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