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传统文化对当前文化冲突可能作出的贡献

上述思想发展对中国文化研究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受牵制于盲目的爱国主义和“大国心态”，那么现在已有很多中国学者特别重视在新的世界语境中重新来诠释中国文化，改变过去一味封闭地崇尚“国粹”的作法，而致力于从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审视我国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研究在当前的文化冲突中，中国文化究竟能作出何种贡献，同时，也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对自己进行重新再认识。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已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中国文化所固有，而又可以作为当前世界文化重构之参照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不确定性与“在混沌中生成”的宇宙观

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郭店竹简作“有状混成”）。一切事物都是从这个无形无象的“混沌”之中产生的，这就是“有生于无”。“有”的最后结局又是 “复归于无物”。“无物”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无物”、“无状”并不是真的无物、无状，因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象”和“物”都存在于“无”中，都还不是“实有”，它只是一种在酝酿中的无形无象的、不确定的、尚未成形的某种可能性，它尚不存在而又确实有，是一种“不存在而有”。这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理。

从中国的宇宙观出发，最重要的就不是拘泥于人们以为是“已定的”，其实在现实变化中未能完全预见的“确定性”，而是去研究当下的、即时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从现实当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这也许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哲理之所在。只有“摸着石头”，向“未知”进发，才能创造新路，一切都已固定的，只能是老路。既然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而是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那么，基于不变的立场和观点的世代复仇就不一定有一成不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中国“和为贵”的哲学反对“冤冤相报，无有已时”，提倡“仇必和而解”，“一笑泯恩仇”。从鲁迅的小说《铸剑》中可以看到对“世代复仇”的反讽，在金庸的一些小说中也能看到复仇与和解的双重变奏。

其实，随着主体视角和参照系的改变，客观世界也呈现着不同的面貌。甚至主体对本身的新的认识也要依靠从“他者”的重新认识和互动来把握。70 年代以来，中国推翻了“两个凡是”锁定的僵死的“规律性”和“普适性”，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同志提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都是纠正了过分强调固定的规律性和普适性的西方思维模式，而运用了中国传统智慧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正如朱熹所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 “天”要由“人”来彰显。只有通过自由创造、具有充分随机应变的自主性而又与“天”相通的“人”，“天”的活泼泼的气象才能得以体现。

上述《道德经》中论述的 “惚恍”和“不存在而有”的宇宙观与当今的混沌科学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混沌七鉴——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 一书的作者指出：“《易经》对我们特别有启示。混沌的科学思想源于研究人员对气象学、电路、湍流等复杂物理系统的研究。很明显，《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曾长期深入思考过自然界和人类活动中的秩序和无序间的关系，他们最终将这种关系称为‘太极’”。又说：“欧洲、美国、中国的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正如过去《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那样，此时此刻人们正试图洞察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寻求永恒变易中的稳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来自方方面面的思想和感知产生出巨大能量的时代。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或许，当未来社会朝我们未曾指望的方向发展时，混沌科学会帮助我们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二）与西方不同的多种思维方式

1）执两用中，一分为三

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如罗素所说：“笛卡儿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也就是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他们重视以主体为一方的对客体的切割、分类而加以认识。人们总是相信自己从客体抽象出来的“规律”，并将之崇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他们崇尚抽象的规律性远远超过关心事物的特殊性和具体性。由此出发，现存集中的权力系统只能通过普适化、均一化、互相隔离的分类方法来管理世界，这就损坏了事物广泛联系的复杂性，也就损坏了真正有创意的自由发展。不可改变的规律性、普适性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霸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思维方式却与此全然不同。首先是“一分为三”的原理和由此而产生的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分为三”的原则。作为中国文化支柱之一的八卦，每一卦都是由三画组成的，由三而演化，至于无穷。所以说“太极元气，函三而一” 《史记?律书》提出：“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为什么说“成于三”？当两种原不相干的事物 相遇，而构成“场域”，就产生了新的、不同于原来二者的第三个东西，这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经?系辞传》明确提出：“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所以《礼记?中庸》强调：“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只有天、地是不够的，必须有第三因素“人”来“赞天地之化育”，才能成其为世界，这就是：天、地、人。 《中庸》的真精神也就是要从“过”和“不及”的两端，找到一个中道，即所谓“执两用中”。这个“中”并不是两项旧物的“折中”，而是从“两端”中产生出来的那个新的“三”。《汉书?何武传》中说：“（何武）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验。”这就是执文吏和儒者两端，而得到一个既非“文吏”，亦非“儒者”的第三个新的意见。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要“执其两端”然后，“求其中道”。这就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智慧的结晶也许能救助日益趋向暴力、恐怖、极端的世界

2）五行相生相克

五行思想是中国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另一个系统，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左传》《国语》等多有论述。意谓世界万物皆由五种元素及其所构成的关系所组成。如：这五种元素是木、火、土、金、水，它既代表颜色——青、赤、黄、白、黑，又代表人体——肝、心、脾、肺、肾；方向——东、南、中、西、北；时令——春、夏、长夏、秋、冬等等。五种元素既相生（水生木，火生土，金生水，木生火，土生金），又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循环往复，无有已时。

从多种元素相生相克，广泛联系出发，就必然重视事物的多样性，重视差别和相互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所谓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

3）“反者道之动”

数百年来无论是西方还是在西方影响下的东方，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进化论的影响都十分深远。人们竭尽全力往前飞奔，对自然资源榨干了还要再榨，人的生活享受了还要再享受，人类趋向未来的速度快了还要再快……这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至于未来是什么，“新”是不是一定比“旧”好？万众所趋的目的地何在？人们究竟奔向何方？除了作为个体的人必然趋向的坟墓而外，没有任何真正具有确定性的回答可以被提供出来！中国古训所强调的却与此截然不同，从老子的《道德经》开始，就强调“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万物的运动都有一种复归的倾向，都要回到运动的原点，在新的认识和新的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再出发，从而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也就是战国竹简所说的“反辅”：“太乙生水，水反辅太乙，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 可见“回归”、“反辅”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条件。中国哲学不重视以时间为主体的线性发展，而更重视向原点的复归，这就是“反本开新”。既然万物都在不断“回归”、“反辅”和再出发，而不是向某个方向盲目“飞奔”，也就没有匆忙的必要。中国文化强调“听其自然”，强调“万物静观皆自得”，强调“无为”，强调协同发展，但同时它又反对停滞不变，作为中国文化古远根源的《易》的核心就是发展变易。这对于“可持续发展”，对于制止当今社会的盲目狂奔正是很好的参照和缓冲。其实，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往往要回顾和重新参照古希腊和希伯莱。目前，在西方，回到原点，重新再出发，也已成为一种趋势。

（三）人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对个人权利、自由意志的强调已发展到极端，但人只能镶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生存。一个人的权利只有在其他人能负责保证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在他索取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负起保证他人权利得以实现的责任。如戴震所谓：“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儒家思想既不像自由主义模式那样，将社会作为实现个人目标的一种手段，也不像集体主义那样将个人作为实现某种社会的手段。儒家认为作为人类社群的“民”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孔子既是精简政府职能的倡导者又是建立自治的人类社群的积极支持者。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政府少折腾，百姓无官司的社会。儒家的这些主张也许可以修正西方民主的弊端，有助于创造一种新型的、兼顾身心的、更合理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