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年（1740）秋，北京死了一个石匠，其丧事之风光轰动了京师，达官贵人接踵而至，内阁九卿纷纷往吊，连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差人送帖。原来该石匠生前承包皇家工程，死后留下巨额家产，又无儿女，义孙义婿争执不下，于是各自拉拢达官贵人以助声势，前去祭吊的官员可按品级分获500—2000两的酬谢，众官僚自然趋之若鹜。詹事府詹事陈浩竟流连忘返，在丧家陪吊数天。乾隆帝闻讯为之大怒，痛斥：“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跪拜，九卿纵不自爱，其如国体何！”（《清高宗实录》卷129，乾隆五年十月下，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这只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幕。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注重气节和修养，为人居官推重信义、忠诚、刚直、清廉。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士大夫们越发难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了，士风下流成了封建社会晚期的严重问题。有清一代，官僚士大夫们大多没有思想，没有节操，为追求荣华富贵，不惜奴颜婢膝，丑态毕现。嘉庆初，洪亮吉曾经指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77年），后来龚自珍更明确地将之概括为“士不知耻”（《明良论二》，见《龚自珍全集》第31页，中华书局1975年）。清朝皇帝对此似乎也深恶痛绝，试图整顿士习，提倡忠节，希望士大夫能“人各自爱”。但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士不知耻的局面恰恰是他们一手造成的，甚至可以说某些方面还是他们所希望的，清朝士风下流的每一步都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首先，清朝入主中原使士大夫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与明王朝一同崩溃了。尊王攘夷、忠君爱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但是鼎革之际，出卖国家、君主者得到了荣华富贵，忠君爱国者却颠沛流离，死无葬身之地，这颇令士大夫们痛苦和迷惘。戴名世在《醉乡记》中描绘的“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心为之荒惑”的“醉乡”景象，正是这种是非颠倒、忠奸易位的写照；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正是士大夫迷惘、彷徨的倾诉。在这种情况下，未失节者愈发难以保持气节，已失节者索性没有了顾虑，士风下流便无法挽回了。

其次，清朝统治者为了确立起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威，对士大夫的独立人格进行刻意的摧残。其手段有二：其一，以清除朋党、立社为借口，以文字狱等形式，对文人士大夫大加打压。从金圣叹的“哭庙”大案开始，明史案、南山集案等层出不穷，惩治手段之残酷，打击范围之广，为中国历史之最；手段之二是以犬马待臣下，命其剪发易服，令其“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明良论二》，见《龚自珍全集》第31页）。大臣们处处观察皇帝的颜色行事，稍蒙赏识，便洋洋自得；皇帝稍有不悦，便头抢地而出，另寻获宠之法。清王朝“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结果是“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古史钩沉论一》，见《龚自珍全集》第20页）。往昔立朝棱棱的士大夫如今成了一群媚态十足的奴才。

最后，清朝官僚体制必然会造成士大夫的无耻。这一体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臣子的赏罚升迁由皇帝决定，下级的赏罚升迁由上级决定，于是，能否获得皇帝和上司的好感就成了能否做好官的关键。而皇帝、上司又多刚愎自用、喜谀恶刚，为此，士大夫有的“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有的“甘言媚词，作妇人之状”，有的不顾年事已高，向权臣执门生之礼，甚至有人与上司的仆役称兄道弟，种种丑态不一而足。二是雍正以前俸禄极低，不足以维持官吏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士大夫们为谋得一个效益好的职位不惜“昏夜乞怜”，“人前长跪”，而一旦谋得这个职位后又大肆搜刮。州县官贪赃一部分肥私，一部分送给督抚，督抚再拿出一部分贡给皇帝，官官相护，整饬吏治寸步难行。雍正以后虽由国家发给官员廉政补贴，但官场贪风仍旧积重难返。三是做官讲究资历，压抑了人才，消磨了士大夫的气节。据推算，若30岁入仕，官至一品，例须35年，极速亦需30年，这个年限是“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在这种体制下，资历浅者“积俸以俟时”，资历深者“安静以守之”（《明良论三》，见《龚自珍全集》第33—34页），“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臣节之盛，则扫地尽矣”（《明良论二》，见《龚自珍全集》第31页）。

以士大夫们的无耻为代价，清朝皇帝确立起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出一言而盈庭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但是，士不知耻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士大夫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贪官污吏激起了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道咸以降，国家多事，士风下流日甚一日。1911年10月，武昌城里响起了起义的枪声，清王朝终于吞下了自酿的苦酒，几个月内，上自总理大臣，下到各省督抚，都摇身变为“革命者”。1912年2月，王朝彻底崩溃于士大夫的集体背叛中。当时的国际舆论对此颇为不解，因为欧洲革命时，反动势力大多流亡国外，而在中国他们却直接投身革命队伍。面对这道“难题”，人们或许更会认同龚自珍的名言“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