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生态平衡受到现实的制约
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在某些指标上认同一些所谓现代性的标准，以线性的时间维度一味求新，以科学和技术为一种主导性的力量，拼命往前赶。这种发展模式与中国以前的封闭和落后相比，应该算是一种进步，毕竟文明要向前发展。但客观而言，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性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至少晚了几十年，这里有一个时间差，也正因为有这个时间差，我们才有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汲取，才有可能和条件把西方已经规避、矫正了的一些东西拿过来加以借鉴。西方国家已经处于一种发展的饱和状态，咱们现在奋起直追，但我认为，中国其实可以放慢一点追赶的脚步，不要太猛烈地现代化，我们退后一步也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
现代主义文化追求一种向后看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态平衡，但中国有中国的现实，中国有一个巨大的人口基数，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或国情，所以有些追求是不切合实际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都发展得非常平衡的国家，只有极少数国家有可能做到，如丹麦、荷兰、挪威等北欧国家。它们人口少、资源丰富，人均绿地、空气占有量多，几乎人人住别墅，但目前在中国，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中国还有少部分人没有脱贫。我们毕竟还要追求一种人均的、共同的富裕。
我们的职能部门不要只拿或主要拿GDP这样指标性的东西来衡量一个社会、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经济发达的程度，是否应把生态和环境等因素的考核先行提出来，是否可以把治理所耗费的成本伊始就考虑进去？我觉得这很有必要。我们人类总是在做一些无效的返功式劳动：咱们先把一些事情做透，然后再花很多的精力，来弥补由于过度发展而带来的后果，这样的做法是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对一些官员的考核绝不能只以GDP来衡量，不能以盖了几栋大楼、做几个园区广场之类的形象性工程来衡量，这是不可取的。中国要取得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双重平衡，像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些重大的命题显得尤为重要。
二、西方人维持人文生态平衡的方式
1．内世界的重要性
人有内外两个世界，一个是外部的大宇宙，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非常重要。生态平衡也就是人、社会以及自然之间的一种平衡，追求的是人类不致于过份地攫取自然，营造的是人、社会、自然之间一种互相利用、相互索取的和谐的平衡关系。人还有一个小宇宙，是内部需要的一种平衡。大宇宙和小宇宙，即内世界和外世界如何平衡，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非常重要。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对外世界肯定要鼓励一种竞争、冒险、积极、进取的精神，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这种精神，人的内外平衡就会被打破，所以我一直主张人还要经常回到内世界。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可能是敏感的、纤弱的、回忆的、怀旧的、梦想的……它的节奏、情调跟白天的世界、跟外在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在这个世界里人才能达到心态的平衡。
2．西方的宗教传统
西方近现代以来，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之后，人们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出现有的人曾经预言的“世界末日审判”那样的黑暗景象。当然，也有一些艺术家会发疯、发狂，甚至自杀，比如叶赛宁、凡高、马雅可夫斯基等。他们作为人类的先进份子，外在世界对他们的异化、他们对生态和心态的不平衡的感知，比常人要敏感得多，为此他们比常人承载了更多的痛苦，他们是我们人类先知式的、受难式的、耶稣式的这样一种人。
除了这一特殊的人群之外，西方世界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精神失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有一个宗教的平衡器。正因为西方有一个宗教信仰的传统，所以他们才能够得以度过这种精神危机，这也是他们度过物质和精神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如他们在劳动之余，或者在劳动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虔诚地祷告上帝，这就是一种新教伦理，意指上帝在注视着我，我要勤勤恳恳地劳动，我要慰藉自己，对自己的慰藉也是对上帝恩爱、关怀的一种回报。这可以从法国画家米勒的《晚祷》中看到：在劳动的间隙，远远地好像有教堂的钟声传来，男子、女子的神态很宽容、安详。不管外界有多劳累和辛苦，但是内心有精神上的支撑。虽然西方现代性的进程也很残酷，如有“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等，但是西方文化它在不断地自我调整，总的来说，它们的可持续性发展已经走出了现代性的危机。
3．西方的其他宗教形式
西方还有一些思想也很重要，如对大自然的敬畏——神性的大自然，这也是宗教情怀一种很重要的体现。比如像黑塞、海德格尔这样的浪漫派诗哲，以一种行吟式的方式看待大自然，如德国的黑森林，还有波德莱尔的《契合》，讲的是人的心灵感官对大自然那种非常神秘的对应和沟通，他们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心灵安宁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其实是把大自然神化了。对此，西方艺术史上有一种“移情”的说法，就是把感情转移到外部世界去。还有西方的“泛神论”，就是人跟大自然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沟通，人在大自然而不是在现代都市的繁杂生活之中获得心灵的安宁。
