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蔡邕
我对蔡邕的印象是模糊的。毕竟他的时代距离太遥远。远远地望过去，中间的王羲之光彩夺目，便使他显得有些黯然。
史称他通经史、数术、天文、音律，善辞章，工篆隶。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所以就有了学者、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画家等许多头衔。而我却觉得这些头衔很值得怀疑。据说，他有《蔡中郎文集》面世，可惜已经失传，无从证明他学者的身份；久远的时代没有录音机和摄像机，他鼓琴的形象和优美的琴声没能保存下来，也就不能考证他音乐家的素质；汉代是隶书的天下，我们学习隶书，主要是那些大碑，张迁、礼器、石门、史晨、西狭等，一块块碑上却不见书者的名字，哪一块是先生所书？说他是画家，又没有画作流传，虽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有记载：“灵帝诏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及赞，皆擅名于代，时称三美。”终是耳听为虚。倒是见过他的一首“翠鸟”诗，写得很美，运用自然色彩刻划出一只活泼的小生灵。就凭这一首诗敢称文学家？这一大串头衔犹如今人名片上的职衔，给人的感觉总是虚飘的。虽然，今人名片上的称号多是自己封的，先生的头衔多是后人加上去的。东汉时还没有书法家、音乐家此类称谓。
怀疑归怀疑，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书法理论家这顶帽子我还是愿意戴给先生的。不到200字的一篇《九势》，将书法纳入阴阳矛盾律中，提升到美学的哲理高度，但绝不空泛，还有方法论，诸如“藏头护尾”，“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等，为后世学书者立了法则。这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从古人洋人书中抄袭来的，的的确确是实践的总结，所以至今还对我们具有指导意义。这真值得我们的书法理论家们想一想，我们写的那些个东西，就象当前许多机关里制造的文字垃圾一样，实在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这就是这位大书法理论家告诉我们的。书法是表情的，创作的心态是“先散怀抱”“任情恣性”“随意所适”的，“迫于事”不会有佳作产生。然而，我们是常常“迫于事”的，为参展，为获奖，为润格为出场费，手握毛笔有太多的功利性。我们热衷于各种笔会，喜欢当场表演，如街头杂耍耳。脱帽露顶王公前的张旭不是为了表演，而是用心不分。我们学到的不是实质的东西而往往是一种形式。
近来读到蔡邕的一帖《辞郡辟让申屠蟠书》。当时的州郡欲将辟蔡邕为孝廉，蔡先生就写了这帖短札，“申屠蟠禀气玄妙，心敏性通。丧亲尽礼，几于毁灭。至行美谊，人所鲜能。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饰。方之于邕，以齿则长，以德则贤。”竭力将到手的功名让出去。我们常常嘴上说“淡泊名利”，用笔写“淡泊明志”，然而，自古以来，真能“淡泊”者有几人？这帖短札，使先生的形象在我的心中顿时高大起来。
二、羲献父子
在《容斋随笔》中，作者洪迈说，王逸少为艺所累。他的意思是说，象王羲之这样和当时的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类人物，凭才能完全可以干出一番事业的，然而，却只以书艺传名。“《晋书》本赞，标为唐太宗御撰，专颂其研精篆素，尽善尽美，至有‘心摹手追’之语，略无一词论其平生，则一艺之功，为大累矣。”没能在政治上名垂青史，很为右军遗憾。
然而，我却不以为然。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人生在世，谁不想流芳百世？然而能实现这种理想的，定是人杰。既然王羲之实现了，又何必惋惜？从其本身而言，羲之不愿进入官场。“抗怀物外，不为人役”，当官做老爷自然感觉很美，但官场的规则是，必先做孙子后才做老爷，即使做了老爷，头上还有更大的老爷管着，除了当了皇帝，否则做多大官也受人役使。不想让人管，就别进官场。故而“公卿爱其才器，频召不就”。殷渊源做了丞相，请他出山，他说：“吾素自无廊庙，王丞相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以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不进官场，追求身心自由，这是自己的决择。正因为有这份潇洒出尘，才有“力屈万夫，韵高千古”的妙迹流传。也正因为“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于翰墨才可大成，若才知平平，无论如何专心钻研书艺，也终难入圣。
