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大师级人物，王国维和陈寅恪在建设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提倡学术自由和坚持学者独立人格、倡导科学研究精神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大致而言，王国维主要起了奠基和开创之作用，而陈寅恪则进一步给予发扬光大并在王国维去世后的漫长岁月中一直坚持他和王国维提倡的学术理念和治学原则。本文将对上述内容进行简要论述，并试图分析他们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的前后呼应和某些微妙差异。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西方近现代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对传统中国学术体系产生了重大冲击，王国维把这种冲击理解为又一次受动性文化接受过程。所谓"受动"者，就是基本上只能被动地接受而缺少主动地选择和改造。而且，鉴于当时中国学术的现状，王国维甚至以为"即谓之未尝受动，亦无不可也"① 正是王国维的清醒认识，使他成为较早意识到与其被动接受西方、不如主动地对传统学术研究理念和范式进行反思并借鉴和吸收西方学术思想的学者之一。陈寅恪则到20世纪30年代还认同王国维的看法，坚持认为那时的中国学术界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社会科学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之情况，非乞灵于外人之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求讨论之资。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士而优则学，学而优则士，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② 至于原因，他们不约而同地归因于国人的急功近利态度，从小处看是误把学术当作获取个人名利的工具，从大处看则是导致在引进西方学术时普遍采取的短视行为。
为此，王国维在对中西学术传统进行认真考察后认为，学术研究最重要之原则，在于坚持学术独立和追求学术自由，他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以避免学术研究沦为谋求政治利益或追求其他世俗功利目的之工具："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③。由于受西方文化影响，王国维较早意识到坚持学术自由的必要和意义。在1906年所写之《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文中，他就指出："今日之时代己进入研究自由之时代"。相对于王国维，陈寅恪由于长期在欧美留学，对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在为王国维逝世所撰写纪念碑文中概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十字方针，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学人一致认可的治学原则。上个世纪50年代初，陈寅恪又在他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再次重申这一原则："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这一由王国维和陈寅恪等一代学人提出并坚守的治学基本原则，应该被认为主要是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而产生，因为古代中国的学术传统，没有提供此类思想资源。
具体而言，王国维和陈寅恪所提倡的治学原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内容：
第一、谋求建立现代学术分类体系，强调各个学科均有自己的独立性，不应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或工具。在西方，文学、哲学等曾长期沦为神学的婢女，是教皇维系统治的有力工具，直至文艺复兴后才开始有所转变。而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等，更一直是服务于王权政治的工具，为此，王国维和陈寅恪等一面进行现代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建构工作，一面呼唤学术研究的无功利性或者说"无用之用"，极力避免与世俗功利目的挂钩。自然，他们不是看不到学术研究的社会应用价值，而是反对过于追求学术研究的实用性。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深刻在于，他们并非不关注民族命运和文化兴亡，而是试图从根本上寻找救国救民的精神之药，而非简单地拾取西方某些现成的观点来济人济世，因为这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为此就要求在学术研究中抛弃实用态度，以"为学术而学术"的目的治学，这种纯粹的治学方法从根本上却是符合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也是需要极坚强之意志才可以坚持走下去的正确道路。
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他们对于哲学学科的重视。20世纪初，张之洞奉命起草《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把哲学排除于大学开设课程之外，引起王国维的极度不满，为此专门撰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对当时位高权重的张之洞进行批判。针对张之洞在经学科和文学科大学中不设哲学课程的重大失误，王国维先是摆出张之洞可能提出的三个理由（一是认为哲学是有害之学，二是认为哲学是无用之学，三是认为外来哲学与中国学术不能相容），然后分别给予批驳。王国维认为，研究哲学不会导致社会动荡或直接引发政治革命，因为哲学之所以有价值，正在于它的超出纯功利之价值，在于它的无用之用。至于说要发扬光大中国哲学，也必须先研究外来哲学学说，从比较中加深理解各自价值。王国维坚信未来能够发扬广大中国学术者，一定是兼通世界学术之人。由此哲学学科不但不能废除，而且应该给予足够重视。与王国维相同，陈寅恪也一直对哲学极为重视，他曾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所学大都为自然科学和法律等实用类学科痛心疾首，他留学美国时曾和吴宓等一起拜美国学者白壁德为师，研究其人文主义学说，并对西方哲学有精深研究，同时反过来对中国古代哲学及其当时的研究现状有独到见解。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卷所写之审查报告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评价：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ς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 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④
时至今日，可以说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见解并未过时，国人对哲学学科依然极为轻视，例证之一就是很多著名大学的哲学学科因报考人数极少而不得不停止招生。例证之二就是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后，至今未有真正的可以"接着讲"的哲学专著问世。
在这方面稍有遗憾的是，两位大师虽然极为重视哲学，却都没有完全致力于哲学学科研究。在王国维是由于他对自己从事哲学之长处和短处的清醒认识。他在《静庵文集》自序二中说：自己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之说大抵"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都是他所喜爱的，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论理学上之快乐争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是他遇到的最大苦恼。王国维认为自己如果想成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智力苦寡，如果想成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做诗人还是哲学家，他"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而最终他还是以一个"最痛苦的学者"名世。至于陈寅恪，则大概从其开始治学就没有想到成为哲学家而是想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最为突出的成就也是在历史领域，但如果他从事哲学研究，谁又能说他不能成功呢？因为仅仅从他为冯友兰著作所撰写的两个审查报告中，就已经发见他对中外哲学确有全面而深刻的把握。
第二、始终坚持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认为二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只有承认学术独立，承认各个学科均有自己的独立存在价值，才能有思想的自由；反过来只有思想自由，才能坚持学术独立，不为任何外来因素左右。再进一步，所谓思想自由，其前提就是出版发表的自由和坚持自己见解的自由，就是允许不同学派自由竞争的自由。相比而言，在字面的表述上，王国维多强调学术的独立性，而陈寅恪更多呼吁思想自由。原因大致在于，在王国维的时代，学术独立首先体现在现代学科的建立方面，体现在对哲学等人文学科的重视方面。而到陈寅恪时期以及今天，则强调思想自由更为迫切，因为学人所承受的外在压力更大，学者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更为复杂。鉴于这方面学术界已有很多论述，此处不赘。⑤