4．文学艺术对科学的反思
西方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但是有很多文学艺术却在对科学进行反思，这个传统也是他们的精神能够获得独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西方的电影，如《黑客帝国》、《楚门的世界》、《西蒙妮》，等等，都贯穿着一条线索：对科学技术以及现代的数字技术、模拟仿真技术发达之后，给人们带来的异化、给我们的自然和心灵可能带来的伤害进行反思。他们这种反思的思想跟法国后现代哲学家鲍德里亚的“仿像”的哲学反思是相当一致的，或者是受到了他的启发。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文化建设的态势。
三、中国人如何维护其人文生态
1．中国的宗教形式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宗教观念不强。儒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它已经变成了经世治国、侧重于个人修养和人际关系这方面的东西了，它把宗教具有的神秘给取消了，孔子说“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说太实际了。道家对中国人的影响更微弱，道家在中国强大的儒家文化背景之下，一向都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当然，道家“天地与我为一”的意境，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不小，中国的艺术渗透了不少道家的思维方式，但对整个中国国民的影响，从宗教情怀方面而言，道家并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历来都比较务实，不善玄虚，佛教传过来之后，咱们把它本土化了，所谓本土化就是指从佛到禅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仪式了。中国有一种很强大的文化同化力，能够把佛教世俗化，变成一种不立文字的禅宗。但我认为必要的仪式是宗教很重要的内容，做仪式就有一种让人与世界暂时隔离开来的神圣，从而让人成为一个自我完善着的人。5月19日那场为地震死难者全国默哀的仪式就有这样的功效！
不用否认，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进程晚于西方，我们很多现代化建设的模式，从科学技术到理念，一定程度上都是在学习西方。当然，也可以说是把西方的东西本土化，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这在心理学上叫“顺应”和“同化”：就是我们在学西方，向现代化进军的时候，一方面是要把它的东西拿过来，就是“顺应”它；另一方面我们在拿的时候还要“同化”它，也就是要本土化。更具体的，我们可以联想到蔡元培先生在20世纪之初时提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口号：“以美育代宗教”。因为当时他觉得中国人缺乏宗教精神，没有特别的敬畏，但他又认为没有必要把西方的宗教原原本本地拿过来。蔡元培先生要弘扬美育，是因为他认为美育起到的功能也能使人的心灵安定，从而使内宇宙与外宇宙之间达到平衡。蔡元培先生的这种选择，显然是很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
2．艺术的大众化传播
社会的文化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形：最底层的是物质文明——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再上一层是制度文明——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制度；更上一层是社会科学——是直接研究社会发展状况的学科；再往上是一些比较玄虚的远离社会基础的特殊的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我认为最为特殊和重要的是宗教和艺术。这两者的变动比较缓慢，即使在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要改变一个民族的宗教观念和艺术趣味等，相对而言，比较困难。
无论是艺术教育，还是人文教育，一方面我们要注重对下一代的培养，一方面我们要转变艺术教育的观念，不要以为接受艺术教育都要到展览馆去、都要去听古典音乐、看高雅艺术。其实现代艺术的概念在不断地泛化，以至于日常生活化。今天，艺术在通过一些新的传播媒介进入生活，比如电影、电视、网络、设计、广告这些大众文化，它也有一些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有品位的东西，而有的东西还非得通过某些大众传播模式来传播，才更有可能发挥它的人文意义和认同价值。
比如一些电视剧，它不一定很高雅，是一种大众文化类型，但是它的收视率非常高，也是人们乐于接受的一个途径，它当然能够达到弘扬人文思想、传播文化的目的。虽然它的人文品格、艺术浓度可能不是很高。有些电视剧非常抒情、怀旧，看了之后也能让人获得心理上的一些平衡。再比如像《集结号》这样的电影作品，无论是知识份子、政府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公认不错。我觉得这部电影它首先是一个大众文化产品，大家喜闻乐见，故事讲得也比较圆满，人物的形象塑造得也比较丰满，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但这部电影最大的成功，就是起到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够宣泄情感、抚慰心灵的功效。所以，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不一定非得去感受非常高雅的艺术，看一场类似的电影也行。
结语
纵观人类的发展进程，宗教和艺术是支撑人类文明很重要的两个维度，也是人类的心灵获得宁静和平衡的两大要因。现代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人类要维持心态平衡能离开宗教和艺术两大基石吗？鉴于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此倡导以美育代替宗教，加强人文艺术素质精神教育，庶几同样也能起到平衡人文生态的重要作用。
（原载《绿叶》2008年第5期，本文采访、责任编辑谭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