就我等后来学书者而言，历史上再多一两个政治家，也是无所谓的。但如果少了王羲之，你想想那将是什么样的后果？中国的书法史定然大为失色，甚至，中国的书法艺术是否能成为艺术也值得怀疑了。右军不入仕而以书法艺术立名，是国人的福气。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立身处世的标准，达到了这一标准，人生理想就实现了，也就名垂青史了，达不到则遗恨终生。所以杜甫到了晚年还念念不忘“致君尧舜”。好在王羲之不是儒家，我们才有了这样的福气。而洪迈是，所以他以书艺为小道。在《容斋随笔》中涉及唐宋四位书法大家的六种帖，如欧阳询的、颜真卿的、苏东坡的和蔡君谟的，都是评价内容，而对书艺不及一语。这种思想自然会对以翰墨名世的王羲之深表遗憾了。
又说“献之立志，亦似其父。谢安欲使题太极殿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及韦仲将凌云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遂不之逼。观此一节，可知其为人，而亦以书名之故，没其盛德。”
今人看来，献之何其傻冒！谢安是朝中大员，而且婉转相求，竟不买帐。于今有多少所谓书法家献媚高官，送字者有之，送册者有之，还恭恭敬敬地写上“请指教”。尽管字丑册滥，却也是块敲门砖。此其一也。题榜太极殿，万世留名，这是书法家求之不得的事，送上门来却不要！君不见今日有人那么破的字还到处题写，名利应比尊严重啊。此其二也。
父子二人，书名盖世，风流千载。品德高尚，傲骨铮铮。羲之的《兰亭序》震培千古，献之的《桃叶歌》载于典籍。由此看来，做个书法大家不易也！
三、颜真卿
对颜真卿，我迟迟不敢下笔。人们似乎对他太熟悉了，他的品德，他的书法，都可称为后世学人的楷模。
一场安史之乱，动摇了有唐王朝的统治根基，也成就了作为平原太守的颜真卿的忠义和谋略。在安禄山眼里的这个书生，不仅对安的反叛早有察觉并充分准备，而且在河北二十四郡相继攻陷势如破竹时遭到平原郡的顽强抵抗。在这场叛乱中，颜真卿失去了哥哥和侄子。叛乱平息后，在蒲州任上的颜真卿找到侄子的尸骸装敛重葬，并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祭奠。这便是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这篇文稿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蔡中郎的书法表情理论，写字是在写心。面对文稿，我常想到书法创作内容的问题。古诗未尝不可写，用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问题是他人这只酒杯是否适合浇自己的块垒。常见书家出行，携《书家必携》小册，印有格言名句诗词佳篇，每至一处，伸纸蘸墨之际，翻开小册，信手抄来。诗的内容尚未明了，却你写我写，横写竖写，书房写笔会写，一首诗写得熟烂。此类作品称诗抄可也，称书法未必。《兰亭序》是不可重复的，《祭侄稿》亦不可有二，这才叫艺术。
历史上的颜真卿是不幸的。这不幸来自于他的“明如日月坚如金石”的人格。他太正直了。一个人太正直了就会讨人嫌。读唐史我发现颜真卿很倒霉，总是与宰相搞不好关系。几乎受到过与其共事的所有宰相的排挤和嫉恶。杨国忠、房礯、元载、李辅国等等，总是想方设法地把他撵出朝廷，今天平原郡明天蒲州后天又是饶州。最后，宰相卢杞将其在七十多岁时送给了叛军李希烈杀害了。宰相是百官之首，大权在握。人一旦掌了权而无操守就易腐败，喜欢搞不正之风。颜真卿不但不同流合污，还要站出来弹劾，忠于其监察御史的职责。所以就连连遭遇贬谪。
读杜甫诗集我就琢磨为何就没有提到颜真卿，两个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怎么就没有一点关系呢？而且杜甫也喜欢书法，自信自己的书法还不错，诗中也提及了许多书法家。他和颜真卿都是至德二年四月份抵达凤翔行在的，同朝为官几个月，一个是左拾遗，一个是监察御史。据我的推测，杜甫是不喜欢颜真卿的。理由之一是，颜真卿曾弹劾过房礯的党徒，引起与房的矛盾。杜甫即使不是房的一党，至少与房的关系很好，房被贬黜时杜甫求情惹恼了皇上诏三司推问旋即外放，房死后杜甫哭得“近坟无干土”。这样杜甫就有可能对颜真卿没好感。理由之二是，两人的艺术观不同，颜真卿追求的是宽博丰腴，筋骨饱满，而杜甫祟尚“书贵瘦硬始通神”。
在唐朝还有宰相推荐接班人的贯例，故而颜真卿也就一直没有升到过宰相之位，很让后人扼腕叹息。不仅如此，而且还常常挨饿，他曾向李太保乞米，信是这样写的“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仍恕干烦也。真卿状。”一个堂堂的朝中大员，一个艺术大师，竟然穷到连粥也喝不上的地步！从世俗的眼光看，高尚人格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实际好处。但他坚守着，碰得头破血流而不悔。他告诫子弟：“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汝曹当会吾志，不可不守也。”
不论为官为艺为人，都面临“守”与“不守”的选择。前不久看了一部叫《沧浪之水》的小说，就是反映当代知识分子“守”的问题的。那是现代知识分子选择的一个标本。它在向人们昭示：现实生活中，“守”是如此艰难，要付出很大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