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我校徐宝锋教授获批立项。“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项目”是北京市教委设立的高精尖项目，目的是进一步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北京高校科技智力资源优势，发挥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搭建有利于人才成长的高水平创新平台。徐宝锋教授现为北语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长期从事海外汉学，中国文化与诗学、儒家伦理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五年来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主持国家级重大课题4项，其中为中宣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程1项、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1项、中拉思想文化互译工程项目1项、国家丝路书香工程项目1项、其他省部级项目2项、校级课题1项，参与校级重大课题2项。同时受中宣部、文化部等部委委托，主持开展“中外汉学家翻译家人才数据库”“中外文化交流机构库”“中国文化作品资源库”“中国文化知识语料库”“外国人写作中国选题资源库”等5个国家级数据库的建设。记者日前采访了徐宝锋教授。

　　记者：全市有数百人申报，您也是入选的三位文科学者中唯一一位人文类学者，可谓竞争激烈，您最终获批立项，一定有您的“卓越”之处，请问您认为您的学术研究领域有哪些创新、特色之处吸引了评审专家？

　　徐宝锋：“卓青计划”评审非常严格，前后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卓越”之处，只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普通的教学科研人员，我的成就更多受惠于北语厚重的国际化学术底蕴、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布局。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在多部委的支持下，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整合贯通了诸多国内国际的文化、学术资源平台，从文学、出版、影视、艺术和文博等多个产业链条的国内产能和海外效果反应出发，探索形成了一个比较良性的跨学科、多领域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形成了比较强大的资源优势，同时又保持了非常明确而聚焦的学术方向。我一直坚持认为，包括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在内的中外人文学术交流的关键在于思想的交流，在于情感层面的认知和深度理解，在于建立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内应性文化对话格局。把已完成的对于国内国际诸多文化资源的梳理与分析作为基础和外延，把包括汉学家在内的“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主体与核心，不仅可以解决中外文化交流诸多环节中必须面对的“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切实从中外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海外变局与困境出发，为诸多“怎么办”的问题提供可行性的国际化解决方案。

　　记者：在校内，大家对您的了解是2015年成立的北语“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请您对中心开展的工作和相关情况做些介绍。

　　徐宝锋：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是2015年4月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作的部署，依据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际需要，为孵化“中外汉学家翻译家人才数据库暨中国文化译研网”国家工程，在中宣部、文化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中国作协等多部委联合支持下，由文化部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的中外人才互译合作数据库及工作平台。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国际化、学术化和开放性的工作理念，立足北语、服务国家，注重立体化、多领域的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截至目前已与88个国家63个语种的4020名汉学家、译者、作者、出版人和评论人建立了各种合作关系，与亚马逊等2100家海内外机构实现了平台交流，直接促成489部作品的中外对接合作。为保障各项工作的学术质量，中心暨译研网工作平台实行专家工作委员会的学术工作机制，在相关国家部委的领导下，联动海内外相关机构，组织海内外各领域优秀专家资源，形成了文学、出版、影视、艺术、文博、科技、中医药、地方文化等十个内容专委会和英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土耳其语、印地语等30个语言专委会。依托专委会工作机制，中心推动实施的许多专项工作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国内和国际社会影响。例如，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支持下，由文学专委会组织包括《人民文学》《当代》《收获》等国内39家文学期刊主编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的知名评论家历时三年组织完成的中英版《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指南》，获得了包括前诺贝尔文学奖主席埃斯库马克在内的国际汉学家们的高度赞誉，已经成了国际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案头资料；中心暨译研网承办的中宣部“中外文学翻译出版高级研修班”“中外影视译制与合作高级研修班”和文化部“阅读中国”沙龙、“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家外宣的重要品牌。经过四年的沉淀，中心暨译研网的许多文化资源正在逐渐转化为宝贵的学术资源，与海外汉学机构联合开展的各项系列化的学术成果正在逐渐形成，中心的学术影响获得稳步提升。实际上，在国家的战略框架下，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暨中国文化译研网目前已经成为当前联通国家最多、涉及语种最全、汉学家覆盖人群最广的全球化和国际化学术、文化交流与工作平台和重要的国家智库。我相信，假以时日，以现有资源为基础，北京语言大学的汉学研究必将成为国际学术版图上的重要一极，也必将为北语“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强大助力。

　　记者：受中宣部、文化部等部委委托，您主持开展了“中外汉学家翻译家人才数据库”“中外文化交流机构库”“中国文化作品资源库”“中国文化知识语料库”“外国人写作中国选题资源库”等5个国家级数据库。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徐宝锋：这5个国家级数据库实际上是我目前主持的几个国家工程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中外汉学家翻译家人才数据库”“中外文化交流机构库”和“中国文化作品资源库”是中宣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项目“中国文化译研网”的核心组成部分，目标是建设成为不少于5000人的全球最大的汉学家翻译家人才动态数据库，不少于2000家的中外文化交流机构库，不少于5000部作品的中国优秀作品库，最终实现重要中外汉学家、翻译家人才的全覆盖，重要中外文化交流机构的自由联通，优秀中国文化作品的便捷发现，为中外文化互译与合作交流工作提供强大的人力支撑、资源参考和渠道保障。目前这三个数据库都完成了近4/5的建设任务，现在正进行一些关键环节的打通工作。“中国文化知识语料库”是中宣部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中国文化知识词典”的线上成果，建设目标是为海外汉学家的中国学术研究和翻译工作梳理出1500个左右的关键词，进行30个语种的国际化语言阐释和推广，为世界上主要文化区域的中国文化接受与传播勾勒出清晰的文化脉络，形成便于应用和掌握的中国文化汉学家执掌图。“外国人写作中国选题资源库”是中宣部国家丝路书香工程“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的核心数据库，建设目标是实现中国故事的国际讲述的历史选题资源、创作性选题资源和海外作者资源的集中统计和数据管理，形成科学化的外国人写作中国的作者发现机制、选题评价机制和作品跟踪机制。

　　记者：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新华社拍了一部专题片《中国故事·感受治国理政》，其中有一期叫做“民心使者”，就是对您的专题报道。我们了解到，您和您的中国文化译研网项目团队，近几年接待了来自全球五大洲65个国家40多个语种的近700位汉学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民心使者”比起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使者”，我的理解是更侧重民间交流和一种情感与人心的认同。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称呼的，又有着哪些独到的中外文化交流方式？

　　徐宝锋：这篇报道发布在2017年10月17日的新华社客户端，可能是因为第二天就是十九大召开，这篇报道的点击量当天就突破了50万人次，且被许多国内主流媒体转载播出。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确实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后来静下心来想了想，点击观看的人其实不会记住我是谁，也不会在乎我这样一个新闻角色，估计90%都是冲着里面的老外去的，大约都是想看看十九大政治话语语境下民心相通的故事到底是一个怎么讲法。我想新华社十九大之前安排播放这个片子也有这个初衷。这个新闻事件促使我花很长时间来深入思考文化传播的心理机制和实施路径问题。

　　目前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所提倡的冲击反应模式，还有一种是我特别认可和推崇的融合反馈模式。世界是多彩的，文化是多样的，当今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都值得我们彼此学习和互相尊重。当我们把一种思想、理念包装完整，作为一种文化内容或文化产品向异质性的文化环境进行传播时，我们必然会面对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文化解析、消化和吸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自然会经历比较漫长的系列浅表化文化交流阶段。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目前世界上许多文化彼此间的相互认知还非常的不够，即使是已经实现认知的文化也有很多是知识性和浅表化的，对文化现象背后深层次文化语境和思维逻辑还有一种盲人摸象般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当我们沉浸式融入到一种文化中，甚至是深层次地移入到异质文化主体的生活和精神情感世界中时，这一切都会发生很大的改观。近几年来，与汉学家做朋友，一起喝茶、喝酒和聊天，一起淋雨登山和争论已经成了工作的常态。我越来越发现，在心灵的最深处其实文化的差异性并不是那样的明显，甚至有些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从情感的源头出发，横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符号化认知和仪式化存在都被最大程度地降解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心使者”比“文化使者”作用更大、影响更好，但也更加难做，因为从“心”出发就意味着你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进行那种看不见的民间交流，去强化一种情感和人心的认同。

　　记者：据我了解，“卓青计划”的资金支持力度很大，这一定会助力您今后的科研工作。请问您近5年拟开展哪些学术研究？

　　徐宝锋：非常感谢北京市设置这样好的人才项目，尤其是对人文学科的科学研究能够给予这么大的扶持力度。未来五年，我将在既有的汉学家、翻译家人才数据库的基础上，有效利用目前已经对接的部委资源，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较为稳固的和海外汉学家的沟通渠道，开展“一带一路国家汉学话语体系构建机制”研究。该研究具体着手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通过开展一带一路国家的汉学生态研究，按照时间、空间和内容三个层次构建出一带一路国家汉学研究的生态模型；其次通过一带一路国家的汉学家心态研究，从兴趣、读解和差异性阐释三个层面，多维度地构建起一带一路国家汉学话语体系的心理模型；第三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汉学研究动态跟踪体系，及时捕捉到最新的一带一路国家汉学动态研究信息，并加以情报学分析，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汉学动态采集、分析和处理模型。最终的理想状态是三大模型互相支撑，彼此借力，为国家的国际文化战略提供必要的科学支持。

　　此外，建国以来培育的一批汉学家资源堪称一带一路的文化路基，但这一资源的保护和整理还未引起足够重视，一些重要汉学家相继离世。如果时间允许，我也将发起对这一资源的口述史整理、发掘保护以及档案资料的分类建档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